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蓉：读《希特勒的十字架》有所思--但求神认识我

有姊妹向我强烈推荐《自由的崛起》和《希特勒的十字架》两本书。《自由的崛起》在2008年的出版当年就读了，觉得还是写得浅，当然对中国有普及和启蒙作用。《希特勒的十字架》是2012年12月在大陆出版的。近期繁忙没顾上，倒在香港买到了这本书。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解密耶稣的十字架如何被扭曲成了纳粹的万字饰。作者欧文·路茨尔从纳粹这段历史入手分析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心智状态，挖掘纳粹所造成悲剧的更深的精神和思想原因。那就是国家至上的思维以及教会的盲从、甚至与邪恶的联盟。作者也试图从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汲取对当今教会发展的有益教训。我从这本书以及纳粹时代的运作背景思想并看见：

一、文化在撒旦手中的木偶戏

无论怎么分析、解读，从哪个角度来评价、反思，有一点是明显的：上帝的荣耀离开、十字架被抽空的时候，怎样的思想和文化都不过是撒旦手中的木偶戏，随它所欲地摆布、迷惑、施展，人不觉得不妥，倒感到新鲜、合理又刺激。

1、 希特勒的魔化真经和迷术之根本

希特勒从小也上教会，并深感自己有上帝的命定，那就是自己是弥赛亚，负有拯救德国的神圣使命。同时他在青年时期学过的：瑜伽、催眠术、占星术和各种不同形式的东方神秘主义，“他蛊惑听众的能力类似于非洲巫医或亚洲萨满教的神秘技艺。” 希特勒也相信东方的转世之说，他相信自己是许多古代伟大的国王包括罗马皇帝提比略的化身。

书中说：“尽管沉迷于东方神秘主义，希特勒却对超越的冥想不耐烦，而更喜欢通过药品更快地与灵界势力连接。他常服用一种迷幻药，这种药能带来超人的眼力，并增强对灵界的认知。”这些诸多“法力和药力”还不够，希特勒背后还有诸多魔鬼高手在助推。

作为纳粹标志的万字饰从李斯特的神秘团体的标志借用过来。希特勒会见过李斯特，崇敬他。李斯特还是维也纳的一个男孩的时候，他就在教堂的圣坛前发誓，长大后他要古代日耳曼的渥坦神（北欧神话中掌管知识、文化、诗歌、战争的最高神）修建一座神庙。他认为万字饰是古代日耳曼祭祀阶层联接的纽带。在印度教和佛教中也有这种象征。（为何这两种宗教中也有？从人类历史回溯，雅利安人的一支进入印度，并建立王朝。）李斯特创建了一个秘密的歃血为盟的弟兄会，叫做阿马宁。在变性以及中世纪魔法的仪式中，它以万字饰代替十字架。

艾卡特是纳粹党的七位创始人之一，并且虔诚的撒旦教徒。艾卡特一直在找一个人，为向这人引介灵界的势力，选定这个人为敌基督预备道路。当艾卡特看到希特勒的时候，眼睛发亮：就是这个人！艾卡特死后卡尔·豪苏费尔成为希特勒的精神导师，豪苏费尔去过印度和日本，熟稔各种东方的神秘主义。豪苏费尔带领希特勒并让他完全被魔鬼附体：仇恨感让他迷醉，暴力、野蛮行径和鲜血刺激他的性欲，在折磨别人的时候生出奇怪的性兴奋等。

原来圣经禁止人和灵界的任何接触实在是为了保护人。魔鬼会扮作光明天使，迷惑许多的人，籍着各种人的思想和文化让人不知不觉地中蛊。

2、对希特勒深有影响的思想家们

如果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烤炉是在欧洲的讲堂上预备好了，烤炉的燃料就是哲学自由派的学术和思想。无不宣称上帝已经不重要，人，才是重要的。费尔巴哈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哲学家，在这本书里说他是神学家。为此我特地去查考。他先是学习神学，后转从黑格尔青年派。他对基督教的批判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他的某些观点在德国教会和政府的斗争中又被一些极端主义者接受。与今天的新纪元运动一样，费尔巴哈认为：人在宗教中一定不再是第二位的，而是第一位的了。人成为上帝是最高的道德伦理和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歌德则是更加雄辩地指出：人一定要取代上帝成为艺术、哲学和历史的中心。

