如何抵御异端？论神学教义的重要性

一，

近来，韩国异端向中国各教会进行渗透和干扰，让教会信众措手不及，虽然没有失去“领地”，但已有一部分信众被其劫掠，成为他们的骨干成员。当前，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广大基督徒的警惕，一些基督教杂志、网站与公众号也为此撰写文章对韩国异端进行了猛烈的揭露和剖析，相信那些韩国异端分子见此一定会有所收敛，但绝不会就此罢休，随时都会卷土重来。

其实，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两千多年前，主基督就在橄榄山上告诫过门徒：“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太24:4-5）” 

基督这一预言性的警语，虽始终在基督教两千多年的历史上空回荡不已，但这种现象却是一直存在、甚至绵延不绝。其实，异端是对正端而言的——就是在基督信仰的神学观点上与正统理论相悖的一种观点和理念。异端不是现在就存在的，而是始终与基督教的发展和壮大相伴相随、如影随形的。

早期罗马教会对正统教义的确定必须由教皇批准，凡是违背教皇批准的教义都被斥为异端。如诺斯替派、马西昂派、孟他努派、阿里乌派、阿波利拿里派、一性论派、聂斯托利派、贝拉基主义、多纳图派等等。到了中世纪，异端的概念已不仅限于教义方面的错谬，扩展到包括基督徒生活和操持方面的异端派别。如一意论派、保罗派、鲍格尔米勒派、阿尔比派、韦尔多派、鞭笞派、罗拉德派、胡斯派、旧礼仪派、杜霍波尔派、再洗礼派、苏西尼派、一位论派等。

到了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时期，随着基督新教的崛起，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的权威被冲击，对异端的概念便发生动摇，政教合一的局面相继被打破，基督教各派教会的世俗权力逐渐削弱甚至丧失，排斥和打击异端的强制作用也即刻消失。

也就是说，教会历史上古代和中世纪对异端概念的确认标准，是以权力为中心的。哪个教派占统治地位，哪个教派就会将与本教派相悖的神学观点斥为异端，不仅排斥和打击而且利用权力进行惩罚和镇压。这样，在教会历史上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今天的异端一但掌权就成为正统，另一方的正统又一下子成为异端。无论哪一方一但被宣布为异端，就会遭到排斥打击乃至被放逐和刑罚。但究竟谁是真正的异端，都是各有辩词，乃至也都有《圣经》依据。

我们今天尊崇的改教家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在当时都是被打入异端而遭遇教会追杀的。就这个角度来看，异端的起落有一种与俗世“胜者王侯败者寇”的规律很相似。也由于这样，一些异端借用这一历史现象蛊惑人心，极力为自己巧妙辩证。

历史到了今天，教会变得不是简单了，而是更为复杂了。各类神学观念层出不穷，对《圣经》的理解也都自认为是正确的，凡是与自己观念不同的都认为对方属于异端。所以，辨识异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一个是容易将异端扩大化，把对神学认识上的差异打入异端；一个是忽略异端对教会的侵害，对出现的异端视而不见。

对普通信徒来说，由于教会现状的复杂性和世俗各种思潮的侵入，对神学知识和认识上的肤浅，即使异端就在面前也是难以辨识清楚的。实际上，即使教会的牧者和领袖及神学家对有些异端辨识起来，也需要花费很大的时间和力气才有可能辨识清楚。因此，只有到了异端活动临近顶峰时或崭露头角时，我们才有所反应、才会进入反击。

也就是说，我们对异端的辨识与反击是被动性的，缺乏一种防御和免疫的能力。这是因为，在中国教会存在适宜异端生长的土壤，异端的种籽只要撒向教会，就一定会有信徒被迷惑和接受，成为异端的俘虏。

二，

第一个是因为教会世俗化倾向越来越严重，造成教会无暇在“属灵”方面有所成就，教会的合一逐渐淡化乃至愈加分散愈加封闭。

现在的人类舞台，一面是科技的跨越性进步与人类的互撕，一面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性的异化和腐败，这些给教会和基督徒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坚守信仰或者追随基督，某种程度已经成为嘴上的鲜花和华丽的口号，教会管理上的松散、监督机制的缺乏、教会领袖的腐化与教会信徒的彼此不相往来，如同大地上的一片散沙，难以看到基督徒爱心的凝聚。至于各教会之间的关系，教会与教会之间的不相往来、各自为政，“各自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现象由来已久，已成为阻碍教会发展的绊脚石。

