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心反思｜年轻人真的不愿去教会了吗？

前几天去一个教会参加主日崇拜。这个教会是我熟悉的教会，我曾经参与了他很多事工的建立和成长。疫情三年，教会聚会时断时续，大多时间是关闭的。这是疫情结束后，我第一次参加主日礼拜。其变化还是出乎我的意料。疫情之前，早晨第一场晨曦礼拜，教堂的三层楼全部坐满，即使第二场三层也不会空很多。那时候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身影，门口的招待和引导，基本是年轻人，也有许多隔壁学校的大学生参与服侍。三年之后这次再去，只有一场礼拜，三楼几乎空着，一楼也不见几个人，主会场的二楼也没有坐满。而且还是老年人为主。年轻人已经不知去向。更别提大学生了。讲台上，牧者在分享人与世界的关系，“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讲员面对一群老年人讲着人要超越金钱，不要拼命赚钱，信上帝，跟随耶稣才是最重要的财富。这种禁欲主义的腔调，也许对于这些经历过苦难的老年信徒比较有吸引力。

年轻人去了哪里？是不是他们对教会不感兴趣了呢？另一个大城市的弟兄给我分享的案例，让我知道年轻人都去了哪里，他们对教会的兴趣又在哪里。

这个教会位于华东一个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处于领先地位，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很大。因此教会在疫情之前的信众规模也很大，但是疫情之后，信众的主日出席率和年轻人也显著下降。今年春天的时候，教会举行了一个活动，就是联合附近社区，为孤寡老人寻求手拉手志愿者结对的公益活动。就是让青年志愿者，当然以教会信众为主，来认领孤寡老人，为期一年，期满后自愿延续，可以一个人也可以多个志愿者结伴一个老人。主要是利用休息日帮助老人打扫卫生、陪伴聊天等日常生活内容。

因为教会现状是老年为主，他们大多需要照顾，所以教会主办人并没有对活动的圆满举行抱太大希望。但是结果却出乎意料。社区给的老年人名单，在两个小时内被认领完毕，甚至还有年轻人没有人领到。平时不怎么来教会年轻人，这个时候都来教会了。

这个弟兄说，年轻人不是不来教会，而是对教会的教义和教导失去兴趣，这个活动让他意识到，年轻人相较于于教会讲的“爱邻舍”讲义，更喜欢“爱邻舍”的实际行动。对于社会公益活动，他们则更感兴趣，更愿意参加。与那些只管自己信耶稣就好的传统信徒相比，他们更愿意通过社会公益活动来充实自己的时间。

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晶弘在十年前曾经写过一本书《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对年轻人的调查显示，与他们的父辈相比，这些年轻人的幸福感更强。这个结果其实和传统看法并不相符。父辈们成长在日本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他们找工作相对容易，并且工作终身制也惠及家庭，用我们的话说他们一工作就是铁饭碗，并且大部分人都有工作，一但一个人没有工作，反而成为社会大众眼里的异类。而今天年轻人则相反，他们大学毕业就进入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而很多岗位还是被他们的父辈占据着，他们付出的努力多于父辈，大部分人可能无法获得与父辈同样的报酬。社会压力的变大，让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不婚，甚至不去工作啃老。这样就和父母产生激烈的冲突。但是成长于优渥物质环境中的他们注定与成长于战乱和贫穷的父辈不同，他们更愿意选择自由的生活，而不是成家立业的传统模式。这也是他们幸福感高于父辈的原因。因为今天的社会环境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我想说的是，山田晶弘先生所描述的十年前的日本年轻人的状态和今天我们正经历的十分类似。今天的九零后和零零后门，他们成长于中国经济增长期，他们成长于电视机和游戏机，超女和因特网中，父辈们所经历的各种政治运动和艰苦生活，他们并未经历。而父辈们所经历的工作分配和体制退休制，则是今天的他们无法竞争和企及的。但是，父母在那个时代同样努力为他们准备了无忧的物质条件，包括房子和车子等。这让他们尽管被父母们不看好，价值观冲突激烈，但是这不影响他们崇尚自由的价值观。他们是没有负担的一代。

但是传统教会的讲道依然没有转变。城市教会依然沉浸在苦难的个人救赎中，依然重复着第一代入城打拼人群的艰难教义里。不看中金钱，不看重物质，看中医病赶鬼的乡村教义仍然在延续。这个时代里，我们从教会的讲台上依然能看到两个时代的同台演出。

年轻人喜欢自由，喜欢美食，喜欢旅游，喜欢享受生活的美好和便利，这种价值观念显然和传统教会的教义不合节拍。他们不愿意在教会里坐着听这些和他们生活理念不同的说教。他们喜欢金钱，喜欢物质，他们努力工作，努力赚钱，用自己赚来的钱享受生活。让他们超越金钱，让他们不着时装，衣食住行按照父辈或者爷爷奶奶那一代的生活方式来，他们不跑才怪。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信仰，他们喜欢参加公益，更有社会公共心态，他们更喜欢用行动来填充人生，而不是那些传统的说教。

城市日趋成熟，年轻人也有了更多的选择，那么成长于传统社会背景下的教会，是否考虑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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