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 陈建明:宗教社会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轨迹

 

[内容提要] 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就已经从欧美宗教社会学的译介开始了。30年以来，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研究，无论是对欧美经典的翻译，还是对中国本土宗教的社会学研究，都已经形成了一道可观的学术风景线，成为当代中国宗教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构成。本文对30年宗教社会学在中国的引进和发展，有一大致的综述，希望能够从中总结出中国宗教学、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某些发展规律。

 

关键词：宗教社会学；中国宗教；社会变迁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学界开始对欧美宗教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流派乃至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和评述，也对欧美宗教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进行研究，如苏国勋的《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一书，即对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做了深入而详细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学界逐步注意到对中国宗教进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着手中国宗教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最初准备。到1990年代初，学界开始中国宗教社会学学科体系建立的最初努力，其重要成果当是陈麟书和袁亚愚主编的《宗教社会学通论》。该书对宗教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这些工作，在1980年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正如高师宁教授指出的那样，宗教社会学在中国是“改革开放”后才起步的一个学科。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结果，对中国宗教甚至对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都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为此，我们把1990年以来中国宗教社会学的发展，大致分为如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梳理，以便于人们对中国宗教社会学作为一个专业领域、学科建设的继续发展有一全面认识。

　　

    一、欧美宗教社会学经典的译介

 

    要了解一门从欧美传人的学科，介绍和研究其发源地宗教社会学理论的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对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除对传统经典理论继续关注外，更重要的还有对当代理论的译介和研究。

 

    1996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将《宗教辞典》扩充为《宗教大辞典》，增加有关宗教社会学近50个词条， 2005年，高师宁翻译的《宗教社会学史》出版，该书系统描述了西方宗教社会学，为系统了解西方宗教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般说来，欧美社会学理论肇始于马克斯·韦伯与杜尔凯姆对宗教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前者以对世界各大宗教的比较研究为基础，以宗教对社会发展主要是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为研究主线，尤其以提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的巨大作用的命题而著称。而后者主要关注宗教对社会团结的作用，并且对宗教起源与本质等做了经典性的讨论。

 

    (一)经典论著的当代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学界对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尤其关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韦伯社会学文选》等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1990年中期以后，韦伯的著作继续受到学界的关注，郑乐平编译了《经济·社会·宗教——马克斯·韦伯文选》一书，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林荣远翻译的《经济与社会》(上、下卷)，其中上卷中包括“宗教社会学”一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书被重新翻译出版。此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了《韦伯作品集》(共8本)，其中包括《宗教社会学》、《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均为台湾学者康乐与简慧美翻译，使中国学术界更加全面了解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的理论体系。

 

    其中有代表性的论著是台湾学者顾忠华的《韦伯学说》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两书。前者是对韦伯思想的系统研究，其中包括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后者则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主要观点做了解读。

 

    与此相应，另有许多介绍和讨论韦伯宗教社会学理论的论文发表，可以看出，对韦伯的研究在围绕“新教伦理”命题讨论的同时，学界也开始探究对韦伯宗教社会学思想的整体把握及其方法论等更多的问题。其次，是学术界对杜尔凯姆宗教社会学理论的译介和评述，同样构成了宗教社会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1982年，郑也夫在其硕士论文《评杜尔凯姆和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一文中就介绍了杜尔凯姆的宗教社会学理论。1988年翻译出版的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一书中，也对杜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作了相当深入的介绍和分析。1990年翻译出版的《社会学思想名家》一书，其中对杜尔凯姆的宗教社会学思想有较多的介绍；1992年，芮传明、赵学元翻译出版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另外，1999年，林宗锦、彭守义也翻译出版《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同年，渠东、汲喆翻译出版《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稍后，周秋良等翻译出版了《杜尔凯姆论宗教》一书，书中包括了杜尔凯姆关于宗教研究和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一些重要书评、笔记及论文。

 