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鼓吹国家的荣耀，说它是“行走的人间的上帝”。黑格尔说战争是伟大的净化器，是维系民众的健全道德所必要的。他预言德国会再次复兴，因为它代表着辩证法发展的最高形式。黑格尔否定基督教的独特性，提出必须发展出一种新的、符合更高的日耳曼精神的基督信仰。费尔巴哈称黑格尔是伪宗教，他更进一步提出以理性取代宗教。这两大哲学家对马克思、恩格斯等后来者大有影响。

马克思主义后来不仅在中国占据市场，黑格尔的思想在中国也很被认可，和中国老祖宗的“阴阳大法”颇为合拍。看上去很有道理，很深刻，但因其抽掉那绝对至高，整个儿在扯淡。马克思主义就扯得更远了，扯出弥天大谎。后来一些资料显明，马克思及其战友们都是撒旦教的主力成员。马克思在16岁时行坚振礼，17岁突然大变，在诗中表示自己要建立一个取代上帝的国。

希特勒视之为精神上的弟兄的尼采指责基督教的软弱，称他是德国的病因，连基督教对怜悯、宽恕等各种美德的强调都削弱了德国的力量。尼采深化了德国占据主流的哲学、思潮：天才应超越法律之上，而且不受普通的道德约束。具体到尼采本人对上帝的态度究竟如何，我想从他对所爱的女人莎乐美的心理可见一斑。尼采迷恋挚爱莎乐美，但求婚不成之后，有疑惑也有愤怒。而从莎乐美与尼采以及其他男性的关系，可以看到爱情与婚姻的合一性、神圣性已经在当时的思想文化中几乎完全被践踏。

在人被高举的同时，人种的优劣也随着被论断。戈宾诺伯爵和张伯伦为代表的雅利安主义者们将北欧和日耳曼诸民族视为是最纯粹的“雅利安人种”成员。这种说法虽后来被人类学家们所抛弃，但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却以之作为德国政府政策的一个依据，好对犹太人、罗姆人（吉普赛人）以及其他一切非雅利安人采取灭绝措施。

就这样，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说：“万字饰这确实是个好标识！红色代表运动的社会观念，白色代表民族观念；万字饰代表为雅利安人的胜利而奋斗的使命”。

3、那时德国教会在哪里？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里。

就像书中提到一个男按摩师说：“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出现这么多的神迹，想象出这么多的鬼怪，这么多的疾病被魔力治愈，有这么多人读占星术。”各种各样的心灵感应、降神仪式和灵性经验。这是当时德国的灵性光景的一个图画，尽管德国是“老牌的基督教国家”。德国人三分之一是天主教徒，三分之二是新教徒。但教会处处充斥着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教会和社会一样欢欣鼓舞于“失业率的下降，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让困难重重的国家复兴起来的尊严感。”

1930年，让德国人感到兴奋：提供就业、创造繁荣、回复德国的军事实力以及在外交上的胜利。教会对此是怎么看的呢？“教会从改善了的经济以及对德国新时代的轻浮的乐观情绪那里汲取力量，将政治上的复兴看成是复活，是更新和灵性强大的时刻。”其本质乃是肚腹为神、肉体为主，情欲为王！以致大多德国基督徒变得轻飘，以致希特勒拿着他在1931年礼拜后离开教会的照片，四处说明他和教会的关系密切，对教会帮助。德国教会的讲坛上也充满了对希特勒的敬慕。基督徒本当认为存在比国家的法律更高的法，但希特勒成为了至高的偶像。

在这种普遍思潮中的德国教会在防患共产主义的猛虎时，麻痹了后面还有披着羊皮的纳粹主义的恶狼。虽有以朋霍费尔为首的认信教会的对十字架的高举和坚持，但在德国教会整体中势力太弱。书中也显示反而是天主教会比新教徒以更大的团结精神与希特勒抗衡。新教徒的那种自以为更接近真理的姿态在“真刀实枪”面前显得不是那么好看。

