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就30年来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对外交往特点来说,三自会所凸显的是“官方式”的访问和考察,而家庭教会所体现的则是“民间式”的合作和配搭。就所交往的对象而言,三自会大多为他国官方的基督教机构以及一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福音机构,而家庭教会则不是太在乎对方是否为官方机构,而是在乎对方是否能提供具体的事工资源。在对外交往的性质上,三自会看重的是平等的交流和资金的援助,而家庭教会体现的则是事工的求助和使命的合作。
基于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长期以来的隔阂事实,其对外交往也凸显出争当中国教会代表、争当中国教会主流的状况。从30年来双方对外的交往情况来看,这种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在海外双方评价对方的口气基本都是以“敌我”的口气进行的,在争取海外机构支持方面时常是以“你死我活”的方式展开的。比如1993年11月8日丁光训访美参加富勒神学院新任院长毛瑞查(Dr.Richard Mouw)所引起的风波就是一次典型的例子,当时很多同情家庭教会的美国华人教会为了抵制丁光训访美纷纷向富勒神学院表示不解,甚至是抗议, 希望院方能立马取消丁光训的来访。在长达一个月的抗议中,众多华人资深牧者都出面发表对富勒神学院的不满和对丁光训的不欢迎。比如像当时支持家庭教会的旅美中国资深牧者赵君影牧师就曾在加州华人报纸上刊登“赵君影致丁光训先生的一封信”来抗议丁光训主教访美,还有中国福音会的赵天恩牧师在11月10日丁光训于富勒神学院发表演讲的第二天(11月11日)便于富勒神学院举行专题讲座,向众多师生阐述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内情。尽管抗议声四起,但富勒神学院出于有约在先并没有取消丁的行程,之后便出现了一个令很多人感到意外的场面,即三十多位同情家庭教会的富勒神学院亚裔神学生为了抗议丁光训发表讲话,竟在丁光训像毛瑞查院长致词时公开打出抗议横幅 “FOR THE PERSECUTED HOUSE CHURCH”( 为了受迫害的家庭教会),并以集体退场方式表示抗议,这件事也一度让丁光训及基督教全国两会极为尴尬。之后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在参与多次国际会议过程中都有过或明或暗的“较量”和“对峙”,比如在1989年于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二届洛桑大会便又是一次典型的事件,当时洛桑筹委会为了平衡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关系,便同时邀请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即给予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各一百个名额(共二百个名额),然而之后的结果却是中国基督教两会不满大会邀请家庭教会的做法而拒绝参加,并最终导致所有的家庭教会牧者也无法赴会。
而发生在2010年的洛桑事件则更是把三自会和家庭教会在对外交往的张力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开普顿洛桑会议首先所邀请的是中国家庭教会,于是便引来了三自会乃至中国政府的极度不满。比如2010年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晓旭在回复美国之音的提问中就指出,洛桑大会只邀请中国的私设聚会点(家庭教会)而没有向中国基督教两会发出正式邀请,乃是对中国宗教事务的粗暴干涉。尽管之后洛桑筹委会在其中做了协调,希望双方都能出席,但之后由于三自会不满洛桑筹委会的做法因此迫使中国政府做出了阻拦所有200多位赴会者出境的举措。之后中国基督教两会主席傅先伟和会长高峰在2010年10月19日接见来访的世界福音联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主席杰夫·杜尼克利夫(Geoffrey)博士时又发表了对洛桑大会的不满,他们表示洛桑大会正式向家庭教会发出邀请函而只给基督教两会以观察员的身份表示遗憾和痛心,并表示洛桑大会的做法是“制造中国教会的分裂,干涉中国教会内部事务,是对整个中国教会的藐视”。
而2011年9月于印尼举行的第八届世界华福大会,也因北京守望教会事件而使得世界华福会迫于三自会的压力而决定取消原先安排给家庭教会牧者金明日牧师和宋军牧师的发言席位。
具体观察以上三件事,似乎已凸显出一种状况,那就是几十年来双方的关系不仅没有缓和的迹象,甚至对峙的关系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不过,尽管双方的关系始终紧张,但各自事工的状况几十年来却一直在蓬勃发展,这几乎是毫无异议的。
家庭教会的状况
拿家庭教会来说,尽管目前还没有一种权威的数字能显示中国究竟有多少家庭教会的信徒,但政、教、学界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家庭教会有数千万基督徒。乐观一点的学者,如“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的李凡教授在2010年12月14日于台湾清华大学演讲时曾指出中国家庭教会已达8000万,家庭教会的聚会点已达80万所。保守一些的学者,如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教授则估算应该在4000-5000万之间。无论如何家庭教会的人数已达数千万则是大家的共识。有关家庭教会在当下中国的具体情况,笔者以一个图表来显示:
当代中国家庭教会具体情况之表格
地域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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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地区 |
这个地区是中国农村家庭教会的大本营,是中国家庭教会人数最多、活动最活跃的地区 。主要为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北部等地,中国家庭教会的几个大团队就分布在这些区域,其中尤以河南省的家庭教会团队最为典型。 |
华东沿海地区 |
这个地区是中国家庭教会的重镇,主要为浙江、福建、江苏、上海等地。其中浙江是中国家庭教会除河南以外的又一个重镇,其中温州是中国基督徒比例最高、社会影响最大、活动最公开的城市。而福建的厦门也是家庭教会的重要一员,像上海则乃是中国城市家庭教会自北京后的又一股重要力量。 |
