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锋: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书稿连载十六）

 续：王文锋: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书稿连载十五）

城市教会

 一般来讲，改革开放后真正称呼“城市教会”之名从而区别“乡村教会”的做法乃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而城市教会真正形成一鼓福音力量则是2000年后的事。其实随着城乡人口迁移状况的加深以及乡镇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市与乡村的众多不同生活形态已交织在一起，或者说处于相互影响之中。就这个意义来讲，其实城市教会和乡村教会的二元化提法或许已太过简化，不过为了便于描述城乡教会之间的特点，我们尚且这样称呼。

  1、信仰传承：

    比起文革后中国乡村教会之信仰传承的两个主要根源来说，城市教会之信仰传承要多元得多。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根源：其一为传统乡村教会的信仰传承，其二为归正神学的信仰体系，其三为灵恩运动的信仰传承，其四为独立形成的超宗派信仰架构。

    就第一种根源来说，其意表明大多数城市教会是由乡村教会延续而来的，比如，如果说以江西A县同乡为主的江西人在北京建立了一所教会，那该“城市型教会”的信仰传承显然就会带有A县教会的信仰特点和事奉特色。还有一种情况是，一部分从乡村移居到城市的牧者，其在城市所事奉的教会之信仰传承也显然会偏向其家乡教会的信仰特点，即偏向于以戴德生、宋尚节、王明道、贾玉铭、倪柝声等所继承的基要信仰精神。由于当下城市的不少教会是源于乡村教会，因此持乡村教会传统信仰架构的状况在部分城市教会里占有不少数量。第二种根源是90年代末开始在城市教会迅速普及的由唐崇荣、赵天恩等为旗手的归正神学运动，由于以唐崇荣为主的归正神学阵营在网上留下了众多的资料和信息，因此该运动深深影响一批青年的城市牧者，有不少城市型教会就明确把归正信仰教义条文写入教会的信仰告白里，受归正影响的城市教会大多分布在温州、北京、上海等地。第三个信仰传承的根源源于灵恩运动，众所周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西方的第三波灵恩运动不仅大大推进了“未得之民”的宣教禾场，而且对普世城市宣教的事工也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其中也包括部分中国的城市教会群体。就第四种根源的超宗派信仰架构模式而言，由于其所提倡的不是某一种固定的神学架构（而是在持守信仰要道的情况下汲取众多宗派信仰特点的教理架构），因此其模式也深得一些城市教会牧者的赞许。比如象有些城市声称自己教会的信仰架构会汲取长老会的教会体制、卫理公会的敬虔精神、灵恩运动的宣教热忱等。这种开明的超宗派型城市教会在北京、上海、厦门都比较普遍。

2、信众构成：

    相对乡村教会来讲，城市教会信众群体的构成明显不同。就职业身份来讲，如果说乡村教会的信众多为务农村民、个体商户、家庭主妇等，那城市教会的信众群体则就复杂多了，商人、公司职员、教师、律师、医生、家庭主妇、民工等行业都有。就从业性质来讲，不仅信众的职分不同，而且单位的特点也不同：企业有中企和外企，公司有国营和民营，单位有国有和私有。因此就教牧角度来讲，城市教会牧者必须要准备特别的教牧方案和事工策略，以应对城市教会之职场型信众群体的牧养工作。

    此外，就城市教会信众群体的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来讲，城市教会较以往已有明显的改善，不过整体情形仍然为：“女性比例大大高于男性”、“中青年龄层信众比率仍然少于其他年龄层”。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现象指的是整个中国城市教会的普遍现象，而非个别的情形。当然，乡村教会也有如此的现象，不过城市教会相对来说更为严重。究竟是何原因造成城市教会“性别差别大”、“年龄断层大”之现象呢？一位名为陆昆的牧者曾在一篇名为《中国城市教会中性别失衡的问题》的文中做了非常到位的分析，该文作者的总结是“教会在社会中的非主流地位和男女对待非主流社会的不同心态，是构成（中国）大陆都市教会男女性别失衡甚于基督教处于主流社会的北美，也包括香港和台湾的主要原因。
”[1]笔者很赞同该文作者的分析结论，并认为造成中国城市教会男女比例失调以及中青年龄层较少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仍然处于边缘群体之现状给男性参与信仰活动可能会造成的心理负担。也就是说造成男性不想进入教会的一个原因是重视社会主流身份的他们还不太情愿参与还在社会上处于“次文化”群体的基督教团体，换句话说，教会在社会的地位影响了男性参与教会的积极性。其二，反之，女性就不一样，女性看重的往往是群体的一种亲密关系，而不是群体的社会地位，而以“彼此相爱”为基调的教会生活自然更容易吸引女性。总之，都市男女的心理倾向和身份认同感乃是城市教会女性多于男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3、牧者情况

