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宣教士卫礼贤传：曾创办青岛礼贤书院，翻译了《易经》等多部经典著作，以文化传播福音

引 言

在历史上前赴后继来到中国的西方宣教士（新教和天主教）不胜枚举，他们背后有不同的教会传统和社会理念，也有不同的个人见解和观念，所以在成千上万的西方宣教士群体里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面貌。

前不久在一个基督徒微信群里看到有弟兄姐妹分享了这样一段话：

“卫礼贤，他是一个宣教士，一个牧师，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他来到了中国，却没有为任何人施洗。我想，他的一生是要受呼召去做文化领域的工作，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翻译《易经》……建构中西方文化交流。他带着福音使命，却做了文化使命的工作。其实，不知道一个宣教士来到中国，却没有施洗一个人是什么感受，后来，他袒露更在意心灵的距离。以前不敢看宣教士的纪录片，每次看都会痛哭流涕，战乱、牺牲、流血、残暴……信仰被传遍是宣教士的血染红的。但是看他的纪录片，内心很平静，仿佛越是害怕一种现象，越要去面对它，认识它，征服它，然后从青铜选手晋级为白银选手。最后，对《易经》有了更多的认识，知道哪些方面我是无能为力的，哪些方面我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拓展了看待问题的格局……”

卫礼贤？还有这样一位宣教士？！而且还比较另类，来华宣教没有给一个人施洗，却做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致力于文化工作，最后。确实，和大名鼎鼎的马礼逊、戴德生、李提摩太、司徒雷登比起来，卫礼贤这个名字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实在太陌生了，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上述那段分享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决定要了解一下这位宣教士的事迹，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卫礼贤这位宣教士在中国文化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誉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的功臣”。

网络上对卫礼贤有这么一段简评：“他办学，给近代青岛带来了新式教育元素；他办医，是青岛红十字会首任会长。同时，卫礼贤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国经典文献，为扭转欧洲人对中国的负面图像、改写德国汉学精神版图做出了贡献，他最终成为20世纪欧洲著名的汉学家、侨易学家。 ”

一、来自德国的宣教士卫礼贤

卫礼贤原名为理查德·威廉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是德国人，1873年10月10日出生于斯图加特——当时是符腾堡王国的首府，他是魏玛差会的传教士。在他10岁时父亲去世，为了摆脱家庭困境，母亲决定让他日后从事新教的牧师职业。在当时接受教会资助，是德国贫困青年进入大学的唯一途径。 1891年，卫礼贤通过了图林根新教神学校的入学补考。 1895年从神学院毕业后，在州教区承担了两个代理牧师工作。

这个时候的德国已经完成统一，并展开第二次工业革命，国力蒸蒸日上，开始对外寻求殖民市场。1897年中国山东发生了“巨野教案”，德国借机军事入侵中国山东胶州湾。在军事占领的同时，德国基督教信义会、天主教会纷纷派出传教士前往德国“飞地”青岛。这时卫礼贤所在的德国-瑞士同善会（AEPM）也发出了征召宣教士的召唤。

在这种背景下，卫礼贤以宣教士的身份被差派到中国。和其他宣教士来中国要给自己取一个中国化的名字一样，卫礼贤这个名字是他来中国后给自己取的。在卫礼贤57年的人生道路中，有 20多个年是在中国度过的。

1899年卫礼贤来到青岛，从此和这座新兴的海滨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足迹。卫礼贤把主要精力用于举办教育和医疗事业，同时也渐渐地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重的兴趣。

二、以新式办学影响中国

卫礼贤在青岛办教育取得的最大成果是创办了青岛礼贤书院。礼贤书院于1901年6月20日正式开学，到第二年10月，礼贤书院已形成一定的办学规模，学生增至5个教学班，在校学生70人。礼贤书院创办之时，正是中国新旧教育的转型时期。宣布“新政”的清政府虽提出“废科举，兴学堂”的主张，但缺乏标准，而卫礼贤创办的礼贤书院无疑成为新式学校教育的样板。

在学校里卫礼贤除了自任监督外，还教授德语课程，并担负解剖学和天文学的教学。 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受到社会好评。 

由于卫礼贤的苦心经营，礼贤书院在全国声名鹊起。到1906年，礼贤书院的生源涉及当时全国的30个省，“清朝的达官贵人纷纷请求允许他们的子女入学……甚至不惜剪掉长辫子，穿上西服。 ”为了表彰卫礼贤做出的贡献， 清廷谕旨赏卫礼贤四品顶戴。

与此同时，卫礼贤和妻子卫美懿（原名萨洛莫）在青岛还兴办女学，创立了“美懿书院”及其“淑范女校”。 在卫礼贤所在的差会看来，“对那些皈依了基督教的中国男子来说，为他们提供般配的妻子对于把中国变成‘福音世界’至关重要。 ”出于这一崇高目的，入校女生被塑造成女布道员、女教师、女医生、女护士等各种社会角色，具有劳动妇女社会新生的文化改造意义，为女生融入社会准备了知识和能力条件。

