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平凡的世界》有感：走出体制依赖，建立独立的心思与能力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更替，以及在时代更替中人们的命运故事。他颇辛辣而又入木三分地记录了面对时代剧变下不同人的回应，在爱情、事业、亲情中人们的不同选择。小说描述的人，都是平凡的，这里的“平凡”意味着小说的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小说发生的故事也时刻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身边。这个“平凡”意味着这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部鲜活的时代众生相的记录。

合作社集体经营，大家吃大锅饭的社会模式逐渐不得人心。虽然耕地很多，但由于社员们在集体劳动中磨洋工，积极性降低，因此每年的土地收成并不理想，没有发家致富，反而年年饿肚子。因此，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成为被人们欢迎的模式，从而在七十年代末在全国风靡一时。

由集体制向单干体制转变过程中，虽然大部分人赞同，但也有人反对，这其中就包括孙少安的叔叔孙玉亭。

孙玉亭反对的理由，不是出于对集体公社的热爱，而是出于身份的失落。

孙玉亭高中毕业，本来在外地有一份吃计划粮的工作，但他受不了那个工作的寂寞，任由哥哥劝说也要回家务农。

他家庭成分是贫农，在那个集体体制的时代中，高中毕业的他在村子里风生水起，成为干部，并成为村党支部委员。那些昔日是地主的人家，在他面前也要低头做人。因此现在可以理解，孙玉亭从城市执意要回农村的原因，是他想成为一个中心人物，正如他后来说的一样，村子里每一样事情都离不开他的参与。

当了村干部的孙玉亭，成为农业基建运动的副总指挥，批斗会的主持人和发言人，集体打枣活动的监督者，他生活在村集体生活的舞台中央。

虽然老婆孩子每年忍饥挨饿，虽然自己破衣烂衫，不得不去哥哥孙玉厚家蹭吃蹭喝，蹭棉絮做衣服，蹭烟叶满足自己的烟瘾，在物质上集体并没有给予他多少好处，但孙玉亭不在乎，他在乎的是集体体制给他带来的荣耀身份和聚光灯的感觉。

这就是他维护集体制的动机所在。

孙少安在村里开始实施责任组承包的时候，他第一个去举报自己的亲侄子，结果因为公社的反对，承包责任制的试水失败，侄子差点被批斗甚至坐牢，但这些孙玉亭不在乎。在他看来他成功阻止了资本主义的复辟，保护了集体体制。而实际上，他不过是保住了这个除了给他荣耀意外一无所有的体制而已。

然而，承包制的大浪不是孙玉亭能阻挡的，全国承包制成为一种普遍运动时，孙玉亭虽然有心阻止，但已经无力回天了。他和其他人一样，也分得自己的土地，这意味着昔日不劳动也不至于挨饿，甚至还可以蹭蹭公社领导的食堂吃碗大肉的孙玉亭，从此要自己流汗自己刨食了。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孙玉亭一直希望这是个梦，一直希望这不过是一股短暂的资本主义复辟运动，因此与别人起早贪黑在自家责任田里劳动不同，他每天必须做的是到小学去看报纸，听广播，希望能看到集体制再恢复的消息，甚至跑到公路边等待公社领导来传达恢复集体制。吃完晚饭，还不由自主地溜达到村小学，直到看到小学校园大门紧锁，乌漆嘛黑一片时，才发觉集体制时代的村委会议和他在主席台中央的批斗会已经没有了，才意识到时代已经改变了。

当孙少安没日没夜地烧砖致富时，孙玉亭的田地依然荒着，妻子也和他一样是集体体制的拥护者，村妇女主任，这样一家都是干部的孙玉亭，在消极等待集体复辟的日子里绝望地度过。

时代变了，社会体制变了，从此之后曾经舞台中央聚光灯之下的身份和感觉没有了。他不再是一个被人仰望的人物，而是个无足轻重，村民看到都懒得打招呼的普通人，甚至因为别人致富解决温饱，而他还生活贫困线上而有点瞧不起他。

孙玉亭的绝望不仅仅是因为身份的失落，还是因为长时间对集体体制的依赖造就的对农业生产的无能。

高中毕业之后去城市工作，回到农村结婚生子，成为了村干部，就没有农业生产的经历和经验。也许在村集体事务和批斗人方面，孙玉亭是专业的，但在种田方面他是无能的。因此，当大家单干之后，他就迅速地从先进分子跌落到落后分子的群体中。

“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地创挖开后，玉亭苦恼起来了。他过去一直领导着大队农田基建队，山里的农活相当生疏。旁的不说，连籽种都下不到地里。点种还可以，一撒种就把握不住，几乎把一大升小麻籽种抛撒得一干二净!

