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社会学或神学解读？ ——以中国教会为例

我们凭着常识就知道，基督教的核心是它的神学、教会体制和传教。但是，当我们面对中国基督教时却发现，不是教会的牧养和神学的发展和挑战，而是中国基督教的社会影响及其对人权和中国国际关系等问题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媒体中受到过多关注。

这种特殊现象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从西方的地缘政治关怀到中国处境下国家在影响基督教命运方面发挥的异常巨大作用，不一而足。我在此想强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观察和解读中国基督教的不同方式和方法。事实上，这个因素关乎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是如何解读基督教这个大传统的？

宗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从多个角度和视角进行研究。因此，宗教研究的性质是跨学科的。然而，这种复杂的性质也带来了许多挑战。其中一个挑战是，不同的学科可以对同一宗教的同一方面得出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当一个学科的学者开始跨越其边界，进入到其他领域，并宣称他们的结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时，就会出现更多困难。

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神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西方古典基督教国度之研究和评价，有多么不同。

传统上，教会从受迫害的少数群体变为国教的这个历史过程，被教会及其神学家视为伟大的胜利。然而，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是一场悲剧，是对早期教会异像的背叛。在神学界，“基督教社会或国家”的概念受到诸多怀疑或批判，人们的关注点已经从基督徒人口的规模转移到他们的门徒生命的深度，从基督教群体的数量转移到质量。

另一方面，某些社会学家最近对早期基督教的兴趣日益浓厚，他们往往会对教会从少数群体向国家地位过渡做出非常正面的评估。在他们看来，这种基督教的历史变迁几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表明一种宗教如何发展，获得规模和权力，以至于社会和文化主流必须予以重视，甚至包容它。在社会学界，“基督教社会或国家”的概念仍在使用中，数量和影响力仍然是研究的重点和评价的主要基础。

我们不必决定谁是谁非。实际上，只要他们留在各自的领域，两者都是正确的。

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耶稣教导的中心和早期教会的异象，是与世界的紧张、甚至对抗的激进门徒身份。但是这种教导和异像在基督教国度范式中彻底地失去了，这种范式将教会变成了世界的主人，并使其先知性的声音消失了。那么剩下的只是一个在灵命上软弱无力，在社会上合作妥协的教会。

随着基督教国度在西方的崩溃，教会再次发现自己在社会和文化中被边缘化，甚至被流放。越来越多的教会领袖呼吁教会重拾那失落了的早期教会的异象，并归回到在一个不那么友好的世界中作为忠心少数见证人的模式。

另一方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教会从边缘群体到文化和社会主流的这种转变，确实发生过，并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和社会影响。

然而，当社会学家开始越过对基督教的实证和科学研究，并使用社会学方法得出神学结论时，问题就出现了。例如，一些社会学家在他们对早期基督教的研究中往往倾向于主张基督教国度或基督教在社会中主导地位的建立是可以复制的，而且应该在我们这个时代复制，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鼓励教会追求数量上的成长并增强其社会和文化影响力，并把这说成是基督教在世界上唯一的未来前景。

这种主张的误区至少有三个层面。
首先，它与全球及社会的现实不相符。
一方面，曾经的基督教化的西方正在迅速进入所谓的后基督教时代。
另一方面，即使在教会一直在兴起的非西方世界，基督教也不太可能在21世纪成为主导的、可持续的文化和社会力量。

其次，或许更为关键的是，社会学上真实而正确的东西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在圣经或神学上也是如此。在社会学意义上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并不意味着它在神学上是合理而有价值的。一个在社会中拥有强大文化影响力，以及数量上庞大的基督徒多数，可能对教会灵命健康和见证而言并非好消息。这可以通过教会历史和经验证据得到证实。

第三，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来说，基督教化的社会是一个站不住脚的概念，也是一个不幸的现实。然而，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上，基督教化的社会和国家确实存在，并且仍然存在着再次成为社会现实的可能，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情形里面是不可避免的。如前所述，一个社会和历史现实并不意味着它在神学上是值得称道和追求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一个由基督徒多数主导的社会必然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教社会，它对福音价值观的持守不过是表明功夫，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加以歪曲。

当然，当神学家越过自己的领域时，也会产生问题。一些神学家可能如此苛刻地谴责基督教国度，以至于他们完全无视基督教国度在西方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基督教国度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建设性社会和文化后果。即使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些后果也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认可。话虽如此，我不认为神学家的“过犯”太过严重。毕竟，当他们谴责基督教国度及其给教会带来的所有伤害时，他们主要是在向他们自己的圈子--教会讲话。但是，当一些社会学家高度评价基督教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时，似乎他们正在预测教会的去向，并暗示教会将来应该做些什么。在神学上，这可能是非常令人不安和可能带来误导的。

关键是我们要在社会学现实与神学美德和真理之间，划清合适的界线。如果我们不能区分这些，后果可能是立即和严重的。

这在当代对中国基督教的解读中尤为明显。在我看来，一种压倒性的社会学解读，没有通过神学考虑得到充分平衡的情况下，已经促使西方媒体（世俗的也包括基督教的）倾向于过分强调中国基督教的数字增长，以及文化、社会甚至政治影响，牺牲或忽视了教会的神学和牧养趋势。因此，诸如宗教自由和政教关系等问题在有关中国教会的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经常被误认为是中国教会生活中的根本性议程。

更为令人不安的是，一个“基督教化的社会”被认定和鼓吹为为中国教会的目标。

为了校正这种不幸的情况，我们作为中国基督教的解释者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充分考虑到每个学科和视角的优势和局限。在我们解读像当代中国基督教这样复杂的现象时，谦卑之心是必须的。

最后，任何基督教的研究者和解读者，无论他自己的专业领域是什么，都必须对神学有所了解。这样的说法并不过分。毕竟，神学是基督教的核心内容之一。

（本文最初发表于《福音与当代中国》第五期，本平台蒙允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