远的不说，笔者所在教会是省内最大最知名、拥有百年历史的教会，现在分裂两年多了却依然没有合一，既无上面的干预，也无任何人出面调解解决。这对其他教会来说，仿佛是局外之人，没有哪个教会牧师或者领袖从中进行主内斡旋。什么一信一主一洗，什么圣徒相通，都只是嘴上说的，与思想意识、灵魂重塑、再造生命，一点边都不沾。因教会分裂相争，被绊倒的信徒不是以百计而是以千计万计。这给教会带来的损害绝不比外来异端带来的损害减少多少。教牧之间的争权夺利、嫉妒纷争、自以为义等世俗团体中有的现象，教会从来都不缺乏。从这一点来观察我们的信仰，显然与主基督的教诲相差甚远。在这样的教会过信仰生活，对异端的免疫力自然难以提升。

基督信仰本是属灵层面的，但多少年来，教会重视的不是属灵层面，而是物质层面。将一切精力都用来设法增加信徒人数，绞尽脑汁让信徒掏钱建造教堂。建堂拉人成为教会发展的主旋律。对基督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与自己所信的越来越远，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这些都是世俗化倾向影响的结果。

第二个是教会在发展中出现的迷信化色彩，让信众在信仰上走进误区。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信徒的那些见证，百分之八十以上都与驱鬼治病有关，好像每个基督徒都被神赐予了这一能力。即便是教会拉人，也常以“只要信主，向主祷告，什么病都能好，什么困难都能解决”，这与中国民间的鬼神信仰几乎类同。叫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基督徒在讲台上的见证，凡是疾病好转的都是祷告得来的，都是主的医治。但这边刚做完见证，那边就传来病人死去的信息。

其实，发生这些怪现象的原因，就是根本没明白耶稣基督驱鬼治病的真正意义，对圣经真理的认识是模糊的。有一位老姊妹，一个大字不识，但只要拿起《圣经》就能读，没有不认识的字，对《圣经》以外的书籍报纸上的字，她一概不认识。这种怪异的事情估计只有特别迷信或者特别相信特异功能的人才会相信，但事实是，就连我身边的老伴都对这种事特别相信。当我问老伴，这件事经过科学部门验证了吗？老伴居然用《圣经》的话反驳我，认为只要信，大山都能移动。可见，信徒对圣经的理解和扭曲有多么的严重。这种现象，说穿了就是把圣经真理与中国鬼神文化融合到了一块，把偶像崇拜与真神混淆一体，让基督信仰蒙上了一层神秘莫测的迷信色彩。虽然不能将此打入异端行列，但这正是异端渴望得到的肥沃土壤。

第三个是信众接受的讲道信息都是碎片化的，让信徒压根就没能真正的认识基督，认识圣经真理。这一点与牧者的讲道有关。牧者的讲道缺少统一的构想和系统的阐述，尤其对基本的基督教要义不予涉及。牧师的讲章几乎成了一种模式，而且都是千部一腔，先引用经文，然后按照经文分解出几个副题，再夹杂进一些生活事例，插入几个圣经里的名句，就是一篇讲章了。不深不浅的一篇讲章，无痛无痒，即使牧者再会煽情，也难以深入信徒的灵魂之中。由此，促成信众所接受的真理都是碎片化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于基督教的一般教义几乎茫然不知。什么“神论”“基督论”“救恩论”“三位一体论”“启示论”“圣灵论”等教义性常识，没有哪个基督徒能够说清楚的，因为也没有哪个牧师系统地阐释过。如此这般，不要说被异端侵袭，如果有邪教过来拉拢信徒，都一定会有人被笼络出去的。故此，也建议我们尊敬的牧师读一下十九世纪的讲道“王子”司布真的讲章，建国初期倪柝声、林献羔牧师及现在福州教会林刚长老的讲章，从中借鉴，一定会有收获的。

这三大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缺乏基本的神学教义常识，并没有弄清楚我们到底信的是谁，更是缺乏基督信仰上的辨识能力。所以，教会在世俗化倾向和迷信色彩的氤氲里，岂能对异端辨识清楚？