二、政教关系的根本在关系中的人

有人在反思德国教会这样不可更改的败笔时，提出是马丁·路德对于政教关系中的两重国度观带来了隐患。我想这不是根本，根本在人！朋霍费尔对他那个时代的教会痛切陈词：“我们路德宗的信徒鹰隼一样聚集在廉价恩典的死尸的四周，而且在那里吞下毒物，将跟从基督的生命杀死。”他说：“教会是基督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存在。”可在当时的德国教会基督在哪里呢？基督徒在哪里呢？人很少这样提问，倒是质问上帝那时在哪里？上帝怎么这样？甚至连这个都不提问，当时许多牧师挣扎在十字架和万字饰之间，憎恨犹太人，渴望成为优秀的德国民族主义者。

在当时的政教关系中，上帝与国家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体。要么是基督徒，要么是德国人。在希特勒一次会见神职人员时，大言不惭地说“我会照顾德国人民”。尼莫勒牧师小心地选择词语对希特勒说：“你说我会照顾德国人民，可是，作为基督徒和教会人士，我们对德国人民也有责任。那份责任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而且无论是你还是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将它从我们那里拿走。”

希特勒认为他对德国有责任，并一直在负责。教会也认为自己对德国人民有责任。谁该来负责呢？其实最根本的是每个人自己得对上帝负责，向主交账。奥斯·格尼斯说：“对于更宽泛的文化中的所有问题，你们都能在基督教会里面看到它们的各种不同表现。腐朽存在与人心，并非简单的表象。而且当基督徒将所有问题都转化为文化战争时，他们在犯一个重大的错误。危机要深刻得多。”由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十字架提醒我们，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斗争比不上我们自己内心的斗争。”

陶恕说：“我们生命中的离弃十字架的部分成为我们挣扎之源。”比如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及其给撒旦留下大通路的破口和他自己的深层心理息息相关。这本书里对此没有论及，但从其他书籍和资料中了解到：希特勒年轻时擅长音乐、绘画、写诗等，大可出尽风头。可要他的命的是他有一个处处压他光芒的中学同学，那就是天才的犹太思想家维特根斯坦。更要他命的是，在他年少荒淫时所嫖的妓中，有个犹太妓女让他染上性病并终身不能生育。从历史来看，像希特勒一类的世不二出的人物，上帝都会让其绝后，或者后代是智障愚昧。

对于一直颇为有争议的鹏霍费尔的刺杀希特勒的行动。我想不在人怎么评价，从哪个角度来看待，在上帝是否悦纳他的忠心和献祭。鹏霍费尔从主耶稣的登上宝训中也曾是和平主义者，后经历怎样的挣扎与转变我们无法详知。地上的争战似乎撒旦赢取了，但它赢得越多，失败就越惨。朋霍费尔留下的一段祷告词：“自由，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寻求你，通过严明的纪律，通过行动，并通过受苦来寻求你。因为我们正在死去，我们就在上帝脸面上看到你。”只要是在基督里和基督里的荣光，“世界会在那个十字架而非我们自己面前颤抖”！

这就是了，利未人在示剑杀了哈抹和他的儿子时，上帝不喜悦，父亲雅各临死也不给他们祝福。但在旷野，在叛乱和抱怨声中，利未人站到了摩西一边，拔刀杀了三千人。从那时起利未人开始真正做了上帝的祭司。马丁·路德一再提醒教会是一个需要持续改革的共同体，要一直不断地检验自己是否忠于基督的使命。“十字架就是上帝取代我们！只有依靠十字架，教会才能生存和呼吸，如果没有了它，生命会消亡，存在也失去理由。” 是的，“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2：10）