    这些译介工作，对杜尔凯姆宗教社会学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同时也为学术界对杜尔凯姆宗教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讨论提供了中文文本。这些研究的论著有，周星《(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的知识社会学命题》、周树华《神圣与凡俗：二分法建构的宗教生活——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宗教起源研究》、朱文斌《杜尔凯姆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比较——原始宗教本质探源与资本主义精神寻根》等。其中，特别是杜尔凯姆关于宗教组织、宗教与社会关系、神圣与世俗二分关系的理论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明显关注。

 

    对德国社会学家G·齐美尔宗教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是值得关注的最新研究，齐美尔作为形式社会学的开创者，对宗教社会学也具有独到的研究。2003年，曹卫东翻译出版了齐美尔的《宗教社会学》一书，该书包括了齐美尔论述宗教社会学的三篇文章和一个附录。同年10月，在该书所含三篇文章的基础上，加上刘小枫10年前组译并作了重新校对的另外两篇文章，题为《现代人与宗教》重新出版。该书可说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齐美尔的宗教社会学思想。

 

    (二)“世俗化”理论的关注 

 

    在古典宗教社会学思想基础上，伴随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宗教状况的变迁，欧美宗教社会学理论也出现了新发展。世俗化理论由此成为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因此，从古典时代起直到现在，世俗化问题或者宗教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都一直是欧美宗教社会学的核心论题之一。

 

    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彼特·贝格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版的《神圣的帷幕》、《天使的传言》完整提出世俗化理论，其中继续了韦伯式的研究，在“祛魅的世界”的基础上再次讨论宗教世俗化问题。他改变了“教会－宗派”为旨趣的“教会的宗教社会学”发展方向，构建了世俗化一多元化一私人化的理论模式。1991年，《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被译为中文出版。2003年，他的另一论著《天使的传言》也出版了中文版。

 

    另外，国内学者也对世俗化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论述。高师宁在《关于世俗化问题》、《世俗化与宗教的未来》中对世俗化的定义、表现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介绍和探讨，另外，在宗教社会学有关世俗化理论的影响之下，也有学界还对当代中国宗教的世俗化特征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如冯丹《社会转型期中国宗教的世俗化倾向》、宫哲兵《武汉市宗教的现状与世俗化特点——当前城市宗教工作田野调查之一》、李向平《社会化，还是世俗化?——中国当代佛教发展的社会学审视》一文，则从传统语境、佛教经典中有关“世俗”的词汇，以及相关的文化、宗教表达模式的分析人手，认为中国社会与中国宗教、佛教的关系，并非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是一种特殊的相互嵌入关系。所以，世俗化概念作为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本非中国宗教与社会矛盾关系的运动结果，自然就难以适用于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的内在关联。至于在有关中国佛教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中，与其使用“世俗化”这一概念，不如提出中国人间佛教的“社会化”命题，以讨论当代中国佛教所具有的社会化可能。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曾经是宗教世俗化提倡者的宗教社会学家彼特·贝格尔，在事隔30年之后，却公开放弃了他早年论述过的世俗化理论，并在全球化的问题意识前提下提出了“去世俗化”理论，以重新解释这30年来美国宗教乃至世界宗教的最新发展。彼特·贝格尔的理论变化，实际上是说明了欧美宗教社会学理论经由世俗化理论而到宗教市场论的一个发展。

 

    (三)“宗教市场论”的译介与讨论

 

    “宗教市场论”还可以被称为宗教研究的宗教经济模式。它的发展，首先就是作为宗教世俗化理论的批判者而得以问世的，所以一旦面世就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量。该理论以“理性人”的假设为逻辑起点，引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依据这种模式，个体行动者的宗教行为可以看作是以计算代价／利益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为基础的宗教消费行为，宗教机构或团体则可以看作是提供宗教产品的企业。于是，宗教的兴衰主要取决于宗教市场内部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市场自由竞争的程度，而与现代化的进程无关。”

 

