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化丨中国基督教的西方宣教士遗产

我们对肇始于两百多年前的那场西方宣教士来华宣教运动，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对它的误读。这种误读是造成我们对宣教运动神话的根本原因。在那个特殊背景中，这种误读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在看待传教士宣教士的过程中，只看到了自己国家的羸弱与落后，去不曾关注和反思过来华宣教运动的西方背景。

正是忽视了宣教士来华的欧洲背景，让我们把宣教士们神话了，认为他们带着先进的文明来到中国无偿的帮助和奉献，为的就是让中国强大起来。同时这种误解也对基督教在欧洲历史的作用进行了神话，认为正是基督教才带来欧洲的现代强势文明，而我们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远离基督教。

正是基于这种不完整的看法，让许多人在基督教神话的色彩中，投入到宗教救国的浪潮。梁启超企图模仿基督教创立儒教，并希望借着袁世凯的势力使儒教成为国教，幸好袁氏王朝昙花一现，否则中国人的精神也许就是另一种光景了。

这种对基督教塑造欧美历史的神话，直到今天在教会里还成为主流，影响着许多基督徒的思想，左右着他们对许多事件的看法。不能不说，这是宣教运动给中国基督教留下的一份没有消化、没有摆脱的遗产，正是这一遗产今天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横在基督教发展的道路上，成为中国基督教想摆脱却没有能力摆脱的沉重之扼。

阅读欧洲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一直有一种努力，那就努力摆脱基督教对社会和国家的控制。其实，这种努力自十一世纪被称为第一位经院哲学家的安瑟伦就已经开始。安瑟伦从理性的角度，试图用本体论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表明安瑟伦已经不满足于上帝存在的圣经证明，创造世界的上帝，不能被一本经书限制。这是当时欧洲知识界的有识之士，试图摆脱圣经限制，把精神和信仰建构在更广阔的的背景之下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直到托马斯阿奎那，他试图用亚里士多德的因果链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如果说安瑟伦的证明是纯理性的，对经验世界缺少说服力，那么阿奎那则是试图从经验论的角度来证明上帝的存在。

这是当时的精英阶层对圣经的超越，对犹太教狭隘选民神学的超越。这种努力也许用哈纳克的话说更加合适“在二世纪拒绝《旧约》是一个错误，是大教会有理由反对的一个错误；在十六世纪将它保留下来是个命运，是宗教改革运动尚无力摆脱的一个命运；但是，自十九世纪以来仍然将它作为具有正经地位的文献在新教中保存下来，这是宗教和教会陷于瘫痪的后果。”（哈纳克，《论马克安：陌生上帝的福音》，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233页。）

然而在一些精英分子试图超越圣经，在自然这个更广阔的的背景中寻求上帝证明的时候，另一种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路线也在忙碌着，那就是对“唯独圣经”的强调，再一次努力的把基督信仰和上帝封存在圣经这本书中。

文艺复兴算是欧洲摆脱“圣书”基督教的再一次尝试，这次他们拿来的资源是希腊罗马文明。文艺复兴高扬人文，把基督教所压制的人性，发现并解救出来，因此发现“大写”的人，成为文艺复兴的主题和任务。正是这一次，希腊罗马文化才被基督教不能回避的承认其在欧洲历史上的作用。“两希文明”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正是这种努力摆脱“圣书”基督教斗争的结果。

但是，欧洲知识界还是没有能力完全摆脱圣书宗教的影响，直到工业大革命的到来。自然科学和生产力的提高，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财富积累，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格局，这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基督教的观念。

建立在工业大革命基础上的启蒙运动，算是欧洲历史上最彻底一次摆脱圣书基督教的努力。启蒙运动迅速在各个领域产生强大影响。去除宗教之下的愚昧，高扬人的理性，成为启蒙的主题。正是在启蒙运动之下，才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

启蒙运动的影响结果，是将宗教形态的基督教在人群中逐渐失去影响力。这对基督教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观念方面，自然科学与基督教教义的冲突，让人们在工业革命背景下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从而使教义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坚信；第二个方面则是危机教会组织的社会组织变化，“由于工业化、机械化的实现，使得生产力大幅度提升，量产化的生活商品大规模出现在市场中，以统一的规格、样式与人们见面，使得人们的生活开始变得普遍化、群体化。”（于 珊 张博龙，《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工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7年1月第15期）教会不再是社会的唯一组织架构，也不再是人们必须加入的团体。人们开始选择和组建自己的世俗团体。

此外，工业大革命对基督教的另一个影响则是世俗化，这种世俗化对基督教内部的冲击同样是致命的，“许多牧师整天赌博、狩猎、酗酒，毫不掩饰对在他们周围奄奄待毙的人漠不关心。”（龙秀清《论十九世纪新教传教运动》《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到了19世纪，作为启蒙运动和工业大革命的结果，基督教开始离开人们的生活中心。学者断言，19世纪是基督教的危机世纪，基督教势力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化面前，势力逐渐衰落，甚至衰竭。（龙秀清《论十九世纪新教传教运动》《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经过18世纪的启蒙无神论思潮的冲击，传统信仰的不合理之处突显出来，迫使他们不能不对信仰自身进行改造。宗教没有消亡，但却逐渐改变了面貌。”[ 吕大吉，《西方宗教学说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一版，第365页。]经过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双重打击，基督教不得不对日益加深的危机进行回应。

对华宣教运动正是在这一基督教衰落背景下产生的。基督教试图通过激发人们的宣教热情，来使基督教重回历史和社会的舞台中央。

因此，这一背景也就决定了宣教的内容、目的和特点。我们看到，对华宣教的传教内容，都是强调基督教对欧洲文明的塑造，基督教就是欧洲强大的后盾。林乐知在文章中说“无论何国接受基督教道者，必能释放其人民，恢复其地位，发达其智识，增长其能力，有格物致知之学，既能操纵万物之权，能于格致中求得各法，以尽万物之性而致备用。”（《全地五大洲女俗考》第10集，下卷，第18页，转引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276页）

宣教士一方面宣称基督教的神奇作用，另一方面却在他们编写的教材中刻意回避了对基督教不利的自然科学内容和启蒙运动。受聘于京师同文馆的丁韪良为了赢得士大夫的好感，减少传教阻力，不惜多次歪曲科学常识，以迎合士大夫的心理。（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261页）

传教士们把在欧洲的失落，企图在对华宣教中补偿回来，把曾经失去的基督教国教在中国建构起来。因此，他们宣教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超越国家政权之上的神圣王国。

这种建在基督教衰落背景传教心态，在中国基督教建立过程中必然深受影响，这反应在今天就是对社会和国家的疏离和紧张状态。

中国的基督教理应建立自己的传统，也理应抛弃掉欧洲历史上不合理的部分，以更宏大的视野和高度来审视历史和世界，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已经被历史抛弃和充满衰落心态的狭隘牢笼里，继续着敌视和哀怨的呢喃。

这是中国基督教发展必须摆脱的遗产，也是基督教发展必须吸收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