华北、西北地区 |
这个地区是中国家庭教会城乡差异最明显的地区,其中像山西、河北、内蒙、陕西等地的家庭教会是属于典型的传统家庭教会群体,其发展情况并不突出,但稳中有升。而北京地区尽管基督徒比率不高,但它却是中国目前发展最迅速、影响最大的城市家庭教会代表,其信众和牧者中有不少是知识分子群体和社会白领阶层。 |
华中、华南地区 |
这个地区的家庭教会较其他地区来说要少一些,其中湖北和湖南还好一些,像广东的比例就比较少。拿基督徒在中国的三大经济圈的复兴状况来说,长江三角洲最复兴,渤海湾经济圈其次,而珠江三角洲则为末尾。 |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
西南的四川、重庆地区的家庭教会之发展并不算突出,但稳中有升。而像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就比较突出,比如象云南的傈僳族、怒族、景颇族、苗族、拉祜族、佤族的基督徒比率就比较高,有些县城基督徒比率竟超过半数。但需要指出的是少数民族地区对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界定不是很清楚,也不是很看重。 |
东北地区 |
东北地区是典型的家庭教会比较活跃的地区,甚至一度被称为中国家庭教会的又一大本营,像黑龙江的大庆、吉林的延吉、辽宁的沈阳等都是福音异常兴旺的地方。东北地区教会复兴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受邻邦韩国宣教士的影响是一重要因素。 |
政教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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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荡派 |
坦荡派认为教会应该要坦荡面对政府的政策和社会的舆论。坦荡派希望通过与政府部门进行良性的沟通和交流来达致政教关系的和谐,他们希望政府部门能尊重教会的信仰空间而颁布更健康的宗教法规。如果他们在与政府部门的协调中也绝不会轻易妥协信仰原则。这部分信徒群体基本上处于大城市,其牧者也多为知识分子。 |
谨慎派 |
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政教关系的大方向而是教会事工本身,因此趋向于实用主义。他们也希望在政教关系上有所突破,但非常在乎具体事工是否会受到影响。如果有严重威胁现有事工处境的任何事项,他们都会选择回避和拒绝。持这一立场的教会在目前中国教会里是占绝大多数的,他们的态度是务实性的。 |
激进派 |
激进派的教会群体之使命范畴不仅仅局限在信仰领域,而是对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建设、伦理体系等等领域都有参与的积极性,希望通过信仰的力量促使中国社会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持这种立场的信徒始终处于少数状态,虽然他们也做了不少有意义的事情,但付出和努力并没有得到中国教会大部分信徒的认同。 |
和谐派 |
他们对目前中国教会所面对的政教关系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主张与三自教会及政府部门保持和谐关系。由于和谐派的信众群体多从事教会音乐、网络、传媒,职场培训、婚姻辅导、社会服务等等事工,因此他们不太强调教会的背景。就中国教会的机构发展和公共领域使命来讲,和谐派的走向将会有所作为,或许会主导这些事工。 |
低调派 |
由于低调派的家庭教会信众群体多来自农村,因此他们在中国基督徒中仍占绝大多数。从政教关系角度来讲,他们比较安于现状,不太希望在现有的事工状态和牧会情形里带入任何的变化和更新。 他们在信仰上基本持守基要主义的立场,除了教会的常规事工外,他们对社会公共空间的使命几乎没有兴趣。 这一 群体信徒都比较朴实,教育水平不高,因此也难以对社会领域产生福音的使命,通常只寻求纯信仰方面的回应和灵性方面的慰藉。 |
基本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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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传承 |
中国家庭教会的信仰传承主要来自两个阶段,共四大根源,第一阶段的二个根源:其一为解放前以内地会为主的西方宣教士群体;其二为以王明道、倪柝声、宋尚节等老一代教会前辈的信仰精神。第二阶段的二个根源:其一为以赵墉基、布永康为主的灵恩运动;其二为以唐崇荣、赵天恩为主的归正运动。 |
政教关系 |
家庭教会在政教关系上大体是趋向于对立的关系,尽管在回应政府的举措上存在着不太一致的做法,但基本上是趋向不信任的态度。 |
治理特色 |
由于家庭教会一致以来是以农村为主,因此家长式、封闭性便成为其管理的模式,再加上长期处于受压制的状态,因此使得其在教务治理和事工运作上自然形成一种垂直化的运作模式,“一言堂”、“独断专行”的做法比较普遍。近些年一些迅速兴起的城市家庭教会则借鉴海外的堂会制度,已逐渐建立起较健全的团队治理架构。 |
活动态势 |
传统家庭教会基本上以封闭性、隐秘性、低调性为主,其封闭性表现为与政府、社会及基督教两会的不接触、不妥协、不对抗。其隐秘性是指教会由于没取得合法身份,因此在做事方式上表现为“地下”、“非公开”的状况。其低调性是指教会为避免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而尽量避免张扬的谨慎做事态度。近些年城市家庭教会逐渐在向公开化的方式发展。 |
社会影响 |
由于家庭教会长期处于封闭、隐秘、低调的状态,再加上政府部门对教会影响社会之措施的限制,因此使得家庭教会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非常有限。近些年随着教会对地震、助学、助教等事工的重视,家庭教会已开始启动对社会事工的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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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教会的状况
而官方三自教会几十年来尽管在发展上要稍逊色于家庭教会,但却在政府的允许下也迅速取得了发展。时至今日,据三自教会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三自教会名下的全国信徒人数已达2000万,其中70%在农村;全国聚会堂点为55000多所,其中70%为三十年来新建的。有关教牧方面,据2005年的一次调查,全国两会下的牧师、副牧师达3700人,长老5000人,传道员27000人,义工15万。全国有不同规模的神学院校达19余所,在校生2000余人,目前每年毕业生1000人左右,30多年来共培养了10000多人。自1988年起至2011年5月基督教全国两会共印刷圣经达5000多万册,目前每年印刷量保持在300-400万册之间。