     毫无疑问，城市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是要远高于农村的，尤其是随着1999年高校扩招后，城市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更是今非昔比。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8年全国各类高校的在校生仅为341万人，招生仅为108万人，[2]而到了2010年则增至2231.8万人，毕业生高达575.4万人。[3]这种状况就不得不要求城市教会牧者之水平也相应要提高，这种提高不仅指学历方面，更是指整体的素质。比如拿城市教会牧者受神学训练方面的例子来讲，刘同苏牧师曾在2007年对北京城市家庭教会的49位传道人进行过的抽样调查显示，其中拥有大专学历以上的有28位，占57％，其中接受过国内外神学院训练的有37位，占75％，这等于说四分之三的传道人拥有正式神学院的学历。[4]毫无疑问，这是一向不重视神学训练之家庭教会前所未有的事，尽管这项调查是针对大都会北京，不过调查结果仍然令人惊讶。而在三自教会这一边，则更是体现了城市教会配备知识分子型牧者的福音策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众多知识分子的归主，众多城市校园也纷纷建立了校园团契，不少老师和教授甚至担任了校园团契的牧者或导师。而随着2000年留学归国浪潮的到来，更是有不少海归派归国后加入了牧者的行列，这种结果不仅使得城市教会牧者在横向上提升了知识深度，更是在纵向上拓宽了国际视野。

4、行政体制

    众所周知，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任何社团和组织的管理架构时常会带有“家长制”的因素，即管理者时常会体现“一言堂”、“专行独断”，在这一方面中国教会也不例外，尤其是传统家庭教会。不过随着城市特有教会文化的形成，这种家长制特色的管理模式显然已无法维系城市教会的教牧需求。因为城市教会所面对的信众来自不同地区，因此原有来自单一区域传承下来的“家长制”之教会治理模式已无法适应多元群体的事奉需要，如果再不更新和改变，教会的增长步伐和拓展空间将受严重限制。

    因而自2000年以来，一轮中国家庭教会体制转型的热潮便出现在城市教会之中。比较典型的例子便是一些原有以聚会点为主的教会纷纷调整为堂会制教会，相应的其管理体制也发生转变，即从个人式的英雄领袖模式逐渐过度到集体式的团队带领模式。同时教会也逐渐出现了文字性的约束条款，不管是在教理方面，还是事工方面，抑或是纪律方面，都逐渐出现了成文的规条，这是中国家庭教会非常难得的局面。

    就教会体制来讲，三自教会基本上不会有原则性的改动，因为其三自体制已基本固定。不过，就近些年的发展形势来讲，明显其城市堂会已获得了更多的事工拓展空间。比如象北京的海淀堂目前已建立28个聚会点，跟以往相比，无疑这种拓展步伐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就三自教会城市堂会逐渐取得拓展空间这一局势来说，笔者认为其背后有两大驱动因素，其一是社会民众对福音信仰的渴慕现象使得堂会做出拓展事工空间的决定；其二是家庭教会大步伐发展的形势也迫使三自教会上层做出加大“解放”属下堂会的举措。

5、社会使命

    由于城市教会的信众大部分都来自社会各阶层，他们在社会群体里都有相应的身份，因此这就要求教会的牧养理念和事工策略不仅仅只是在寻找信仰的表达，更是需要深入到信众生活中，尤其是要深入到社会各阶层里，去引导社会的道德走向和回应时代的课题挑战。

