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基督徒神学介绍

学界习惯提及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以及美国的“黑人神学”、韩国的“民众神学”、菲律宾的“草根神学”。但是提到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很多教会人士常常感慨，中国基督教甚至连一个像样的有特点的神学思想体系名称都没有。海外人士强加给中国教会的“三自神学”，其实中国教会自身并不认同，因为它仅仅凸显了政治性，内涵狭窄。笼统的“中国神学”一词也如“汉语神学”一样，仅仅突出语言或地域色彩是不会具有多大实质性意义的。

然而事实上，有一条发生于中国境内的东方神学路线绵延不息地存在了400年之久却一直被人忽略和漠视，如果我们给它一个名称的话，那就是利玛窦以来借助于基督信仰而重新言说的儒家神学或者耶儒融合的神学：“儒家基督徒神学”（Confucian Christian Theology）。之所以如此命名这条神学思想路线，乃是由于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逐渐把走耶儒融合路线的利玛窦及其影响下出现的一批基督徒习惯性地称为“儒家基督徒”（Confucian Christian）或者类似的名称。

这不是人为地凭空捏造出的一条神学路线，而是事实上已经横亘达四百年之久的反复活跃反复呈现的一条神学思想路线。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这条神学路线的话，则会发现其实从一开始它就蕴含了很多和西方传统主流神学异趣的思想种子。[比如，若无对于普通启示的重视就不会把儒典当回事，而儒典里的上帝信仰内涵却是基本反对西方传统主流神学的原罪论/预定论这两论的。]若单从逻辑上考察，完全可以说它比西方传统主流神学更加顺理成章地具有普世价值并且利于基督徒的悔改，因为它的路径面临着较少的逻辑困境。

下面，我们将比较条理性地介绍一下这条神学思想路线。

一

明末儒家基督徒为何要耶儒融合地谈论神学？

儒家神学这个概念最初在学界是用来指称董仲舒时代的儒家“天人感应”学说以及由此影响而出的“谶纬神学”。相对于先秦原始儒家神学而言，局限于儒家内部的儒家神学在董仲舒时代因为异化掉了原始儒家人格上帝信仰而异化掉了自身。此后儒家主流文化语境里越发忽略上帝的人格性，至宋明理学则以“理”的概念彻底排斥了人格上帝信仰。至明代，利玛窦、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等众多呼吸着儒家空气而接纳基督信仰的儒家基督徒发现了儒学的这一重大问题，他们藉着基督信仰开始追溯先秦原始儒家典籍里的人格上帝信仰。他们耶儒融合的谈论特别是对宋明理学纠偏的谈论使得他们似乎成为儒学的新气象：儒学神学化。深刻的逻辑原因在于，中国儒学文化只有开出新局面新气象才可能为基督信仰提供落脚的文化空间。如果传统学术没有问题则外来的基督信仰的切入就纯属多此一举。一个民族只有存在人格上帝信仰才谈得上神学的存在，儒家先秦的上帝信仰是在明代开始被基督徒重新唤醒的。故而明代是儒家神学的重建起点。自明代以后，谈论“儒家神学”一词就不能局限于儒学或儒家范围内，就不能无视儒家基督徒们对于儒典里上帝观念的重新关注和重新解释。若离开了基督信仰的见证和支撑，儒家神学即使已经唤醒也无法保证不重蹈董仲舒至宋明理学期间对于人格上帝信仰逐渐异化的覆辙。所以，借助于基督信仰而在董仲舒之后第二次构建的儒家神学为了避免再次异化也不得不借助于基督信仰而展开，故而现代意义上的儒家神学必然走向和等于儒家基督徒神学。