解决这一难题，唯有加大力度普及基本的神学常识，让教会与神学院成为一体，形成合力，培养出一大批懂神学的基督徒。不仅神学院要增加招生数量，并且神学院的教师必须与教会进行深入接触，走出神学院进入教会普及神学常识，建造一座抵御异端的坚实堡垒。

三，

最近阅读了美籍古巴裔基督教神学家胡斯托·冈察雷斯的《基督教思想史》一书，他在书的再版序言里，说过这么一段话：“教义构成基督教思想的一部分，它是思想的产物，又成为后来的基督教思想发展的出发点。教义是在一种对抗某些主张或学说的捍卫那一时期的中心信仰免遭侵袭的灵性生活中，根据既定的崇拜仪式和习俗，经过长期的神学思考锻铸而成的。”这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秉持的基督信仰上的教义，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历代圣徒在护教卫道的争辩中结出的硕果，这些硕果都是来自于《圣经》。因此，我们有必要把这些教义承袭过来，以神的真理束腰，让异端泯灭在真理的光中。

对基督徒来说，在这个充满挑战，愈加复杂多变的世界里，是坚守自己的信仰，逆流而上，还是迎合世俗与撒旦握手？这一抉择，关系到教会的前途和未来，一个是名存实亡，一个是名副其实。

事实上，已经有教会是有其名无其实的，早就抛弃基督信仰异化变质了。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真实，不能回避，不能糊涂模糊，不能视而不见。韩国异端的侵袭搅扰，这不是坏事，可以叫我们更加认清自己，认识自己对神的亏欠。很多时候，我们对主的热情不仅有余，而且澎湃激烈。但是，不能不承认我们对主的确信是微不足道的，并没有像马可福音记载的那个血漏女人那样，真正触摸到了基督耶稣的衣裳。

其实，韩国异端的有些特征，我们稍加辨识就能识破。如《天风》杂志披露的万民教的“传唤说”，既教主李载禄按着需要，像社长传唤职员那样，随时让亚伯拉罕等一切先知与主的门徒来到他的面前。这种说法，我们不用查考圣经就可以断定这纯系胡说八道。再比如，“新天地”的教主李万熙自称是“唯一拥有神的话语的人，只有通过我们才能得救恩，耶稣再临时通过我们的教会才能完成”，就是这些较为肤浅的“教义骗局”，我们有时都难以识破。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基督徒虽有人数之众，却缺少有辨识能力的信徒。从中却证明，信徒人数再多也不能说明这是教会的复兴。教会复兴与否，主要的检验标准应该是看“基督精兵”的数量，不能扩而展之，更不能看教堂的多少。就此，我们已经到了必须重视对信众“神学教义”牧养的时候了。

在网络上搜索，可以看到所谓神学，因其源于圣经也叫圣经学。最早的神学，当属《圣经》中保罗的十三封书信了。保罗以基督的教诲来解读天地奥秘与人生百态，这便成了神学的基础。五世纪教父安东尼奥用圣经来补充他自己的元素论，进一步为神学奠定了基础。中世纪，神学家只是对基督教的圣经和信条加以阐述，或者对文献与经籍的一些段落进行注释。到了十一世纪，神学命题开始以命题的形式提出，回答这些问题时，可将正反两面的理由列举出来，得出结论。这种方法被称为辩证法。而辩证法成为经院哲学的基础，渐渐也成为神学理论的基础。而教授神学的学校即为神学院。最早的神学院是现在的巴黎大学，其后是罗马大学。罗马大学是当时罗马教廷名下的第一神学院，十三至十五世纪的枢机主教多数都是从这里毕业的。

但是，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崛起的改教家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领袖，对神学教义极为重视，当然，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有迫不得已的一面。为了宣讲自己的神学观点，始终将教义与圣经一起向信众传输，而且在与天主教神学家争辩的过程中把自己碎片似的神学观念逐渐系统化，从改教初始运用的教理问答小册子到大部头的神学著述，确立了加尔文的改革宗和马丁路德的信义宗。

在当前异端和邪教以及世俗各类思潮的汹涌泛滥之际，效法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在改教时期的作法，将普及神学教义作为重点，让神学成为每个基督徒必须具备的“铠甲”，以抵御国内外的异端，不失为是一种值得借鉴的好办法。如此，让神学院的课堂走进教会，这不是改革，是在多变复杂的新时代坚守基督信仰的一种举措，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文化建设是积极向上的，是有利而无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