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尼：中国教会实现两个转变的属灵观思考

学者刘澎以研究者并期待者的姿态，发的系列文章“两个转变--基督教在中国的前景”，为教会带领者提出挑战：教会当如何以长远眼光看当下的行动目标？教会“两个转变”的问题，从本质上看是“一外一内”的问题。一外，就是教会要向外，从社会边缘的地位慢慢走向社会中心的地位；一内，就是教会内部治理要开放，从个人化管理模式向民主化、制度化管理模式转变。“一外一内”问题是教会发展在战略层面必须应对的问题，解决得如何，是基督能否赢得中国社会的关键所在。这需要重新审视教会的“属灵”观。

对某类“属灵”的传道人，可能会马上驳斥前面的判断，他们会说基督能否赢得中国，这完全在乎神的主权、需要上帝的灵动工、是神的事情。这类“属灵”的带领者，可能愿意付出、有爱心、仰赖神，但在视野上，似乎存在属灵盲点。刘澎文章中揭示的一个现实是：整体而言，社会大众还感觉不到教会的存在价值，基督徒聚会时歌唱的再好听，哈利路亚再响，阿门声再大，形式再怎么敬虔，再如何“属灵”，他们感觉不到。

另一方面从内部看，教会里确实存在一些“属灵”老大，在持守住某些立场的同时，也在其它方面渐渐失去“仆人”的样式。这样的教会从治理上，实际上已经沦为家长制，因着《圣经》研习、神学观念、个人经历、教育背景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带领人的“属灵”盲点，也成为整个教会的盲点。可以说，传道人的“属灵观”决定着传道人群体的形象，传道人如何，基督徒就如何；基督徒如何，教会就如何；教会如何，社会、国家就如何。

对中国教会而言，如果认同这两个转变的重要，要重新检查自以为完全正确的“属灵观”。对中国教会而言，“属不属灵”既是教会行动的动力，还是衡量信徒行为的标准，属灵是一种奖赏，更是强大的教会舆论。一个被戴上“不属灵”帽子的传道人，马上会在信徒中失去威信。同样，一个被认为“属灵”的传道人，其教导、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整个教会的前进方向。

长期以来，中国教会对“属灵观”的理解，个体性远远大于社会性。《圣经》所启示的属灵观，没有停留在“个体性”上，其发展重心刚好与我们传统理解的相反，“灵命”的彰显与成长，要通过社会性的接触来实现。

首先，上帝的计划并非终于救赎本身，乃是上帝的荣耀。“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作成、所造作的。”（赛43：7）“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弗3:21）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其得救是“个体性”的，需要每个人在神面前认真、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然而，得救的目的却具有社会性，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一个被改变的基督徒才能彰显新生命的美德，这样的彰显，不是靠喊口号，而是行动。耶稣说：“要爱人如己”。基督徒若不转向社会人群的需要，爱心就是死的。

其次，个体性读经、听道是灵性成长的手段，不是目的。《圣经》是为“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3:17）这节经文的“行各样的善事”还是把基督徒今生的行动路线图社会化了，这种社会化既可以是教会内部，更指向外部的社会。得救不是静等上天堂，乃是要作患难之人的好邻舍。（路10:26-37）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心性道德”的追求，其在思念、行为、饮食、功德上的努力，行动者是个体性的，目的也指向当事人的良好感觉。基督徒需要警惕传统文化基因对自己的影响。属灵生命成长的关键，在乎遵行神的话。基督徒若不转向社会，其属灵观还是跳不出传统文化心性道德追求的窠臼，面对社会不义、邪恶，不敢做声。“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6:8）

第三，耶稣在世时，常到社会各类人群中。他在世肉身所展示的一生，除了传讲圣道、受难复活外，不乏怜悯体恤病患者的镜头，用超然的神迹医治瘫子、盲者、聋哑人、鬼附者、血漏妇人，甚至关注人身体需要，让五千人、四千人吃饱。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5:14、16）耶稣就是今天基督徒效法的榜样，若要跟从他的脚踪行，就不能不到社会中去。

第四，摩西十诫所代表的律法精神，要求人在敬畏上帝的基础上，持受社会道德原则。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太5:17）“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5:20）对基督徒来说，履行宣教的责任与使命，就无法不在基本的道德、信仰、精神、灵性等主题上，与社会对话。而这样的对话要展开，首先需要教会带领人具备开阔眼光，了解社会不同阶层的所思所想。

对教会来说，最需要传道人放下“属灵”的面子与架子，去聆听、关注自己陌生的一面，去了解学习未接触过的领域，同时以开放心态接纳比自己更有能力、更有恩赐的人加入。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也需要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不属灵”，把教会完全当成了社会团体，以为凭人的才干、能力、资源、策划，就可以大有作为，忽视基督是教会的头，忽视圣灵对教会的引领。另一个极端是“太属灵”，把教会的一切都交给神，干什么全凭圣灵感动，忽视人的责任、能力、资源，忽视理智的运用和发挥。甚至连祷告都需要战略眼光，基督徒看到什么重要，才有可能为什么而祷告。

对中国教会而言，思考并应对刘澎文章中“两个转变”的挑战，需要教会带领人思维模式的转变，需要放下面子与架子，更需要仔细查考《圣经》，反思自己所谓“属灵”的局限与不足。中国教会需要以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去看待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地位。在上帝眼中，教会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重要、更有能力。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在以钱权膜拜的社会心理潮流中，基督信仰能否成为这个13亿人口大国的主流信仰，其所持守的价值观、人生观、社会观能否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将是中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课题。

当下的中国教会，不仅从过去的历史中走过来，她当下对“两个转变”的行动与选择，也必将为下一代预备丰盛的属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