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佩蓉:《下一代的竞争力》全稿连载（第一章）

蒋佩蓉，出生在台湾的传统大家庭，基督徒，11岁随父母移民加拿大，后就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麻省开放、合作、交流的治学理念对其影响深刻。婚后生育三个孩子，她放弃了IT行业，投身于教育，在社区和学校从事青少年辅导、父母培训有20多年的经验。在国内出版的《佩蓉姐教儿童礼仪》深受家长和孩子们的喜欢。

蒋佩蓉女士之前所著《下一代竞争力》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在本章中，蒋佩蓉通过分享自己大儿子在不同学校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的教育体制。

美国家庭教育专家萨莉·克拉克森的《母亲的使命》一书中这样说，儿女原本是上帝在婚姻中的祝福和一种托管，而现今，一旦孩子只是为满足父母的情感需求，或只是由于性行为导致的常有的麻烦的副产品，那么，在教育这项实际又艰难的工作中，父母就会推卸责任，孩子的价值观培养、智力开发、沟通和情绪调节等就会缺乏，孩子的安全感和价值感也就随之缺失。

这是我所读过并经常参考的有关母性的最好的书之一。在我逆大众所通行的教子观念而行的亲身经历中，它给了我宝贵的帮助。当时通行的观念认为，我选择陪孩子待在家里度过他们的早年，纯粹是浪费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父母是教育孩子的最佳人选

几天前和朋友一起吃饭，她给我讲了她一个朋友的故事。那个朋友和她十来岁的孩子矛盾重重，于是她决定把孩子送往加拿大去接受优良的教育。孩子根本没有学习和读大学的欲望，也不愿听他父母的建议、威胁、说理或是哄骗。是孩子的过错吗？我说，如果父母都是忙碌不堪的职场人士，那结果就会是这样。

我常常看到这样的悲剧。许多忙碌而成功的父母认为，孩子成功的关键就是接受更好的教育（而更好的教育就意味着需要更多钱来支持）。我困惑不解的是，实际上，他们自己就是抚养孩子最合格的人选，这些聪明人如何能说服自己，把他们最宝贵的资源托付给溺爱孩子的祖父母或“职业看管人”，或者干脆把孩子送往一个“更先进的文化”接受教育？谁更爱孩子多一些？是他们自己，还是那些保姆？保姆可能没有什么教育背景，也没有什么家庭使命感。把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打发到美国或欧洲，就能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并突然之间就愿意听父母的话吗？

在有孩子之前，我先生和我花了许多时间帮助“太空小孩”，如为一些只身住在洛杉矶的孩子们提供咨询帮助（他们的父母在亚洲工作）。我们看到整整一代聪明又有天分的孩子的挣扎和困惑：为什么声称爱他们的父母，却不想花时间和他们相处？父母对他们的要求无非就是好成绩。我们听说有这样一位极端的母亲，她儿子自杀了，因为他没被伯克利或者斯坦福录取，在葬礼上，这位母亲站在儿子的棺材边说：“如果他不能进入伯克利或者斯坦福，他最好还是死吧。”她对儿子的死无动于衷。她没有听到孩子的内心在哭号，甚至因母亲对他的拒绝而驱使他奔赴死亡时，这位母亲仍然无动于衷。

我的求学经历和儿子的求学经历

我自己是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长大的，我的祖母认为我和两个妹妹不值得受教育。父亲作为家里的长子，注定要继承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他的想法不像祖母，他把我们送到加拿大读书，那时我们身边没有其他中国人。我父亲一再告诉我们，不要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但要汲取两种文化的精髓，并化为己有。我在对有色人种存有偏见的英国文化中长大，逐步形成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中西方文化，也没有认为哪一种文化是“高级文化”的错误观念。

现在我住在北京，在这里我反倒发现了一种让我自己烦恼的大众倾向——认为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好。父母在为孩子的教育问题面临各种选择时，这种倾向尤其显得真真切切。在嘈杂声中，他们或者支持这种教育体制或是支持那种教育体制。但最好的教育体制是由父母和孩子一起选择的，如此一来，父母和孩子在这个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就成了伙伴。

不要将问题两极化为东方和西方，我相信不管一个孩子是在哪种教育系统中长大的，他都可以成功。在此，我引用吉姆·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中的一段话：

在本书以下部分，我们会持续运用中国二元哲学里的阴阳太极图。我们特意选择这个象征符号代表高瞻远瞩公司的一个关键要素。这些公司不用我们所谓的“非此即彼”来框限自己——那是一种不能轻易接受矛盾的理性观点，认定两种表面冲突的力量或理念不能同时并存……

此处我们不只是谈论平衡。“平衡”意味着中庸路线、彼此各半。高瞻远瞩公司不在短期和长期之间寻求平衡，追求的是短期和长期都有优异表现……

不合理吗？大概是吧。罕见吗？不错。困难吗？绝对。可是正如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点明的：“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但仍保持行动能力。”这正是高瞻远瞩公司具备的。

在整个自然界中，你会发现同样的矛盾现象：光既是粒子物质又是波能量；量子物理学和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充满了这种矛盾现象。生活与自然是一幅充满“并且”而不是“或者”的画卷。我认为只有一方面存在，另一方面才成为可能。因此，下面的章节主题，我尽可能成对地组织——没有自律（在东方被高度提倡的品格）就没有真正的创造力（在西方被高度提倡的品格）；没有竞争（东方式的）就没有合作（西方式的）；没有坚韧（东方式的），激情（西方式的）只是浪费情感，然而，没有激情的纯粹坚韧将把一个人的生活引向无趣和枯燥；没有自我认知（西方式的），谦卑（东方式的）将变得空洞，而离开了真正的谦卑，自我认知将变成自私。

