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锋: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书稿连载十二）

续:王文锋: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书稿连载系列11）  

二、中国教会的现状

几乎没有人会否认中国基督教在这几十年里的迅猛发展，但也几乎没有人能准确地说明中国基督教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及具体的情况如何。这跟一般人谈起几十年来同样有过迅猛发展的韩国教会不同，人们谈到韩国基督教可以知道有多少座教堂，有多少所神学院，有多少位宣教士。但是中国基督教的情况则不同，我们无法明确地、清楚地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到底有多少传道人，到底有多少个聚会点。尤其是当下中国的基督教局面究竟如何？乡村教会和城市教会的发展状况如何？教会和牧者们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以及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之所以如此，倒不是说没有人在介绍中国教会，也不是说没有人在研究中国教会，而是说大家介绍和研究的切入点、对象乃至方法都不同。比如说与中国体制内教会保持亲密关系的海外基督教机构在介绍中国教会时，他就会描述中国教会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宽松政策，取得越来越多的发展空间；而一些与中国体制外教会保持密切来往的海外基督教机构在描述中国教会时，他们则认为中国教会正在经受越来越大的逼迫，因为他们单单从家庭教会的处境来描述中国的政教关系局面。

 究竟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情况能更反应事实呢？答案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待，如果你从基督教两会的角度来看，的确中国教会相对于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前来说已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即教会的处境正变得越来越宽松，教会的待遇正变得越来优厚；而如果你从家庭教会的角度来看，则中国教会的生存空间的确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究竟当下中国教会处在怎么样的处境，以下笔者将从几个角度来阐述一下自己的所闻所见：

1、 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各自情况

谈及中国教会，给世界各国人最大的印象之一就是中国存在着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尤其是有关这两类教会的区别，比如三自教会是公开登记的，是政府支持的教会；家庭教会是没有登记的地下教会，是与政府宗教政策对立的教会。

 没错，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况，迄今为止双方之间仍然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甚至连沟通和交流的可能性都没有，任何试图希望在其中做调节和缓和工作的人都会被双方所质疑、所排斥，乃至口诛笔伐。比如象葛培理（Billy Graham）次子葛纳德（Ned Graham）负责的东门事工（East Gates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就曾试图在中国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之间做一些和睦的工作，后来由于无法得到各方的响应，结果也不了了之。很多海外人士由此便会发问，究竟中国这两大背景教会为何会如此僵持，是什么原因导致目前这种“楚汉分明”、“井水不犯河水”的局面呢？一些教外人士更是疑惑，都是信耶稣的，为什么会不向往来呢？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源于三大因素：其一是政治的因素，其二是神学的因素，其三是历史的因素。有关政治方面，显然要追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的处境，当时的政治背景是这样的，经过八年的内战后，当时由苏联支持的信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共产党击败了由以基督教为基石之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因此由共产党执政后整个中国的政教关系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新建立的中国政府为了能早日切断本土基督徒与西方基督教机构的联系，便动员本土基督教发起反帝爱国运动。尤其是自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后，中国与美国在朝鲜战争上直接发生了交战，由此之后的中国教会便迅速进入了一个拥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时期，即在政府的引导下走向了具有反西方性质的官方教会（三自教会），因此自1950年开始至1954年止全国共有三分之二的基督徒签名支持名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三自宣言，因此从某个角度讲，三自会在建国初期是普遍被信徒所领受的，原因之一便是当时社会的政治舆论是由“反帝”和“爱国”所主导的，因此民众的热潮顺水推舟普遍导向“反帝”、“爱国”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其中拒不妥协的少数牧者如王明道、倪柝声、林献羔等人则因为无法接受三自宣言而逐渐形成了非官方教会（家庭教会）的起源。尽管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基督教两会已稍淡化反帝、反西方的色彩，但是对于如何保持与政府的关系则一直是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分歧要点。其二是神学的问题，由于50年代以吴耀宗为首的官方教会提倡以自由派（现代派）为主的神学思想，因此以王明道为主的持基要派信仰的非官方教会便在信仰方面与他们划清界线，比如王明道于1955年所写的《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就是表明不参加三自会的神学理由，事实上神学和信仰的分歧应该是导致中国出现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最根本缘由。时至今日，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仍然存在非常严重的教义分歧，比如家庭教会对三自教会于1998年“济南会议”后所开始的神学思想建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三是历史的问题，尽管60、70年代中国官方教会和家庭教会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同时被关闭，并共同受到迫害，但是期间几十年的历史原因，因此使得80年代重新开始的中国教会又迅速分为官方的三自教会和非官方的家庭教会。由于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无法在神学观念及政教关系上取得一致，因此使得80年代起至今一直处于完全对峙的状态里。