二

为何说儒家基督徒神学是已经有四百年历史的反复活跃、反复呈现、绵延至今的一条神学思想路线？

利玛窦等人借助于基督信仰重新唤醒儒家人格上帝信仰并且开启儒家基督徒神学路线后，这条耶儒融合的神学思想路线在清初大部分西方传教士（例如白晋）、晚清一部分西方传教士（代表人物更多）那里得到了两次的继承。而据学者研究，明末利玛窦等人辛苦耕耘播下的福音种子在遭遇康熙禁教后并未在民间灭绝,清政府档案表明天主教在中国内地如广东、福建、四川、江西、山西、陕西、山东、直隶等地的传播从未停止过。[关于此论点可以参考杜懋圻的论文《鸦片战争前的四川基督教》，载《宗教学研究》1992年2期，以及收入《清史论丛》（2005）里的吴伯娅的论文《从新出版的清代档案看天主教传华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所以，今天如果讨论一直未曾中断的中国教会史以及未曾中断的中国基督教神学，就应当追溯到利玛窦。

至民国1922年爆发“非基运动”，促使中国教会领袖们更加自觉地思考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赵紫宸的神学思想里更多地呈现出儒家气息。1949年后特别是1978年至今，耶儒融合的儒家基督徒神学路线，继续呈现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加拿大等地区的华人知识分子圈，甚至美国波士顿神学院的两位老教授也对采访者自称为“儒家基督徒”（Confucian Christian）。最近一百年来，耶儒融合的儒家基督徒神学这条大河流内部浪花朵朵、异彩纷呈，比如：民国本色化神学、台湾新士林哲学、香港融贯神学、加拿大中庸神学、波士顿儒家基督徒神学、金陵儒家基督徒神学、汉字索隐神学等等。汉字索隐神学发源于传教士白晋，目前可以说在中国教会基层信众那里大有市场。

三

儒家基督徒神学的继续拓展和建设有何必要性？

这是很多基督徒的疑问。作为儒耶融合的结晶品的儒家基督徒神学，之所以能够成立并且获得自觉性，其理论支撑点就在于原始儒家的上帝信仰存在着对于耶稣所见证的神圣真理信息的印证。因而，儒家基督徒神学其存在的必要性既在于唤醒华夏民族的敬天传统并且促使其更新置入耶稣对于真天的见证，又在于通过儒耶印证可以矫正西方传统主流神学的不足和偏失，从而使得基督所传达的真理信息更加彰显，并且能够对现代社会的人生有所裨益。

所以，儒家基督徒神学绝非可有可无的古董。它是解决在教会内“拿什么来传”的问题以及对教会外“怎么传”的问题的现实性需要。在此问题上，必须具有如下两个意识，方可以谈论耶儒融合的意义。

第一，必须意识到，虽然1912年至今儒家价值体系一直处于非体制化状态，还曾经处于被批判的境地，长期以来现代儒家的影响力表面看起来很弱，但是，作为中华文化主流传统的儒家精神还深刻地存在于中华民族的骨子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传统文化的复兴已经具有国家层面的自觉性，从“社会主义荣辱观”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上都包含大量传统儒学价值观的现代表达。儒学体系里那些普世有效的良性价值观念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因为没有体制化的儒教而被否定。况且儒学的非体制化也是它在现代自由社会的正常呈现，它若体制化可能问题更多。

第二，必须意识到，西方传统主流神学思想决非没有问题的真理体系，西方人对于上帝信仰的解读决非完全符合圣经的精义。这是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不言而喻的一个认识前提。若没有这个前提意识，基督教中国化必然停留在肤浅的表态和口号上。

作为一个学术体系，从传统的儒家内圣外王视野考察，可以确定儒家基督徒神学的基本学术构成最起码应当包括觉悟神学和政治神学两大板块。在这两方面，当代中国社会都是特别需要有学人展开研究的。

