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督教的发展历史思考：信仰需在时代下更新与适应

一棵大树的生命力取决于它的根系大小，而根系大小同时也说明它与这片土地的适应性。但是一棵大树在这片土地上，如果始终把自己当成一种外来的移植对象，那么它的根就不可能扎的那么深那么远。一棵大树，只有它自己努力向这片土地扎根，努力适应环境并自主调整自己的时候，它才能深深扎向土地，吸取更多养分，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基督教在进入中国之后，一直处于外来文化的角色中，这个时候基督教不是自己努力适应，基督徒不是自己努力调整自己的信仰以适应处境，而是以一种拿来主义的方式来应对水土不服的问题。

从教宗教的角度来说，真理固然是绝对的和不变的，但是如果我们一味地抓住不变这点的话，那么宗教的核心教义就变成了僵死的教条，而不是信仰的法则。我们回头看基督教的历史，完全可以明确地看到这一点，如果基督教不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那么基督教就不会有今天的历史影响力。

耶稣是个犹太人，在开始的时候，罗马官方甚至犹太人的官方，也是把耶稣所发起的运动当成一种犹太教的一个支派，而不是一个新的宗教运动。尽管耶稣的很多观念与犹太教已经相去十万八千里。

当耶稣升天之后，耶稣的门徒们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宗教身份问题，这个问题的表现形式就是基督徒要不要割礼。为了这个问题耶稣的门徒分成两派，保守派认为应该割礼，因为这是上帝在旧约里为犹太人定下的选民标记；另一派则认为不需要割礼，因为耶稣的到来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上帝不再局限于犹太人，而是属于所有的人。

因此，割礼与不割礼的争论中，最终不割礼一派胜出，这样基督教就因为避免了民族身份的限定而局限在一隅的命运，进入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这是基督教主动适应外部环境的一次成功尝试。

接着基督教面对的另一棘手问题就是希腊文化的问题，这表现在希腊自然主义理性哲学对基督教的挑战。

从希腊理性的角度提出对圣经创世纪，耶稣死而复活等问题的质疑和诘难，这个时候基督教虽然在人数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规模，但是还是集中在希腊化世界的犹太人。当时虽然废弃了割礼，以此减少为非犹太人加入基督教的阻力，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希腊化世界的犹太人仍然是基督徒的主力。因此，这个时候，基督教的教义和神学系统还没有建立，她使用的仍然是犹太教神学架构。那么如何回应希腊哲学的挑战，就关乎基督教能否成功立足的命运。

这个时候，基督教神学家们，没有固守犹太教的神学和教义，也没有回避希腊理性主义哲学的挑战，而是以希腊哲学理性的方式回应挑战与诘难。

这种回应就构成了教父神学运动。教父们，没有因为希腊哲学的诘难而对它回避三舍，而是用希腊哲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建构了基督教神学。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建构了基督教神学的教父们，在这串长长的名单上，几乎全是熟谙希腊哲学的大家。

正是希腊教父的神学建构，让基督教趋于完善，从而让他冲破民族，适应希腊化世界，这样基督教不断壮大的背景，就成为君士坦丁皇帝皈依基督教的动机，以利用基督教粘合四分五裂的帝国。

正是基督教的不断主动适应，主动调整自我，才让她焕发了顽强的生命力。

当基督教失去调整自我的能力和主动性，而坐享其成，为了自己的利益格局，而日渐保守的时候，她就变成一颗阻碍历史发展的毒瘤。在君士坦丁到宗教改革之间，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基督教上层教士们，不再是耶稣的仆人，而成为觊觎权力和利益，为失去它们而禅精竭虑的群体。为了金钱，而不惜出售赎罪券，把上帝的恩典换算成金钱，把耶稣的福音当成利益交换的商品。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改变，不改变自己的宗教，注定要被历史甩出轨道。

因此，宗教改革又是在关键的时候，基督教做的一次自我更新。如果说宗教改革前的基督教，靠着历史上教父和托马斯阿奎那的遗产度日，那么宗教改革就是打破遗产，自主生活的一次觉醒运动。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基督教发展到今天，其最重要的法宝就是自我更新。基督教每到一个时代，通过自我更新，获得新的生命；每到一个地方，通过自我更新，调整了自己；每到一个文化，通过自我更新，调整了与该文化的张力。这样，基督教不再是一种外来文化，不再只是更新自己，而是更新了文化，更新了历史，这才是福音。

因为，上帝的恩典，耶稣的福音，不应该只有一种形式。他应该属于所有的人，所有的文化，每个文化都能表达上帝的恩典和耶稣的福音。

因此，回头看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一直有种拿来主义的思维模式，这种通过拿来的方式，把中国本土文化排斥在外，以一种文化优劣的论断态度，拒绝改变。

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如此规模，基督教进入中国历史如此长久，影响却如此负面的原因，我们不愿改变，也不想改变，因此，我们尽管有几千万人，仍是角落的那一小群人。

但是，传统基督教的保守，并不意味着基督教本身就没有生命力，耶稣的福音是有生命力的。

社会在改变，有许多年轻的基督徒已经不再满足传统基督教拿来主义的方式，而是开始调整自己的信仰与生活的张力，信仰在改变的他的生命的时候，也必然会改变他的生活。这种调整是主动的，是出于生活和当下的经验，而不是抽象的神学形式。

这让我们对基督教在未来的中国发展，寄托了一种希望，那就是基督教在这些主动思考，主动改变，主动适应的年轻人当中，必将像她在历史上的每一次自我革新一样，焕发新生，以自己的行动，见证福音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