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杨鹏谈神圣性丢失造成儒家困境：中国信仰精神的未来在于回归上帝

据腾讯思享会消息，2014年8月初，弘道书院约请三位儒学思想背景学者，在北京天则研究所围绕“上帝、天道与儒家”这个主题，继续讨论“上帝在中国”这一话题。

6月底，由知名学者、刚卸任壹基金秘书长的杨鹏先生所著新书《“上帝在中国”源流考”》引发，腾讯思享会策动的“上帝在中国”讨论，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在6月25日的北京新书发布会以及7月18日的深圳新书沙龙上，国内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该书给予肯定，并表示从该书中得到发，大家一致谈到上帝信仰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性。

在8月初的“上帝在中国”讨论中，学者杨鹏进行了发言：“神圣性和宗教情怀的丢失造成儒家今天的困境，中国信仰精神的未来在于回归上帝”。

杨鹏讲到，他看过一本儒家杂志里的孔子漫画像，拄着拐棍，很萌很好玩的样子。就问到编辑为什么要把孔子弄的如此萌。编辑说是孔子接地气。但他对此进行了反驳，“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孔子的学问，是‘下学而上达’，最终是要达于‘天’，是渴求‘天’对他的理解和认可的。”

他还说，孔子具有神圣性在于孔子是传天意的人，他背后有“天”。有神圣意志之“天”，才有神圣之传“天命”的圣人。杨鹏认为，“如果一个人与神圣之‘天’、有至高之‘上帝’，他是‘上帝’在人间选择的代言人，他传道的思想就是有神圣性的，是要敬畏的。”

关于伦理和法，他说，“伦理和法的后面如果没有彼岸世界的神圣性，就引不起敬畏，就缺少吸引力和影响力。”他提到了“摩西十诫”，指出了“十诫”的宗教神圣性，还举例讲到，“对百姓来说，一个和尚讲的几句做人道理，与大学伦理学教授讲的几句做人道理相比，恐怕更有力量一些。”

“当儒家逐渐离开‘上帝’，离开‘天’以后，孔子在人们的认识中就逐渐变成一个善良、聪明、智慧、还有点可爱的凡人，一个人味很重的凡人”杨鹏解释说，“孔子知道自己的命运由‘天’而定，孔子一身就遵天行道的，董仲舒也深明这点，但后来儒家的演进过程，是一个脱离孔子和董仲舒的过程。”现在的儒家，多是师从朱熹、王阳明，在形而上层面，朱熹“道”化，王阳明“禅”化，他们都没有“孔化”。“神圣意志之‘天’，至高能动的‘上帝’，从宋明理学中消失了，儒家就从宗教伦理学变成了世俗理论学，超验性、神圣性、宗教性消失了，因此也就没有了心灵影响力。神圣性、宗教情怀的丢失，造成了儒家今天的深层困局。”

对于中国信仰的精神的未来演进，杨鹏讲到台湾，在宗教自由环境下，基督教，佛教和道教各有自己的空间，台湾没有主流宗教。但他认为中国大陆不同，信仰上帝的宗教的发展对中国公共精神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觉得，“中国公共精神的传统，是从‘天’、‘上帝’信仰的传统中来的，是从‘顺帝之则’、‘敬天保民’的传统来的。”“要破除君王对‘上帝’、对‘上天’敬仰的垄断，要从‘上帝’、‘天’信仰的大众化开始，做到人人在精神上皆是天子，人人皆天子，人人皆‘顺帝之则，敬天保人’。”

他最后还讲到，“从世界交流来看，中国未来公共精神发展会受基督教很大影响，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行动，信仰上帝，关爱人间。”“在中国“上帝”信仰基础上，在中国“天人之际”文化基础上，在中国上帝学和天学基础上，整合中国原有天人文化，开放地面对世界各大宗教，面对世界上帝学，面对世界天学，在此基础上发展中华的信仰文化，以上帝之道，以天道为核心的信仰文化。”

其实，对于中国远古时代就已出现上帝的概念，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敬天思想的发现和观点的提出，学者杨鹏并非第一人。如中国人民大学何光沪教授在1999接受采访中谈到宗教与未来中国时，他就讲到，“实际上在中国，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上帝的概念，它是人格化的，又是超越的。这个在商代就有记载，商人说他们的国君死后‘宾于帝’，意思是他死后到上帝那儿去做客了。到周代改称上帝为天，而且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宗教制度和仪式。”他还讲到，“儒教中的崇拜对象被孔子称为天。到了董仲舒那儿，天开始被人格化。到宋明理学就更强调对开而上天、理本身的阐释。不过，从宋明以后，中国的社会和宗教就开始越来越世俗化了。”

2010年的一次学术演讲中，何光沪教授面对哲学系的学生们，仔细谈到从历史中看孔子和儒家的敬天思想。他讲到，“儒家讲的‘天’就是上帝，而且同基督教说的类似，他是有位格、有人格，懂得人间的事情，这样才能主宰人间。如果他不懂人的事情，就不能设想他怎么赏善罚恶。”，“孔夫子心目当中的‘天’其实就是上帝，孔子是有宗教行为的，是有宗教情感的。”

何光沪教授指出，“中国人信上帝，不是崇洋媚外，中国古人就信上帝。”他说，“世界各族各国的文化都是有宗教的，没有一个文明没有宗教，没有一个国家、时代没有宗教，中国怎能另类呢——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宗教兴旺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