四

儒家基督徒神学是否是中国的一个宗派的神学？

“儒家基督徒”是主张耶儒融合的有信仰的人群。广义上，“儒家基督徒神学”可以被称为非体制存在或超体制存在的“儒家基督教”，因为这条神学路线是有教化主张和信仰主张的，不是纯粹停留在书斋里的学问体系。由于“儒家基督徒”文化路线贯穿了儒家、天主教、新教以及现代非体制存在的基督徒，故儒家基督徒神学不会被束缚在某个宗教或宗派背景内，它更适应现代宗教的非体制化的自由信仰趋势。肇始于近代宗教改革运动的信仰个体化潮流已经使得今日已经再无神学权威可言。故儒家基督徒神学是可能出现的大众神学、自由神学、跨宗教神学里的一种。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成长壮大，儒家基督徒神学还可能获得世界性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并非没有对于儒家基督徒神学的期望。因为儒家人文主义自秦汉后之弊端在于丧失了人格上帝的信仰客体，基督教之弊端从中世纪以来在于主流神学一直压制着人文主义神学思想。或许二者的批判性的融合能够产生彼此互益的画龙点睛之文化效果。事实上，当代西方神学思想早已经开启了批判传统主流神学的序幕，并且已经丰富地具有了类似于儒家基督徒神学的人文主义倾向。在当代基督教的很多灵修辅导类作品里也已经充斥了类似于儒家基督徒神学的鼓舞人心的理念，只是缺少一个系统的神学思想表达而已。这个使命可以由儒家基督徒神学来承担。它是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所必然产生的一个睿智的超区域的精神选择。笔者不认为儒家基督徒神学仅仅属于本地化（或本色化）以及处境化范畴。[今天不应当局限于仅仅从基督神学的本色化/本地化/处境化的角度谈论儒耶关系了，而应当从文化交流全球化和基督信仰普世化的角度观察思考。本色化/本地化/处境化的角度只会把中国文化画地为牢。]

耶儒融合的儒家基督徒路线是在四百年来的耶儒相互对话和相互批判的过程里自然形成的一条清晰的神学路线。利玛窦时期基督徒对于传统儒家批判较多，今天我们展开儒家基督徒路径的时候则更加需要儒家对于基督教传统神学的批判。若无批判性，儒耶融合就会沦入“孔子+耶稣”的简单的混合主义地步。因为有了批判性，今天对于儒家基督徒路线的任何“混合主义”的指责，都可以被视为是盲目的肤浅的诋毁。

目前对此路径开展学术研究的人很多，当然其中不乏赞同儒耶融合的学者或基督徒。给这条神学路线的今日延展以恰当的结论性评议，这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当做的工作，尤其不是致力于拓展此神学路线的人能够跳出身外客观地去做的事情。

儒家基督徒神学的自觉和成熟是信仰非体制化时代的必然产物，因而理论上可能存在无数种儒家基督徒神学，不再可能出现一部神学大全笼罩一个时代的局面。在此信仰非体制化历史潮流正在演绎的今天，任何企图以一己之言妄称代表了基督教会的神学思考的做法都是可笑的和反动的，即使是教会领袖也不能够例外。在儒学方面也是如此的道理。儒学无所不在，而儒教体制化只会束缚儒学的发展。儒家基督徒神学方兴未艾，任何学人都可以凭借内心信仰、逻辑理性、自己所长等来为此学术大厦的更加壮美而添砖加瓦。

五

儒家基督徒神学可以为基督教中国化具体做些什么贡献？

对比曾经发生的佛教中国化指标，现在基督教中国化唯一尚未完成的指标就是儒家化。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一般认为有四大标志：简易化、大众化、入世化、儒家化。基督教传福音的大使命决定了其天然的积极入世性，基督教从耶路撒冷会议到宗教改革，不断出现简易化、大众化的变革。基督教的简易化、大众化、入世化都不是在中国教会史上完成的而且是早已完成的。与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相比，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唯一缺失的环节就是儒家化。所以，今天可以说，基督教儒家化尚未完成也就意味着基督教中国化尚未完成，今天基督教中国化需要努力补齐的唯一方向就是基督教儒家化。追求“内圣外王”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资源可以启发性地帮助基督神学解决基督教中国化所面临的众多难题。“基督教儒家化”不是简单的没有批判性的混合主义，实际上对于耶儒两家它是双向批判。对于基督徒而言，重要的不是在讲章里使用了一下传统儒学的语汇，而在于传统儒学“敬天爱人、尚德有为、积极入世”的文化精神以及其他一些关于上帝观、人性论、灵修学、政治神学等等的文化内涵可以提示我们传统神学思想的问题，从而有助于基督真理的解读和传播，有助于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基督教儒家化”的关注点并非是复古好古的回头看，而是指向现实和未来的传福音事业。“基督教儒家化”决不是基督教被儒家化掉而是耶儒两家在批判性的对话和融合的基础上在追求真理的大方向上的共同更新。从利玛窦以来，“基督教儒家化”事实上和“儒家基督教化”就是不同视角的景象而已。鉴于体制化儒教今天已经不复存在，儒学藉着基督信仰而表现出影响力是可以预期之景象。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中国基督教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根本上已经不再是“怎么传”的问题，而是基督教已经快速传播过程中消化不良的“传什么”的问题。概括而言，根据中国学界的旁观者的见解以及我们自己的观察，大约可以发现中国基督教目前存在着如下的不足，在这些方面儒家基督徒神学路线可以有所作为：