    宗教市场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当代宗教社会学家斯达克、芬克与本布里奇。从2002年开始，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系的杨凤岗教授开始向中国介绍“宗教市场论”。2004年，“宗教市场论”的代表性论著《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被译为中文出版，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宗教市场论的基本命题和研究方法。2006年，罗德尼·斯达克与威廉姆·希姆斯·本布里奇合著的《宗教的未来》被译为中文出版。在该书中，作者依据宗教市场论理论对宗教的现状和未来走向作了详细描述和分析，指出世俗化与宗教发展成反比的经典世俗化理论值得怀疑，宗教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相当活力。

 

    1993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斯蒂芬·沃讷(Stephen Warner)就宗教市场论首次提出了“新范式”概念，2002年之后，“宗教市场论”则被视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而被介绍到中国宗教学界。宗教市场论理论与方法的译介对于国内宗教学研究方法的讨论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层面，从宗教学、宗教社会学到宗教社会科学，的确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甚至是新的研究范式的输入。

 

    杨凤岗教授提出了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理论”。认为中国宗教存在着红市、灰市与黑市三大市场，正是这三大市场之间的关系，决定和影响了中国宗教的变迁与发展。这实际上既是对斯达克宗教市场理论的一种检验与修正，同时也是宗教社会学在中国宗教学界的一种新发展。卢云峰在区分排他性与非排他性宗教的基础上，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上探讨了“宗教市场论”在华人社会的适用性问题。

 

    二、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关系的研究

 

    1961年，华裔美籍社会学家杨庆堃出版了《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对中国的宗教格局和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功能作了深入阐述，提出“制度宗教”与“分散宗教”概念，指出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存在模式及其与基督教存在形式的不同，从而为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宗教、宗教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拓展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可视为在与欧美宗教社会学理论展开对话的同时，建构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本土方法的最大努力。因此被著名汉学家欧大年教授视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2007年，该书被译为中文出版。这说明，除了对欧美宗教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译介和探讨之外，面对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中国宗教社会学界更加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急速变迁，把握宗教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和互动关系，这无疑已经成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界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既要不断与欧美宗教社会学界进行对话和讨论，同时又要解决当代中国宗教社会学的具体问题。概括地说，这些问题主要就是宗教与社会变迁、宗教组织、宗教与身份认同、宗教的社会服务与慈善事业以及中国宗教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建设等。

 

    (一)宗教与社会变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快速转型期。在此过程中，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突出表现为社会变迁对宗教本身的影响。

 

    对于这个基本问题，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则从中国宗教与社会的实际关系出发，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何光沪主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系统论述了中国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五大制度性宗教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关系、各大宗教随中国历史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显著变化。钱宁的《厄莎·佛祖·耶稣——拉祜族的宗教信仰与社会变迁》对拉祜族不同时期宗教信仰的变迁与其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了论述。刘志军的博士论文《乡村都市化与宗教信仰变迁：山西平陆张家店镇个案研究》探讨了在乡村都市化进程中传统宗教及基督教的兴衰变化及其深层原因和未来走向。梁丽萍的《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论述了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宗教皈依之间的内在关系，讨论了人们最为关心的宗教信仰及其认同的实际问题。王再兴的硕士论文《社会转型与中国基督教——关于南冲地区基督教的田野调查报告》，探讨了虽然中国基督教夹杂了很多民间宗教观念，但是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仍正在实现从多神、拜物、精灵崇拜到一神崇拜、从巫术型向赎罪伦理型、从弥散型向堂会制宗教的转变过程，同时还讨论了所谓的“马大现象”，并从“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发展状况的对比出发，尝试性地对中国基督教未来可能出现的多元组织形式作了一定的预测。

 

    最新出版的《边际的共融——全球地域化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基督教研究》一书，在全球地域化的理论视角下，论述了全球化和地域化双向互动背景下中国城市基督教的制度变迁与认同模式转换等地域化变迁。这可以看作是对基督教地域化的社会学论题做出的最新探讨。

 