在中国办学，卫礼贤采取的是中西合璧的教学方式，除了西式的现代教学课程外，还开设有中国文化课程。就这样，渐渐地，卫礼贤和卫美懿夫妇被这个异域、异族、异文化的东方世界给吸引住了。 于是卫礼贤转向中国文化研究，并以德国汉学家的身份留名青史。

三、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我们要知道，在当时大多数西方宣教士的心里多多少少都有一种西方文明优越感，都想以基督教文明改造这个被他们落后愚昧的远东大国。

然而，对卫礼贤来说，他刚到青岛不久，一句汉语也不会说，他很快就意识到在华宣教士注定遭遇福音理想失败的历史命运。因为在这个神奇的东方国度里，根本不可能出现“以基督教战胜孔教”的景况，在卫礼贤的视野里他认为自己接触的是一种“值得尊敬的精神文化”。

所以，对卫礼贤来说，了解中华思想文化的兴趣逐渐超出了宗教事务本身。为了靠近中国人，他自称是山东人，信儒教，并自取汉文姓名——卫礼贤。他的妻子也取了一个中国化的名字：卫美懿。

后来卫礼贤陆续翻译出版了《易经》、《老子》、《庄子》和《列子》等中国经典著作，他还著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与道教》、《中国的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等等，带着欣赏的眼光对中国文化有很多洞见。

在卫礼贤所作的汉学贡献中，最主要的是他在德国出版的德文版《易经》翻译。为了翻译这一儒家经典，他深入掌握了《易经》所具有的中国文化源渊和历史背景，俨然成了一个“中国通”。该译本拥有广泛读者，至今已再版20多次，成为西方公认的权威版本，相继被转译成英、法、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多种文字，传遍整个西方世界，其影响不可估量。

四、延续至今的影响

德国宣教士卫礼贤是20世纪早期西方世界最为重要的汉学家，以宣教士这一身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留给后世的遗产是巨大的。

20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卫礼贤与汉学》（余明锋 / 张振华 编著），该书指出：

“作为20世纪早期最著名的汉学家和传教士，卫礼贤的德译汉典对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本集收录了国内外知名学者在首届青岛德华论坛上所做的关于卫礼贤的报告，这些报告分别从德语文学、汉语神学、思想史和哲学的角度勘察了卫礼贤的思想世界，旨在通过交叉的视角来展示卫礼贤思想光谱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向读者全面展示卫礼贤的思想和生活；另外收录的两篇文章则进一步丰富了这种交叉的视角。”

今年6月20日青岛大学网站刊登了一篇报道《与卫礼贤孙女面对面——《沧海桑田》播映及研讨》。《沧海桑田》这部纪录片讲述了卫礼贤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他是怎样完成多部中国古代经典如《易经》的翻译工作。

报道称，“6月19日下午，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孙女贝蒂娜•威廉女士（Bettina Wilhelm）应外语学院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中心和青岛大学歌德语言中心邀请，与卫礼贤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立新教授、青岛大学德语系系主任綦甲福教授、德语系教师朱轶杰和青岛大学师生一起观看了其拍摄的有关卫礼贤的纪录片《沧海桑田——卫礼贤与易经》。”

这就是卫礼贤的影响和魅力所在，他以自己的行动和学识不仅树立了一块历史的丰碑，还把宣教士的温情和胸怀展示给后人。

结 语

中国著名的新儒家张君劢(1987—1968)在其《世界公民卫礼贤》一文中给提到卫礼贤时这样说：“卫礼贤来到中国时，是一名神学家和传教士，他离开中国时却成为孔子的信徒” ，“他曾对我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作为一介传教士，在中国我没有发展一个教徒。”

这个评价可能会令我们基督徒感到震惊，作为宣教士怎么就没能带人信主呢？但我们不要太快扣帽子贴标签，而是要理解卫礼贤所处的处境和他的想法，就像有人忽略印度错综复杂的宗教文化，而批评特蕾莎修女只注重做慈善而没有“传福音”一样。

正像前面所引述的那段分享所说的，“他的一生是要受呼召去做文化领域的工作，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翻译《易经》……建构中西方文化交流。他带着福音使命，却做了文化使命的工作。”诚哉斯言！

是的，卫礼贤也知道自己没有给人“传教”，他心里可能也有挣扎，他也曾袒露自己“更在意心灵的距离”。但他不是以一个宗教帝国主义者的姿态去看待中华文化，而是以尊重、欣赏的态度去接触和研究中华文化，超越了宗教层面之藩篱，却赢得了更多的尊重。我想，这就是卫礼贤这位另类宣教士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