在对外交流方面,目前全国两会每年平均接待海外基督教团体多达60多个,共计600多人。从这十多年的趋势来看,可以看到两会的对外交流方面明显在递升,比如1991至1996的五年间共接待海外团体是203个,外派交流团共计108批;而在1997至2001的五年间,接待海外团体数就升至261个(3301人次),外派交流团则为112批(295次);到2002至2007的五年间,接待海外团体则升至270个(累计3296次),外派交流团则升至127批(共计521次)。
在社会服务方面,借助美国、香港等福音机构的支持,几十年来,基督教全国两会也积极开展了一些社会事工方面的项目。据两会统计他们在全国各地开展的社会服事事工达700项,比如开办了敬老院、孤儿院、医疗诊所等,据两会统计仅敬老院就有410所之多。有关三自教会在当下中国的具体情况,笔者以一个图表来显示:
当代中国三自教会具体情况之表格
规章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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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规章 |
三自规章全称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章程”,是基督教全国两会最重要的两份章程之一。该章程分六章,分别为总则、任务范围、组织机构及负责人的选举何罢免、资产管理及使用原则、章程的修改程序、附则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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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协规章 |
基协规章全称为“中国基督教协会章程”,是基督教全国两会最重要的两份章程之一。同三自规章一样,基协规章也分六章,而且标题也相同,其中的众多内容也大同小异。不过,两种之区别在于三自规章显示三自会的特色是中国基督徒的爱国爱教组织,而基协则是中国基督教全国性教务组织。前者显示三自会为教会与政府的桥梁工具,后者显示基协为全国的教务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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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规章 |
教会规章全称为“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是基督教两会规范中国教会行政和事工的条文。教会规章与三自规章及基协规章的区别在于,后两者为中国基督教两大最权威机构之章程,而前者乃全国两会为各地教会制定的教务规条。换句话说,如果三自和基协之规章体现的是纯机构性质的纲领性规条,那么教会规章则体现为信仰层面的教务具体条文。教会规章分为总则、信仰、教会、圣礼、信徒、圣职、教会组织及管理、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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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认定 |
教职认定全称“中国基督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教职认定规条是为了规范教职人员而设立的,全文总共有二十条,显示了教职的全部名称、具备的条件、选立和免除的方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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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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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门 |
按三自规章和基协规章规定,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会议属于全国两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每五年召开一次,其执行机构为常务委员会,每二年召开一次。此外,按两会章程的规定,全国三自会将设立主席一名,副主席若干名,秘书长一名,常务委员若干名;全国基协将设立会长一名,副会长若干名,总干事一名,常务委员若干名。事实上,两个机构的人事乃是一套人马。以上职位都由两会全国委员会选举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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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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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委会 |
各专委会乃基督教全国两会特设的几大专门委员会,为全国两会拥有实权的执行部门。如:1、教会治理委员会;2、神学教育委员会;3、圣经事工委员会;4、传媒事工委员会;5、《天风》编辑委员会;6、圣乐事工委员会;7、妇女和青年事工委员会;8、农村教会事工委员会;9、海外联络委员会;10、民族事工委员会;11、社会服务事工委员会;12、资产管理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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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委会 |