有关双方自改革开放后至今的情况，可以说是隔阂越来越深，关系越来越疏远。除了80年代初相对平静一些外（还处在一种交织的状态里，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它时期几乎是出于完全的对立状态。一开始三自会领袖为了尽可能地团结众多基督徒进入三自会，在态度上还算比较友善，比如在1980年9月的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丁光训还发表了对家庭教会比较友善的说话，他说：“现在开放的教堂很少，绝大多数教徒在家庭里聚会。我们三自会的任务是团结全国的基督徒，不能把参加家庭聚会的教徒列入另册。说他们不合法，我作为三自会的领袖之一，说不出口来。”[1]不管一开始三自会是出于什么目的，总之改革开放后基督教两会一开始对家庭聚会点信徒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善的（不管他们是出于教会的团结，还是政治上的统战）。

不过之后随着双方互相不信任的程度越来越深，彼此便逐渐强硬起来，接着双方便在教产、舆论、人事、会务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对峙和抢夺，鉴于双方信众本就是来自共同的信仰团体，因此80年代初的头几年彼此信徒及牧者之间时常都有“跳槽”的现象，有时还有翻来覆去的案例。不过随着彼此隔阂的加深，双方逐渐便形成了清晰的信仰阵营，在具体的教务方面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策略。比如拿1982年下半年发生在温州市乐清县教会的一个例子，当时在温州的乐清刚成立三自会时，其领袖们为了取代当时以家庭教会为背景的仪事会时便通过了八项决议，：1、乐清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是乐清县最高的领导机构。2、取消仪事会、唱诗班、青年会等等。3、教会中的差派工作归“三自”所派。4、教堂的财产归“三自”所有。5、一切聚会要通过“三自”批准。6、反对“三自”就是反对党，反对党就是反革命。7、谁负责差派的工作，谁就要负责全部的责任。8、不准跨地区活动。

 而当时以家庭教会为背景的乐清教会仪事会为了反击三自会的决议也开会做了五项的回复：1、教会的仪事会是不能撤销的，它是根据徒15章耶路撒冷教会的仪事会。2、“三自”的总旨和目的是团结信徒，遵守国家的法律、政策、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若将会务和教务的事交给了“三自”，那就冲淡了“三自”的宗旨和目的。3、教堂的财产归信徒所有，因为都是信徒的奉献。4、教务与会务的工作由教会安排统一差派。5、耶稣是羊的门，是教会的元首。

 因此总的来说，80年代和90年代来说，双方彼此间“拆台”的现象层出不穷，“拉羊”也越来越频繁。如果说80年代双方是“汉楚争霸”、“彼此混战”的胶着阶段，那么自90年代开始双方便逐渐走向了“泾渭分明”、“各自为政”的分离状态，事实上自90年代开始以来，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代表人物就再也没有任何的信任可言。双方除了在国内积极争取信众群体外，也积极在国际上争取舆论的支持。在三自会方面，早在改革开放不久的1981年他们就分别接待了圣公会港澳区代表团、加拿大基督教会联合会代表团、香港基督教代表团、美国基督教会联会会代表团、英国基督教联合会访问团等。1983年至1984年他们又分别接待了澳洲基督教会联合会代表团、亚洲教会领袖代表团、日本基督教协进会代表团、英国基督教联合会代表团、德国基督教人士代表团、瑞典基督教代表团、世界基督教联合会代表团。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三自会与世界著名的联合圣经公会共同在南京组建了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专门以印刷圣经为主）。尤其是1991年2月28日中国基督教协会还加入了世界基督教协会(WCC，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这也标志着中国基督教两会与国际基督教机构建立了正式的关系。

一开始三自会主要接触的对象为世界基督教协会(WCC，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体系下的基督教群体，而与世界福音派联盟（WEA ，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的关系比较陌生，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家庭教会在海外的支持者多为福音派阵营的群体，这些支持者会大大影响世界福音派群体对三自会的态度。

  不过，之后三自会也逐渐开始与世界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福音派机构和人士接触，比如1984年9月丁光训写信邀请世界福音派著名基督教人士葛培理牧师访华（葛培理接受邀请，后于1988年访华），1985年7月14日至27日金陵协会神学院协同中美教育基金会及全球教育促进会共同举办了题为“在中国为基督作见证”的专题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是四十年来首次在中国召开的基督教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的召开改变了国际上众多福音派对三自会的印象。进入90年代后，随着美籍华人余国良博士和其负责的基督教人士交流协进会（CLE,Christian Leadership Exchange）的协调工作，使得中国基督教两会与美国福音派的教会群体有了越来越亲密的交往，甚至是合作。比较典型的例子是1993年促成了丁光训主教对美国富勒神学院的访问，以及与三自会合作自1994年开始在中国和美国每年定期举办事工研讨会（每年4月在中国举办“华人福音事工分享会”，每年2月在美国举办“中国事工研讨会”）。之后 CLE还频频协调中国基督教两会代表团访问美国，比如促成1995年中国神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促成1997年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建国以来第一次访问美国。除此之外还促成1997年《直奔标杆》简体字在中国大陆的出版，以及1998年其作者马鞍峰教会华理克（Rick Warren）牧师的访华。与此同时，CLE还承担《天风》杂志在美国多年的增发任务。