    此外新兴宗教的出现和发展，这也是当代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1999年，戴康生主编的《当代新兴宗教》一书出版。2006年，高师宁《新兴宗教初探》一书出版，对新兴宗教的产生与发展、社会变迁与新兴宗教的关系、新兴宗教的社会心理学分析以及如何看待新兴宗教等作了全面论述。

 

    (二)宗教组织的研究

 

    宗教组织是宗教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1991年，由尹今黎、张蕾翻译出版的罗纳德·L·约翰斯通的《社会中的宗教——种宗教社会学》一书，其中就对宗教组织的教会一教派连续体作了详细介绍，同时也介绍了教会一教派类型学的深入发展。稍后，则有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陈麟书、袁亚愚主编的《宗教社会学通论》，戴康生、彭耀主编的《宗教社会学》中“作为社会组织的宗教”一章，对宗教组织作了深入论述，并且回顾了欧美宗教组织类型学研究的基本历程，论述了欧美宗教社会学关于宗教组织基本类型的研究方法，并对西方宗教组织类型学研究作了分析和评述，同时还介绍了国内关于宗教组织研究的基本状况。另有大量论文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宗教组织无疑已成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和研究单位。

 

    (三)宗教与身份认同的研究

 

    对个体而言，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其成为个体身份建构和认同的一个重要维度，而身份认同则是信仰者个体同宗教群体发生关联的重要因素。

 

    当代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以基督徒信仰者的身份认同研究居多，同时也兼顾到其它宗教信徒的身份认同研究。主要研究有：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吴飞《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的信仰和生活》、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方文《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新教群体为例》、张敏《基督徒身份认同——浙江温州案例》、李向平《伦理·身份·认同——中国当代基督教徒的伦理生活》等。

 

    杨凤岗在《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一书中，通过对美国华人基督徒(christian Chinese Americans)的民族志研究，提出了宗教信仰的“多元认同”概念，如美国—华人一基督徒的宗教皈依和认同建构的精妙逻辑。美国华人基督徒既没有放弃族群认同而被动地接受同化，也没有拒绝融合而简单地固守其族群认同，而是同时圆润地建构和重构了美国人认同、华人认同和宗教认同。或者说，美国华人基督徒的认同建构过程，具有将这三种认同叠合在一起，而又不丧失任何一种认同的特征，从而成就其叠合认同(adhesive identities)。实际上，宗教信仰及其是否认同，不仅仅是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它将是宗教与社会关系深入研究的一个必然课题，并会涉及宗教与公民社会、宗教信仰之间的良性互动问题。

 

    (四)宗教的社会服务与慈善事业

 

    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长期以来宗教慈善事业是其参与和影响社会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当代中国宗教社会性的重要体现。宗教界在此层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构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促使宗教得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大认同和中国社会对宗教的基本接纳。

 

    2008年，张士江、魏德东主编出版了《中国宗教公益事业的回顾与展望》一书，该书收录的20余篇论文，主要从宗教的社会层面对中国宗教公益事业的不同方面作了较深入论述。

 

　　这些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宗教之所以有效进入当代中国社会中，宗教的社会服务和宗教界所从事的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功莫大矣。而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不仅仅是证明和表达中国宗教在此层面的功能发挥，更加重要的问题，则是如何能够在此过程中，论述中国宗教与当代社会的积极互动，进入社会生活并逐步把自己建构成为一种社会资源的有效路径。

 

    三、发展中的中国宗教社会学

 

    在对国外宗教社会学理论进行介绍和探讨基础上，中国的宗教社会学学者开始对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本身及其与中国社会的内在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其宗旨无疑是致力于与欧美宗教社会学理论的对话，同时也致力于中国本土的宗教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建构。

 

    (一)中国经验的宗教社会学论著

 