其他的话题都是补充性的：小心陷入过度安排时间，这样才能有更多的空间留出来休息；有生活的不公平，逆商就无从发展；冒险需要勇气。除非我们首先直面我们的贫乏和软弱，否则是没有办法提供帮助给别人的。你需要挑战自我，改变旧有想法，但是对于摆脱“或者的暴政”（意思是人很容易把自己框在一个二元对立的空间）却是完全可能的，其秘密武器就是：深入思考的父母们，他们有勇气与孩子一起，勇敢地面对这些矛盾，而不是走向非此即彼的极端。

我的大儿子凯文就读于一所国际学校。过去五年来，结合当多年的麻省理工学院面试官，在和这所国际学校的孩子们面谈之后，以这些学校系统为依据，我已经对最好、最聪明的孩子在这儿的生活结果有了第一手的资料。再则，我自己也质疑为这种教育投入如此大数额的金钱是否头脑清醒。不过，既然凯文在六年级的时候才到中国，之前又没有任何在中国受教育的背景，他以后还必须返回美国读大学，那他就必定要在一种全英语教学的环境里完成他的中学教育。 

国际学校受欢迎的孩子是什么样的

凯文从待了四年的汉语教学的本地学校返回到全英语教学的国际学校，这才是头一年。凯文是我三个孩子当中最有想法也最健谈的，在这个学期的调整期间，我就经常和他交流。他告诉我，和他四年前刚进入汉语教学环境的最初调整相比，虽然那时他根本就不认识一个中国字，也没从其他地方了解中国的文化，他这次返回这种英语教学环境的调整更加困难。这是因为中国本地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友善，乐于助人，他发现自己在适应和融入陌生环境的过程中得到了真心实意的帮助。

这之后，凯文告诉我他面临的诱惑与挣扎。西方的中学是由受欢迎的孩子统治的地方，而那些受欢迎的孩子通常并不聪明。在一些学校，这些人可能是“帅哥”或运动员，还有比赛中做带领、为运动员加油的漂亮的拉拉队队员。而在凯文所在的学校，受欢迎的孩子则是乐手和重金属音乐爱好者，那些爱好者炫耀着油亮的长头发，看上去好像他们的精神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太空漂浮。这就出现一种普遍的“降低标准”，在此影响下，那些对各种事物发表聪明看法的孩子会因为太有头脑而被别人认为很愚蠢，而装痴扮傻的风气反而大为流行。而学校呢，只为满足最低的期待做基本的、最少量的努力。

作为学校的新生，我儿子急于和这些受欢迎的孩子打成一片，因为他自己是个吉他手，并有自己的乐队。不过，由于从小就被教育要友善待人，因此，他特别关注那些易于被忽视的人。很快，凯文发现自己既和那些受欢迎的人交上了朋友，也和那些不受欢迎的人交上了朋友。无论是他和那些受欢迎的朋友在一起，还是那些不在这个受欢迎圈子的朋友走过来和他聊天，他都能感受到内心这种不断的挣扎。

实际上，凯文的数学和英语这两门功课在班里都是出类拔萃的，这样，他被列入有天分的学生行列，学校会给他提供足够具有挑战性的事做。通过不断和凯文谈话，他的老师对我们能够教凯文为人处世的方法感到欣慰。凯文是一个能和来自不同圈子的人交朋友的乐手，那些朋友拥有音乐之外的其他兴趣。实际上，凯文还酷爱科学，因为他的梦想是，从事绿色能源方面的工作。假如那还不够，在每周几次和校网球队的课后练习后，他还会写作，拍摄和剪辑电影。这也就是说，他还不能轻易被贴上标签定型，他还需要不断地找到新的方式来界定他自己。

挑战同伴压力

更复杂的是，凯文所有的朋友都有稳定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而他不太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女朋友，他对如何对待女孩子有近乎完美的高标准。凯文很挣扎，他要抵抗这种影响：仅仅为了避免被贴上“不正常”（变态）的标签就把自己和某个女孩连在一起。他回家告诉我，他有时真怀念在中国本土学校时的那种简单天真。在那里，种种事情规划明确，界定清晰，也没有彼此不相往来的朋友圈。

正如凯文所说，诱惑和挑战现在更加微妙。对一个学生来说，迷失自我更为容易，屈服于同伴的压力，变成他们本不该成为的某种人更为容易。

上学期的尾声，凯文在做设计科技课上的最后一个设计方案，他决定设计一个简单的机器帮他捡网球，而不用自己弯腰用手去捡每个球。其他人都挑了容易的方案，他却用了大量时间设计他的机器，试过各种不同的材料，建了许多模型。虽然还没有完成机器的建造，他在全班就已经得了A＋这样的好成绩。但他决定为他的方案申请延期两周，因为他想完成它。当他的同学嘲笑他已经得到成绩还浪费时间和精力时，凯文则沉浸于解决问题的乐趣，想要完成整个程序的世界中。他发现他有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和发明新事物的天分，并乐于用自己的双手去探索。

他以前从没有在本土的中国学校系统中获得过这种鼓励，在那个系统里，他只被要求把注意力放在书本学习上，在某一科获得某种成绩，而不是放在动手学习和发现的过程。可在这时，另一些缺乏来自家庭的指导和鼓励的孩子，则在电脑上打游戏或周末上三里屯喝酒浪费多余的时间。

所以，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孩子需要得到帮助才能明智地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