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堂是靠传教士模式好，还是依赖创业型牧师更好？

今年是宣教历史上一本重要的小书 Roland Allen所写的《传教方法：保罗的模式还是我们的模式？》（Missionary Methods: St. Paul\'s or Ours?）出版一百周年纪念。关于传教，关于植堂，我们常常需要探讨。那么到底教会植堂该如何发展？到底是该依赖传教士的模式来进行扩张，还是依赖专业性的创业型牧师去植堂？

美国福音派主流杂志《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Today）曾在去年7月刊发一位《教会植堂的终结》（The End of Church Planting?）的文章，对此进行探讨。该文章的作者是Jason B. Hood，他早年毕业于改革宗神学院、高地神学院与 Aberdeen 大学，服事多年，常常为一些期刊撰稿如《威斯敏斯特神学期刊》等。目前他还担任一家基督教学院Christ College Residency的主任。

以下为他的文章的要点编译，与大家共飨。

明年是罗兰艾伦的书《传道方法：保罗的模式还是我们的模式？》出版一百周年纪念。在传教学中，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艾伦认为西方传道方法与新约中保罗的传道方法实际并无太多共通之处。使徒及其伙伴们并没有建立大型而持久的组织，也没有在一个地方呆十年以上，甚至一生。

艾伦是在西方乐观主义，家长主义和殖民主义顶峰时期写下的此书，而他的观点则经历了一段时间才开始吸引人们的目光。但此书最终越来越有影响力，并促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传道向着“处境化”和“本土化”转变。

大卫费奇（David Fitch）想在北美传道并建立教会时采用类似的方法。费奇是北方神学院的林德纳福音派神学教授，且撰有数部书籍，最近的一部名为《福音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Evangelicalism）（近几年这种终结论早已大行其道了。）

在最近一篇网上热议的博客贴中，费奇认为发展教会应采用传教士团队模式，而不是依赖于专职牧师们的创业型开拓精神。后者在近几十年间已经很普遍了（华理克牧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费奇认为，教会、教派、还有传教组织派出团队传教，团队由三名或四名领导者或“领导夫妻”带领，他们能在教会导向的背景下以团队的模式运作。

艾伦强调这些运作应该严格依据圣经，费奇却从实用主义和财政上去反驳。（他的方法与艾伦的前辈亨利韦恩遥相呼应，亨利韦恩是圣公会宣教差会的秘书长，他在十九世纪面对经费短缺以及大量冗员的时候，提出了“本土化”。）经费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而且不仅仅体现在建立组织这个事情上。杰里鲍耶最近在福布斯论坛发表博文，话题针对神学院学生的钱财问题，糅合了不同观点和统计数字。费奇认为这些问题都是由他的这种模式引起的。

费奇希望我们中“三到四个领导者/领导夫妻”要拥有全职工作，这样每对就能“每周15小时在一起在他们的环境中为传播福音而工作”。他们会在同一个环境中呆十年，他们的职业能让当地的福音小团体得到财政上的支持。体制化化和过大量增长，以最近的“城郊”教会发展以及艾伦在1912年所反对的大型组织为代表，就能避免了。

不需要依赖庞大经费的传教方法当然值得考虑，甚至不仅仅是由于费奇列出的种种原因。首先，昂贵的教会建立模式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一些贫穷地区，准备以“双职业”模式宣教的团队可以在社区中长时间地事工，那里的教会几乎没有办法支付牧师工资。费奇的策略对于那些渴望在教会导向的昂贵发展模式下工作的人，同样有价值。专家们将他们中许多人引荐到那些需要更多福音见证的地区。

第二，由于经济衰退，市场饱和，越来越多神学院的年轻毕业生们不得不为着牧师的职位而彼此竞争。约珥书哈撒韦在圣路易斯盟约神学院校友与职业服务中心就任主管一职，他定期为教会和学生们提供就业咨询。当开放职位对外公开的时候，哈撒韦发现平均每个职位都有五十甚至七十人投来简历。

对于年轻的毕业生来说，有很多筹募资金方面的职位空缺。但对于选择了以传道为职的学生而言，他们的生活得以从冗繁的募资工作中解放出来。有一项持续多年的研究表明，从一个小教会的全职牧师转变为一个每周工作40小时，然后在教会服侍20小时的牧师，这样，无论教会和牧师们都会从中受益。我们不难想象，一个教会筹建人如果把全天的时间都花在筹募资金或者在社会媒体上交通的话，是怎样的光景。

第三，筹建教会的组织常要求应征者去完成一份教会筹建评估表，以测试他们在这方面的意愿和天资。在团队模式里，大家都不需要样样精通。每个人都能提供必要的技能或劳力。费奇的模式能让那些在筹备教会方面能出力的应征者在数量都增多了。

最后，很多教会的筹建是建立在原有教会的基础上的，并从一个很广的地域上吸收会众。但是费奇的模式似乎更着重于特定的社区或未有教会覆盖的区域。

但是，费奇在号召全盘推翻旧模式的时候，有点过火了。实际上，福音派在建立教会上的努力一直在加强。很多传统模式的目标并不是收支平衡。斯伯里神学院校长提摩太谭南引述道，建立教会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重要传道使命，在他最近的就职演说中，他把教会筹建列为神学院四大目标中的一个。

在这个趋势下，其实费奇模式并不会摧毁教会筹建，反而是更坚固了。福音派盟约教会牧师及筹建领导者蒂姆莫雷承认，虽然知道现行模式比较强势，但这个尝试是必要的。在斯科特麦克耐克的“耶稣信条”博客中，莫雷引述了在教会建立的过程中那些好的事工：“双职业领导模式在某些情况下运作很好，但在其他的却不行。”而且，即使在那些双职业领导模式运行得好的情况里，“也需要让一个或者多个领导者从日常工作中脱身出来，有时间能坚固教会。”

虽然现行的费奇模式取得了某些成功，但是先辈们却没有建立起有持久力的福音见证。一些新兴或旧有的框架有助于建立稳定性和持久性。而教会领导制就可以让旧模式为新模式服务。保罗在教会扩展中采用的“仆人等级制”方法，表明了一些传统的领导模式弥补了那些年轻而活跃的同工队伍中内在的一些弱势。

我们能想象的到，统管数个布道团体的一个主教或者长老，还要管理教会扩展，纪律，还有领导力培训等，会是什么光景。感谢ITUNES，YOUTUBE，还有像Third Millennium这样的事工部门的无偿奉献，神学教育的方方面面都能在那些有经验的领导者指导下被双职业牧师们吸收。蒂姆凯勒和其他的教会筹建专家们都经常说，即使有等级制度，新型教会比老教会培养领导要快得多。

保罗的方法是一个信息：他的福音书(林前15:1–4; 罗马书1:1–4) 和他的福音式生活(林前4:8–17)。这个信息影响了保罗的传教方法。他选择了这种方式，并不是因为务实或者处于经济考虑，而是传道的原因。他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来为每个基督徒树立榜样。(使徒行传20:33–35; 贴前2:9–12, 对比帖前4:9–11; 帖后3:6–12; 在林前8:1–11:1也有提及)。虽然在北美区，这植根于每个社区，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费奇提出了一个常被遗忘的方法，值得考虑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