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传统神学的生态伦理

环境问题逐渐严重的今天，各领域的人都在反思造成今天环境危机的问题所在，并付诸实践，国际减排组织相继签署协议，制定减排目标；自然科学更是加紧研究恢复自然生态的技术，伦理学在重塑人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环保卫士们更是亲自潜入海底，将那些塑料袋打捞上岸。虽然基督教的生态神学，在西方已经颇有成就，但是在国内，并不见什么踪迹和影响，甚至连微小的声音都没有。

国内基督教对生态神学的集体忽略，源于他们他们所持的传统神学。他们所持的神学基本是分别为圣的神学，关注的方向在于彼岸的救赎，这种救赎必须以与世界分离为代价，因此，他们关注的中心放在怎么脱离世界，而不是对世界的责任。

这种神学的生态逻辑，则是建基于原罪之上的中世纪神学之延续，这种延续从神学到近代科学一脉相承。

圣经在创世纪开头说神创造世界，并把人放在世界管理者的角度，但是，随着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罪也就侵入世界，因此这个世界也就不再是当初的状态。

基督教的创世纪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法，也就把世界与其它宗教的泛神论和万物有灵论区分开来。后两者认为神灵蕴含在自然世界中，因此自然是神圣的存在，人们对自然应该敬畏，但是随着基督教一神论的确立，自然的神圣性自然消失，所有的神圣都聚集在上帝身上，自然也就变成一堆创造物，无神圣可言。而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也就处于自然之上，因此人对自然的统辖和奴役，也就是人行使自身占有自然权力的彰显。

而到了上帝用洪水消灭自然世界，让挪亚方舟拯救物种的时候，对挪亚的许诺更是强化了人们对自然高高在上的心态，“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创世记 9:2-3 和合本)”

在这里人成为了自然万物的主人，人与自然之间彻底分开。从人的独立性上来说，正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和对立，使人达到了精神独立的自觉，但是这种自觉的代价却是人对自然的奴役。人可以让自然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人对自然则不必负多少责任。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在其著作《自然的控制》中，评价这段圣经中上帝对挪亚的许诺时说：“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学说的一个突出特征。对于控制自然的思想来说，没有比这更为重要的根源了。”

此外，基督教虽然神学和教义上信奉的是一神论，除了上帝再无别神，但是实践层面则一直受到诺斯替神学的影响。纵观基督教神学的基础——教父神学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诺斯替主义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无论琐罗亚斯德教，还是马克安教派，孟他努主义神学，乃至摩尼教都是早期基督教的敌人，对基督教神学和教义以及教会架构影响深远，基督教神学的成长既与诺斯替主义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又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这种影响的一个显著方面就是对世界的排斥，这是修道主义兴起的背景。

正是对自然世界的排斥，加上上帝对挪亚的许诺，那么人对自然的高高在上的占有权力中，又夹杂着可以为所欲为而后快的逻辑在里面。

奥古斯丁在其著作中，把人的存在放在自然万物之上，在《上帝之城》中，更是能看到其对自然的态度，“我们虽然耳听到‘不可杀生’，但若从这诫命推论说砍伐一棵树也是不道德的，则这是我们不认同的。……我们不赞同这种疯狂的观点。‘不可杀生’这诫命不适用于植物，因为植物本身并没有感觉，这点可同样套用到那些没有理性的动物身上……，因为若与我们相比，动物是没有理性的。因此，按照造物主那公正的安排，动物的生与死都必须供我们使用。”托马斯阿奎那持同样的看法。

而这种观点，到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奠基者培根那里，同样是原汁原味被继承。培根认为基督教和科学虽然道路不同，但是在目的上则是同一的，那就是重新恢复人对自然的主人状态，而这种主人状态就是上帝在创造之初所赋予人的。那么宗教的方式是通过人的忏悔，重新获得上帝的原谅；而自然科学则是通过人的理性，以技术的手段来实现这个占有自然世界的目的，在《新工具》中他写道：“人由于堕落而同时失去了其清白和对创造物的统治。 不过所失去的这两方面在此生中都可能部分地恢复，前者靠宗教和信仰，后者靠技艺和科学。”

显然，基督教和自然科学虽然关系紧张，但是谁又离不开谁，彼此为对方背书，这显示了在西方历史上，基督教与自然科学在对待世界的伦理逻辑上站在同一路线上。

而这种基督教神学的生态逻辑，则一直主导者中国传统基督教的关注视界，让他们无法回应当下的世界生态危机，也就显然无法参与生态环境问题的建设和活动，自然也无从彰显基督徒对当下社会的责任。

面对基督教整个两千年的神学遗产，中国基督教教会需要一个清醒和客观的梳理与反思，这种梳理和反思是当下中国基督教最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