    自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教会已明显加大了在这一方面的关注和投入，大多数的城市教会都把文化使命看为福音使命的一种延伸，甚至有些教会把它确立为城市宣教的战略性举措，比如开设了职场培训、儿童教育、婚姻辅导、心理医治、语言培训、禁毒戒赌等事工。象北京海淀堂网站之“各类团契”栏目里，竟然有青年聚会、英文聚会、大学生团契、书艺团契、培训班、接待组、卫生组、探访慰问小组、香柏树之家、主日学、新的赞美、网络组、圣餐组、音像组、真光文字组、慕道组等分栏。在机构方面，更是出现了象香柏领导力机构、爱在人间咨询中心、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华福慈善基金会等等针对城市宣教的福音机构。

    在众多文化使命的工作中，最具有社会效应的应该是慈善事业，比如在2008年的四川地震中，中国城市教会更是积极投入了救援和救助的爱心行动中，据一些学者估算，2008年参与四川地震的基督徒志愿至少达50万人次，占总志愿者人数的63％，基督徒捐款数额达113亿人民币。[5]中国教会（不管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都纷纷动员起来以实际行动投入救助计划，中国基督教两会体系下的堂会在地震发生后的半个月里就捐助了一亿一千九百多万元。[6]

6、未来展望

    同中国城市化进展的大环境一样，中国教会的“城市化”进展也逐渐成为一种趋势，甚至是一种必然。这种必然将迫使中国教会不得不重新做重大的身份定位和事工调整。

    那么究竟中国城市教会在这种定位和调整中会面临什么样的压力和挑战呢？未来的走势究竟会如何呢？笔者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概要地憧憬一下。先谈积极方面，笔者认为中国教会城市化将是完善治理体制、健全教牧队伍、拓展事工空间的一个绝佳机会。也就是说，城市化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教会真正走向成熟、健康、整全的一个难得的过程。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便是三自教会的堂会将会取得越来越大的自主权，而家庭教会也将会逐渐从家长威权式的传统治理模式向条文民主式的堂会治理模式过度。而在教牧队伍的设立方面，中国教会将会更加重视对教牧人员综合素质的要求，包括语言、技能、知识面、学历等等要素，以应对城市大环境的教牧需求，其中家庭教会也将会开始把是否经过神学院训练作为考核牧者的标准之一，而三自教会将会更加重视对教牧人员综合素质的要求。在事工策略方面，文化使命不仅将会成为未来城市教会普遍的一种事工策略，而且在力度、深度和广度方面将会越来越加大。

    在消极方面。就中国城市教会的处境来讲，毫无疑问政府宗教政策条规的限制将会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障碍。众所周知，就教会的存在形态和活动空间来说，政府部门对基督教的政策是“能躲在教堂里就尽量躲在教堂里”、“能少一事就尽量少一事”、“能低调一点就尽量低调一点”。很显然政府部门这种保守的态度与城市教会想“浮出水面”、“做山上的城”之城市使命是有抵触的。因此，如何协调好城市教会努力拓展公共空间和政府部门努力遏制教会“出头露面”将是城市教会在生存形态上首先要面对的挑战。其次，中国教会在向城市教会过度的过程中是否会面临“强化体制而弱化灵命”的危机，也将是一种深思的原因，其实这种担忧可以是必要的，也可以是不必要的，关键在于教牧领袖能否恰当地平衡这两方面，以致做到相辅相成。

    除此之外，鉴于城市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元化，教会信众群体和教牧领袖如何应对世俗浪潮中包括金钱、名利、色情等方面的考验和挑战也将是城市教会整体需要深思的一个重要关节，也就是说世俗主义、金钱主义、物质主义将是城市教会群体能否真正做好“世上的光”、“山上的城”之关键点。

   总之，中国城市教会未来所面临的挑战既有外部的政策因素也有内部的自律因素，关键就在于教牧领袖如何把握神所赋予的神圣使命，并以智慧的、有策略的方案去协调和处理好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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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陆昆。中国城市教会中性别失衡的问题。《教会》杂志网络版。第26期。（2012年1月15日）https://www.churchchina.org/no101103

[2]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2012年1月15日）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20331_15393.htm

[3]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2012年1月15日）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10228_402705692.htm

[4]刘澎主编，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问题研究（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2009）464。

[5] 刘澎主编，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问题研究（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2009）323。

[6]中国基督教“两会”网站。中国教会向灾区捐款一亿一千九百多万元。 （2012年1月19日存取）http://www.ccctspm.org/news/hot/2008/529/085296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