 进入21世纪后，三自会更加大了与世界各国基督教机构往来的步伐。比如2001年4月三自会派代表团访美期间与美国国会、白宫、宗教自由委员会进行了深入的交谈。2003年邀请了富勒神学院包括校长、各学院院长及骨干教授在内的庞大代表团访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2004年起在海外所举办的“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据统计，自2004年起中国基督教两会共在海外举办了3次圣经事工展，分别是2004年8月6日至10日在香港、2006年4月27日至6月12日在美国、2007年6月7日至9日在德国（2011年10月将在美国举行第四次海外圣经事工展览）。

近些年三自会在对外交往上比较引人关注的则是其与世界福音派联盟（WEA）的官方接触。比如2009年11月16日世界福音派联盟（ WEA）对中国基督教两会进行了正式的访问，自这次访问后就拉开了中国基督教两会与世界福音派联盟的官方交往。总而言之，这三十年来，三自会在对外交往上较家庭教会来说是越来越广、越来越深。象一些国家的基督教官方机构几乎是全面与中国基督教两会保持关系的。

 反观家庭教会，由于其不是属于一个严谨性的团体和组织，加上团队和教会彼此之间难形成有效的沟通机制，因此在对外的交往上时常呈现的是“各自为政”、“散沙一团”。不过，由于中国家庭教会有所谓的几个大团队（徐州淮海福音团契、方城团契、温州区会团队、中华福音团契、颍上团队、利辛团队等）和几位重要的精神领袖（王明道、林献羔、袁相枕、谢模善），因此30年来家庭教会的对外交往史还是可以通过几大团队和几位任务来体现的。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中国家庭教会对外交往史的开始是与几位主要领袖的出狱相关的，比如1980年1月王明道的出狱就是美国总统卡特于邓小平1979年初访美时交涉的结果（1979年12月袁相枕的出狱、1978年6月林献羔的出狱）。因着这些家庭教会领袖数十载在监狱里的非凡经历，海外的众多福音机构和教会便纷纷想拜访他们，由此便拉开了家庭教会与海外接触和交流的历史。除此之外，象河南、温州等地教会在文革期间持守信仰的宝贵经历也引起海外福音机构的极度关注。

 比如举林献羔来说，自他1978年出狱以来相继拜访他的海外人士就有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加拿大、日本、法国、西德、挪威、丹麦、爱尔兰、瑞典、瑞士、比利士、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芬兰、埃塞俄比亚、南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数十个国家。所接触的一些人士中包括社会各领域的一些著名人士，比如著名布道家葛培理，著名登月科学家“太空人”欧文（Irwin），美国里根总统顾问辛薛夫人（Mrs.Carolyn B.Sundseth）等，仅里根总统就三次托人送给他礼物（1986年一枝笔，1987年一本圣经，1988年一张近照）。

 其他两位如王明道和袁相枕等也都曾接待了众多的海外嘉宾，象葛培理就曾于1988年4月23日拜访过王明道，1994年拜访过袁相枕。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这几位家庭教会的领袖对于出国之事格外谨慎，据说他们自改革开放后就没有出过国，这其中除了他们担心政府阻拦外，也跟他们持保守、基要的信仰态度有关。比如在1995年2月葛培理夫妇曾以美国政府的名义邀请王明道、袁相枕、李天恩参加美国的总统早餐会，但却被三位牧者不约而同地拒绝了。有关理由方面，其中袁相枕在回复葛培理的信中做了四方面的说明： 一是袁相忱认为政府不会发给他护照，因为他在监狱里呆了那么多年，政府怕他说出什么不好的话。二是因为袁相忱不愿意参加任何政府形式的宗教活动。在中国不参加“三自”，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祈祷会也是美国政府邀请，所以袁相忱不愿意参加。三是美国方面也请了“三自”的负责人，袁相忱与他们无话可说。四是袁相忱觉得目前自己的健康已不许可他长途旅行。由袁相枕的表态也可以大体体现出老一代家庭教会领袖的一些思维方式和态度。

不过，比起这些家庭教会老一代的领袖来说，象河南、温州、安徽等地的教会大团队可能就要开放得多，他们比起这些老传道人可能要开放得多。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