他只好厚着脸去找他哥，求他把一些技术性的农活帮助做一下。

在山里孤单地劳动一天，回家吃完晚饭后，玉亭无法立刻躺到烂席片土炕上去睡觉;他总觉得晚上还应该有些什么事。他把碗一丢，便拖拉起那双烂鞋，丧魂失魄地出了门。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ー下子就走到了大队部。”（《平凡的世界》卷三，第十六章）

这样的时代，不仅仅是孙玉亭这样的小人物，还有田福军的岳父徐国强老人，这个文化不高曾经居于县革委会要职的退休老干部，在这一个时代剧变中，最终只能孤独的在寒风中为自己的黑猫送葬，甚至每天傍晚还要去山沟里，颓废的坐在埋葬猫的地方哭诉半天。他埋葬的是那个属于他的那个时代。

范围主演的电影《耳朵大有福》说的也是同样的故事。铁路工人王抗美提前退休之后，面对社会的竞争，他手足无措，蹬三轮车太累，擦皮鞋又害怕丢了颜面和面对街面的小混混，去做销售又遇到传销，面试民间剧团，却只会唱六十年代革命大合唱，最后走投无路的他，只能在路灯下唱着抗美援朝的革命歌曲而绝望前行。

集体体制养了一大帮人，不论你是否有能力，在集体中都有你的一个位置，集体体制就像个慈祥的不嫌弃孩子的母亲一样。但这样的体制也就像孩子襁褓，造就的是依赖和无能的人生。当这种体制的襁褓保护失去之后，那些被暴露在阳光之下的体制之人无不现了原形。不管你曾经有多么显赫的身份，有多么光鲜的背景，上至高官下至农民村干部，无不在社会中绝望前行，有些人最后变成摇尾乞怜或者靠欺骗忽悠众人为生的骗术行家。

但对于那些有真本事、可吃苦付出的人来说，任由社会变迁，他始终能在社会上游刃有余。在《平凡的世界》中，这样的人物代表是孙少安。作为集体体制生产队长的他把队里的生产安排的井井有条，而自己又是种庄稼的好把式，因此得到人们的从心里的敬重。承包单干之后，他又靠着自己的吃苦耐劳去拉砖，第一次就赚了一千多块钱的巨款，然后开办砖窑，用血汗经营，成为村里的冒尖户，建了三个全村最阔气的砖箍窑洞，后来被冒为冒尖户到县里接受表扬，站在全县的舞台中央。孙少安这样的人，不论是在集体制还是在单干制的社会体制下，他们都能风风火火，受到人们打心里的敬重，那是因为他们不靠身份，不靠钻营，而靠的是真本事和吃苦耐劳的品性。

过去的那个时代养活了一大批量体制而做的人，在体制已经改变的今天，他们大多沦落，正如孙玉亭、徐国强、王抗美一样，他们只能在回忆中聊以自慰，也只能在现世的欺骗中勉强生存。他们早已被社会的后浪拍死在沙滩之上，而只能拖着失魂落魄的肉体爬行。

然而，教会又何尝不是一个体制呢。

那些依赖教会的牧者们，有多少能放弃这种生活而独立面对社会，不论从心理上还是社会技能方面，他们都已经失去了生存的能力。

但那些有真本事的人，能讲道，懂神学，熟悉社会并在有一技之长的牧者，却从来不会为没有教会而忧愁，因为总有一些教会愿意接受一位会讲道的牧者，也总有一个单位愿意接受有一技之长的人。

对于那些只依赖教会却根本不会讲道、也不懂神学的牧者，一旦离开教会，就像不会种地的孙玉亭一样，最终陷入绝境，而可能走入歧途。但是，事实是教会中孙玉亭这样的人却屡见不鲜，大行其道。他们最终只能成为这个社会的寄生者。

耶稣一再否认自己是大卫的后裔，也批判所罗门的荣华，而赞美飞鸟和野地百合，因为它们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活着。耶稣告诫我们的天国，就是一个靠自己努力才能进入的国度，而不是靠着光鲜的外表，和祖先的荫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