第一，中国基督教的政教关系的波折，折射出中国基督教的政治神学的不足。

意识不到需要把基督信仰和西方文化做一个切割，这是目前中国基督教内大面积存在的流弊。把西方教会的政治神学看成金科玉律必然导致中国基督徒对于中国政治局面的不理解不认可。中国政治既不照搬西方模式又不满足于古典中国的权威模式以及苏俄模式，加之现代信息技术的参与，新模式的探索只能够谨慎进行中。在儒家基督徒神学视野下我们发现，原始儒家政治神学里有一个“仿生政治学”，此种模式是精英政治和民主政治的有机结合。未来政教关系的完全自然的正常化，需要伴随中国各方面全面强势崛起以及中国政治模式的顺畅和成熟来最终实现，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第二，中国基督教教会管理模式的不成熟。

来自西方教会的传统的三种教政模式（主教制、长老制和公理制）不是倾向于脱离信众的专制就是倾向于“牧人跟着肥羊走”的过分民主和世俗化，今天都不合时宜，因为现在是民主意识浓厚的时代，同时也是民主政治弊端日益暴露的时代。

前面我们提及，在儒家基督徒神学视野下我们发现，原始儒家政治神学的理想管理模式“仿生政治学”是精英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一个有机结合，理论上能够弥补二者之弊端而发挥二者之优越性，是人类管理学的值得探索和追求的一个方向。这个政治模式如果推演在教会管理上，可以考虑由“牧师团（或牧人团）、主任牧师、信徒代表会”三大要素构成。信徒无权任命教会的主任牧师，这个任命权掌握在使徒统绪之承继代表者的牧师团（或牧人团）那里，但是当主任牧师的牧养工作不能够令信众满意也即主任牧师在信徒代表里的当年支持率低于最起码的三成或反对票过半的时候，牧师团理应并且必须自动更换主任牧师人选。

这个教会管理模式应当可以有效地应对中国教会的当前两大挑战：自治不力和教会内部分裂。教会管理的光明合理，将促进教会的外向发光，减少教会的腐败现象，提升体制教会向心力，促进牧养精细化，吸引大多数当地信徒参与，而消弭分裂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三，中国基督教最关键的神学思想三论（基督论、人性论、称义论）的仍然西化问题。

当今中国基督教最大的问题在于，包含严重错误的西方传统主流神学尤其是加尔文宗原罪论/预定论神学思想伴随着基督教的快速发展而正在无声无息地毒害中华民族。（详见笔者另外专文五万字《原罪论/预定论批判》）不仅“洋教”形象会妨碍基督真理的传播，而且“洋教”内涵更会毒害中国的信众。中国基督教最关键的神学思想三论（基督论、人性论、称义论），目前虽然比起二十年前有所进步，但是相当程度依然弥漫着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这些西方教会古代近代的缺少辩证思维的神学空气，连带基督教灵修学以及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相处的宗教关系论，都仍然存在问题，特别是在广大基层教会信徒的一些言论里更加可以清晰地看见加尔文宗原罪论/预定论的神学毒素。简而言之，这些神学思想问题所导致的结果可以概括为反智、轻德、懒汉式信仰以及盲目的文化排他论和文化虚无主义。这种局面长期存在、少有人质疑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教会传道人在神学思想上过分推崇教会传统，常常以“正统”之代言人来自我标榜者大有人在，“传统就等于正统、质疑传统就等于动摇了基督教”的观念根深蒂固。因而教会传道人拒绝扩散任何对于教会传统权威的批判和质疑。