    戴康生、彭耀主编《宗教社会学》与孙尚扬著《宗教社会学》是当代中国宗教社会学领域中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专业论著。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宗教社会学在中国兴起时期的话，那么2000年出版的戴康生主编的《宗教社会学》一书，则可以算是宗教社会学开始与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研究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标志。具体到对中国传统社会与宗教的论述，该书的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宗教宗法性，这是与欧洲传统社会特征的一个重要区别。因此，中国社会各类宗教现象，与宗法制度存在着非常紧密的相互联系。这一特征，决定了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宗教现象，具有独特的多层次性和社会功能。就传统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而言，“王权下的宗教”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王权与教权各自地位及相互关系的准确概括。另外，此书还专论了社会主义社会下的宗教这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作者认为，在社会主义中国，宗教已经并将继续作为社会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而存在下去，对中国社会发挥其独特的功能。

 

    与戴的全面而宏观的论述相比，孙尚扬的《宗教社会学》则以专题论述形式呈现，以独特的研究主题为线索，对宗教社会学这一学科加以通论。

 

    该书是以对宗教社会学中秩序与意义两大主题的探讨为核心而组织全书架构的，作者认为，这两大主题分别由涂尔干的社会静力学方式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动力学理论结构所凸显和建构。

 

    该书还借用了杨庆垄关于制度宗教与扩散宗教的经典区分，认为中国宗教的另一大特征是，制度型宗教的结构性地位与功能上的重要性极不相称，这种不相称的结果是，促使中国宗教缺乏有组织的力量，因而，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缺乏一种结构性的圣俗二元张力。这是中国宗教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形成的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

    这就把中国宗教社会学的问题置于具体的中国历史与社会语境之中，从而使孙著与戴著共同成为了宗教社会学本土理论建构的一个基础。

 

    (二)中国人的“宗教性”研究

 

    2003年，托马斯·卢曼的宗教社会学代表作《无形的宗教：现代社会中的宗教问题》被译为中文出版。托马斯·卢曼的“无形的宗教”概念及其论述，应当是对宗教社会学经典世俗化理论的一大超越。现代社会中的宗教在制度层面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宗教本身的衰落。此研究也表明，现代社会的分化与多元社会中的宗教功能以及宗教信仰者的个人信仰问题，同样应该是当代宗教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2005年，高师宁出版了《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宗教社会学个案研究》一书。该书主要从对基督徒信仰者的研究入手，运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及问卷调查相互结合和补充的研究方法，对当代北京的基督教和基督徒的总体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高师宁的这项研究，着重研究的是宗教徒的“宗教性”、北京基督徒宗教虔诚度。

 

    从个体层面出发，作者指出，“对于信徒而言，宗教是一种与神圣者密切相关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这种定义方式，与中国人信仰宗教的形式非常吻合，实际上也构成了对威廉·詹姆士关于体制宗教与个体宗教划分的修正。

 

    如同作者指出的，由于承认体制宗教与个体宗教两者之间既有重叠又有区别的关系，由此引起的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尤其是在目前中国基督教存在不同样式的情况下，承认“体制宗教”与“个体宗教”或个人信仰的不同，实际上是承认了建制教会与信仰者个别聚会点所具有的同等意义，同时也等于肯定了它们所具有的社会学意义。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基督教具有不同的信仰存在形式的情况下，高师宁的这一研究，无疑是认定了宗教信仰者的“宗教性”，及其在当代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本土价值。

    同年出版的还有范丽珠的《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变迁——深圳民间宗教信徒的田野研究》，同样体现了中国宗教社会学学者建构本土宗教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的努力探索。

 

    该书理论的着力点也是宗教信仰者个人的“宗教性”问题。她关于宗教性的定义，与高师宁关于宗教是一种与神圣者密切相关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的定义异曲同工，彼此呼应。范丽珠认为，所谓个体宗教性，就是人的一种精神性态，一种与信仰有关的特殊精神性态。特别是在人对生命意义有所质疑、对人生本原性问题有所叩问时，这一“宗教性”就会不时涌现。

 

    该著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既集中论述了信仰者个体的人生经历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超验经历，认为中国虽没有如西方那样多的宗教与神学探讨，但中国人并不乏丰富的、中国人独有的宗教经验，与此同时，该书对信仰者的个体宗教性予以充分的肯定，进而从中国宗教的新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对所谓“宗教市场”与理性选择理论在解释中国宗教方面的难以适用性，进行了富有中国宗教经验的讨论。