咨询委员会设立之目的是发挥老一代领导人的积极影响和作用,具体的职责是对两会的措施提供建议和意见。咨询委员会共设立主任二名,分别由退休的三自会主席和基协会长担任,而副主任和委员有若干名,都为两会退休的资深代表担任。同时,咨询委员会还会设立名誉主任一名,有更资深的人士担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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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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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公开 |
由于中国基督教两会在改革开放后是受政府许可存在的宗教机构,因此自其创建以来便为合法的组织,甚至一直以来都充当中国基督教官方的唯一合法组织。由于是合法存在,因此其信仰活动和事工方式始终是公开进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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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迅速 |
随着中国基督徒人数的迅速增加,基督教两会的各项事工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比如其目前的55000个聚会堂点有近70%是近三十年新建的。由三自会负责的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自1988年以来已先后为海内外人士印刷圣经8000多万册,目前每年的印刷量在300-400万册。此外,基督教两会在社会服务、对外联络等方面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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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缺乏 |
鉴于中国教会的迅速发展以及宗教政策的客观局限,中国基督教两会仍然存在着重大的事工资源缺陷。比如拿神学院校来说,面对数千万的基督徒群体,中国只有19所神学院校显然非常不够,如果拿香港70万基督徒拥有30来所神学院、台湾100万基督徒拥有40来所神学院来说,中国数千万的基督徒应该需要2000余所神学院。据2005年的数据,中国基督教正式按立的牧师和副牧师为3700人,相当于1名牧者要面对1万多名信徒。有人估算,如果按1名牧者面对500信徒,中国应该需要10万名牧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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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不断 |
鉴于中国教会的迅速发展以及基督教两会的治理滞后,两会体制内的教会呈现许多的张力和矛盾。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全国两会与地方两会、两会与堂会之间的张力,具体来讲就是“中央”两会与“地方”两会在权力配搭上的张力,以及两会机构与堂会之间在事工协调上的张力。究其原因,除了各阶层在权力上的博弈外,最大的原因便是两会机构对基层牧者和信徒缺乏有限牧养和关怀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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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派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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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角度 |
由于三自会和基协设立在上海,而协和神学院和爱德基金会设立在南京,因此一度两个城市的机构管理者便在事工推动上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关系,甚至一段时间里两地的管理人员曾有过互相不服气的情形。就这两个地域的机构性质来讲,上海的优势是“权力”,而南京的优势是“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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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角度 |
自1980年代以来三自会和基协的矛盾就不断。按原来的设计,三自会负责教会的政务,基协负责教会的教务。出于对基督教两会稳定运作的考虑,自2000年后基督教两会便做出一种调和的措施: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即用一套人马来运作两个机构。尽管整合后张力一度平息了不少, 但这两者的微妙关系一直就没有消除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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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角度 |
所谓的神学角度,就是指丁光训自1998年于济南会议开始所展开的神学思想建设运动。总的来说,丁的神学思想建设运动给中国教会带来了重大的冲击。其中拥护者的群体多趋向高层领导,而且在身份方面多为各地三自机构的负责人;而抵制者则基本来自基层的牧者和信众群体。事实上就普遍的现象来看,普通信众大都不接受神学思想建设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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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角度 |
对于三自机构来说,体制官僚化的问题几乎是人人所共知的,一种最普遍的现象就是任职于机构里的人常常表现得牧者不象牧者,官员又不象官员。因此笔者认为从行动角度讲,三自教会里的牧者体现出“做官派”和“做事派”两类特点的牧者。做官派的特点是多专注于如何在三自体系里往上爬,事事关心于自己的前途和职分;而做事派的特点则是多专注于如何开展教会的事工,以及如何牧养神的羊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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