对于神学思想上的传统，必须严加推敲，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所传福音信息在精神上是否合乎真理。处于中国文化环境里的我们，当我们看见儒典文献里存在着大量的可以和圣经相呼应却和西方传统神学核心论点相左的道理的时候，再去读圣经，自然就会提醒我们质疑西方传统神学思想。比如儒学传统的人性有善端的思想就会提醒我们，西方教会历史上多人宣讲的“人性全然败坏”的观点并不符合圣经里耶稣基督的“人既有肉体软弱又有里头的光”的人性论。又比如儒典《尚书》里上帝动态判断的思想又提醒我们，西方传统加尔文神学宣讲的“无条件的拣选”明显违背圣经“上帝拣选看人内心”的教导。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主张在精神上与强调“信行合一”的《雅各书》极为呼应，这完全可以帮助教会矫正对于“因信称义”的肤浅误解。由于儒学资源里存在着大量可以和圣经真理呼应的信息，故近些年来儒家基督徒神学在思考普通启示和特殊启示的关系的时候，特别注意到耶稣基督亲口的自我表白并且从中发挥出了一个全新的基督论，那就是“真理见证论的基督论”。

基督说：“我……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约18：37）这个基督论兼顾了基督的宇宙性和耶稣生平的独特性，弥补了丁光训主教所强调的“宇宙基督论”的逻辑漏洞。进而，秉持“真理见证论的基督论”就会很容易解决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相处的宗教关系论问题，中国儒家文化里“和而不同”的宝贵理念提醒我们，只有把眼光投向兼容论。我们认为“真理见证论的基督论”确实堪当人类宗教和谐的兼容论模式，耶稣道成肉身的生平里那个“神圣者的死而复活”事件作为人类历史上独一的严谨的有意宣示性事件，堪当维系人类各大文化传统里真理成分的联结点。此新视角的兼容论模式解决了基督徒在放开文化胸襟的同时何以需要坚守基督信仰的问题，也解决了不同传统文化背景的人们何以需要倾听耶稣信息的问题。

秉持“真理见证论的基督论”，儒家基督徒神学近年来还拓展了一系列的神学新视野。比如：“不同文化传统的联结点”、“生存论论证”、“约拿定律”、“以西结定律”、“悔改决定归算的原罪论”、“良心马太效应”、“归向而称义”、“行义而不自义”等等。这些都对于教会信徒的灵修生活和文化视野具体有益。

以基督教儒家化为精神方向的基督教中国化，特别是神学思想的中国化及其具体展开路线——“儒家基督徒神学”，其存在和展开的最根本理由就在于西方传统主流神学内部具有严重问题和毒害性。故，按照基督教儒家化的精神方向完成基督教中国化，其意义就不会局限于中国范围。它不仅能够落实基督教中国化，使基督信仰真正深刻地扎根于中国大地，它也不仅能够唤醒中华民族从远古《尚书》时代就有的敬天爱人、德谦双修之宝贵精神传统，对于中国传统儒家美德起到保护、巩固、更新、传承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借助于中国强大的文化场而强有力地矫正西方传统神学思想，彰显真理，从而有益于包括中国教会在内的普世教会的信徒灵性生命的健康成长，并且进而在社会政治层面挽救西方文化所造成的全人类的危机。这是从神学维度所展望到的未来中华文化可以贡献于全人类的应有之内涵。中华虽是旧邦，其生命可以藉基督信仰而获得伟大的更新。

（本文始发于《福音与当代中国》第五期，本平台蒙允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