 

    (三)宗教“社会化”的问题研究

 

    杨庆堃关于“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和“扩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的概念，给予中国宗教研究以极大的社会学想象力。它能够使中国宗教的研究，超越了基于欧美基督教及其社会关系的理论与方法。

 

    在研究和讨论杨庆堃有关制度宗教与扩散宗教概念的基础上，2006年，李向平同时出版了《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两本专著，以讨论中国宗教所具有的社会特征及其社会化问题。

 

   《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一书，在个体性精神关怀层面的“信仰”与作为群体性信仰、制度化的“宗教”之间，发现了中国人基于其远近亲疏、尊卑贵贱的伦理原则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所型塑的“关系一信仰”模型。这一模型，导致信仰的制度化过程，必须内嵌于权力结构中才能实现。在此“信仰一关系”模式中，该书发展出一对“体制宗教”和“私人信仰”的命题，以解释中国宗教信仰的特殊构成，以及深嵌于其中的中国权力的运作逻辑。

 

    至于《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一书，则主要围绕着“社会性”和“合法性”两个概念，对当代中国宗教的制度变迁及其社会场域、宗教社会性及其表达、制度变迁与功能定位、功能整合与职能分割等现象进行了分析。其中，特别探讨了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属性及其表达的问题，特别是在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之外的宗教社会关系中，提出了“宗教社会化”的重要命题，主张中国宗教的社会性建构，及其在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之外的社会化发展路径。

 

    该书提出了宗教社会化、宗教的社会性、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宗教制度、功能分割与职能整合等关键性的概念。这些讨论，不仅仅是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在中国宗教研究上的延伸，同时也是从主流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宗教与中国社会的特殊关系。本书与《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一起，经由历史而当代的本土化宗教社会学研究，试图打通历史与现实，拟初步建构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宗教社会学叙述架构。

 

    (四)不是结论的结论

 

    曾经主宰了中国宗教研究的结构功能主义，特别偏重于对宗教活动类型的分别与认定，仅只推崇其中的一种活动类型而否定另外一种活动类型。它们对中国宗教研究的影响深入骨髓，从“鸦片论”到“文化论”、从“适应论”到“世俗论”，宗教积极功能与消极功能之简单分别，均与此类理论的影响密切相关。

 

    所以，有学者批评说，中国研究领域，无论是本土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一直受用于东方学的困境，中国作为他者或对象；其主宰性的研究路径则是中西文化的特异性。至于宗教社会学在中国的研究，也很有“基督宗教社会学”的倾向，表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因此，中国宗教或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几乎就成为了当代学术界的一个“迷思”。

 

    与中国研究领域的基本倾向大致一样，学术界大都以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理论为憾。一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理论多从理性人的构造出发，把它作为一切认识的前提。不少学者把它们硬套于中国实际，结果使相关研究不时走向歧途。另一方面，反对这种研究倾向的、或提倡本土化的学者，又多局限于经验研究，罔顾理论，或干脆认同于传统中国文明。有的试图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但一般只能说明中国实际不符合西方理论，却不能更进一步地提炼出自己的理论，与之抗衡。因此，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也正被这两种对立的理论倾向所主宰。一是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对立，现已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感情化，成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一是与此相关的理论和经验的对立，如同把理论和经验截然分开。所以，如欲超越这两种对立，应当需要做出有目标的选择和融合，最后建构符合中国宗教经验与社会变迁实际情况的新理论。此当为中国宗教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时代使命了。

 

    宗教学的研究，本是一个多元发展的综合性学科领域，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均为宗教研究可资借鉴的理论与方法。正因如此，宗教社会学在当代中国的发轫与发展，乃是在宗教学研究偏重于宗教人文思想诸方面研究的基础之上，补充了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使当代中国的宗教学研究，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多元整合发展的学术领域。

 

                      （本文原载自：《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