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料浅析：近代基督徒与实业发展的事实和启发

基督教新教自1807年马礼逊来华已经有两百余年。这两百年中，中国的历史经过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同样也经历了巨变。学界和基督教教会自身对这两百年的历史，也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反思。学界主要集中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以及国际政治、文化等方面，教会方面主要集中在传教策略、教会发展等方面。

但是，我们仔细梳理这些历史反思和研究会发现，不论学界还是教会自身，对过去两百年的思考的特点是偏重于理论框架，学界偏重于文化交流的模式，以及对精英的文化适应的研究，教会偏重于对教义和传教精神的励志强调。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鉴，历史既包括宏观的思想和精神，精英的观念变迁，也应该包括社会经济生活的演进。换句话说，我们对基督教的历史思考，形而上层面有余，而实证不足。基督教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国人进入基督信仰之后，有哪些改变，他们为福音的传播又做了哪些行动，福音如何改变他们的，这些教会和学界都鲜有关注。尤其教会方面，更是对基督教在中国这两百多年的发展历史，简化为教义和宣教的励志见证史。

比如，在中国近代的实业崛起中，传统的目光只关注那些士绅实业家，如状元实业家张骞，很少关注实业家中的基督徒。实际上，在清末民初的实业家中，有一定数量的基督徒，他们与士绅实业家不同，有着自己的追求。比如天津实业家宋则久，在信耶稣之后，在自己经营的行业中有意推进教会和福音化，同时在管理和商业经营活动中，也有意按照现代商业规则管理和运营，在很多方面都有意开展了规则的创新。比如香港侨商马应彪，在香港创办第一家百货公司先施公司，其名字的由来就是取自“施比受更有福”，他大胆破除传统商业不标价的价格不透明的经营方式，而是将价格标注，明码实价，诚实销售，体现基督教“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 公平的祛码为他所喜悦”，使其百货商场大受欢迎。

将基督徒实业家与传统实业家相比，我们会发现他们身上的使命感更强，这种使命是一种福音使命，就是将上帝的公义和公平在商业行动中彰显出来。

纵观近代实业的发展史，我们发现基督徒实业家在当时活动大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坚持符合信仰的商业伦理是十分艰难和可贵的。因为其他士绅阶层，往往在意的是利益，而不是规则，而基督徒实业家们往往在意利益的同时，也在意福音和信仰原则的运用。在创办实业的同时，他们身上还担负着实业救国的任务，但是他们救国不仅是物质的，还希望将救国行动注入信仰精神。

近代实业家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
第一是士绅和官僚阶层，这个阶层有着雄厚的实力，不论是商业资本还是权力空间，都是其它实业家无法比拟的。在较大规模的实业家中士绅和官僚实业家占据多数，据统计在1895-1910年间，在华28年纺织企业中，士绅和官僚创办人的占比达61%之强，而其资本占比也达到了66%之多。这一阶层创办实业往往以利益为主，救国图强成为口号。
其次是买办资本家。他们往往拥有很好的外语能力，同时在外商那里也能获得很多资源，依靠外商的影响，也能在官僚阶层获得很多照顾，如实业家刘鸿声先是在上海升平公务局推销煤炭，后来成为买办。成为买办之后，他与人合伙销售煤炭，成为煤炭销售商，积累资本之后相继进军银行、火柴、纺织、搪瓷等行业。
第三就是传统商人学徒和手工业者。这一阶层的实业家和商人，往往规模不大，他们无法获取更多资源。最后是华侨、新式知识分子等阶层。

由实业家出身阶层我们可以看到，出身平民的实业家和资本家，少之又少，即使有也往往规模较小。这些资本家和实业家，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必须依赖于官方。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发展空间和发展资源。由此可知，他们创办实业的目的往往视为了赚取商业利益，让自己的资本变大。当然毋庸置疑，他们的实业活动，也为近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基督徒出身的实业家在这一群体中，尤其显得可贵。他们不仅自己是虔诚的信徒，他们还在自己的企业中，开展传福音活动，在工厂里建立教会，推行福音文化。香港百货第一人马应彪不仅在商业中实行明码标价，诚信经营，还打破了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习俗，聘用一批女性营业员，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地轰动和议论。除此之外，他和高层管理都是基督徒，因此每个礼拜日，公司职员都会参加聚会，马应彪自己讲道，增加了员工凝聚力的同时，也影响了他们的经营管理的精神。

实业家通过自己的信仰，自觉和不自觉地在日常管理的活动中，渗透进自己的信仰和福音精神。他们从基督教福音精神出发，通过公司特定的规章制度和企业活动，形成一个有基督精神的管理和员工团队。

因此，对近代商业和实业活动中的基督徒的关注，能让我们思考福音在过去两百多年的真实经历，以及给我们带来启发。为我们提供福音在社会生活中如何生根发芽的借鉴。

参考文献：
沈霍芝，《近代中国实业家宋则久基督教信仰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英] 科大卫《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