三、追求认识神，更当求神认识我

两千年来的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化都在追求认识神，在研究神究竟是怎样的，如何跟从主，从而建立各种神学，也为此发生各样冲突。如亚克·艾鲁尔所说：“每一代人都认为他们发现了最终的真理……基督教变成了一个空瓶子，各个时代的文化将其填满了各种东西。”然而如果主再来的时候，圣经里从来没有说祂按照神学和文化来审判，而是说祂亲自来做分辨山羊和绵羊，分开稗子和麦子的工作。这么多称为主名下的人，主会对哪些人说“我不认识你”呢？是否我们更应该担心和思想我怎样被神认识呢？

 “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哥林多前书8：3）谷壳比麦子更容易被人看见，而麦子对上帝才是珍贵的。尼莫勒说：上帝允许撒旦动摇德国的教会，是为了让麦子从谷壳中分别出来。“主认识谁是祂的人”（提摩太后书2：19）“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路加福音12：32）神的国属于这小群！作者欧文·路茨尔在书的结尾部分写到“我们面临两个危险：第一是我们必须退出文化和属灵的战场，以忠于十字架的至尊地位。但它经不起检验，因为我们最后只有对自己传福音了。第二个危险是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的抱负过重，以至于我们的信息消失在文化冲突中。教会总面临这样的试探：要么改造福音，要么让福音从属于特定的政治、哲学或文化议程。”这小群一定是在危险中得胜的人。

怎样在危险中得胜，怎样被神所认识？回到圣经就很简单了，很多神学院都可以关门了，关于敬虔主义、基要主义、正统主义等的论战可以停止了。马太福音 7:21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天父的旨意已经显明在基督里，不用人去研究讨论。“一旦经由基督接受了拯救的恩典，就必须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活出十字架的含义来。”更简言之就是结出果子来。结实的是麦子，不结实的是稗子。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的是绵羊，没有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的就是山羊。“每一天，我只需要成为上帝希望我成为的那个样子”！

鹏霍费尔说：“信仰就是对道成肉身，上十字架以及复活的基督的具体存在的经验。”这经验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而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是以基督为中心，不是以我为中心，是彰显十字架的荣耀，不是夸耀我的知识和经验。结语说“只有当十字架独立无碍地矗立并不受其他宗教、哲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羁绊时，他才拥有自身的力量。”不是他才拥有，而是他本身就拥有，只是人在以自己的力量试图遮盖、抵挡这个力量。

每一种职业、每一天的生活都是通向上帝在基督里的拯救恩典做见证的桥梁。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显明的事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如何超越雅典和耶路撒冷之争，如何胜过撒旦在文化中的试探，如何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但求神认识我，得着我！就像林肯说：“不，不是要求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而是我们要站在上帝的一边”。

（附：莎乐美简要介绍

不是一个名人的风流韵事，而是从人和人的关系中可以瞥见人和上帝的关系。对于欧洲为什么会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和主战场，有太多的左分析右分析，对什么样的神学、什么样的主义才是正确的有泛滥的思考和争论。然从这一瓢之水可映照出上帝对这些有近两千年历史基督教国家陷在罪中的忿怒，是祂的手在搅动雏窝。要把真正属祂的背在背上带来归祂。

莎乐美是一个非凡的俄罗斯女人，只能用非凡一词了。她24岁时就发表了小说处女作《为上帝而战》，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一旦失去对上帝的信仰，人类将会怎样？”比她多部作品更有影响力的是她对享誉世界的男人们的影响。17岁的莎乐美陷入信仰危机，43岁的优秀的荷兰牧师吉洛用知识、信仰和爱将她引导。两年的时间里莎乐美每天都到牧师那里去。有一天吉洛牧师实在强忍不住自己的感情，不顾已有妻女地向她表白。莎乐美拒绝了：“不，我永远是你的孩子”。

围着她的男人很多，其中她让两个深刻得对世俗不屑一顾的男人发疯、致死。一位是思想家保尔·里，一位是哲学家尼采。两人是朋友，是保尔·里把莎乐美介绍给尼采认识。他俩都深爱莎乐美。三个人在一起有极其深入的思想和灵魂的交流。尼采两次求婚，莎乐美没有同意。种种原因分开后尼采给莎乐美写了一封又一封充满仇恨和恶意的信，以致莎乐美不再和他联系。大概就知道尼采何以说出这样的名言：“你要到女人那里去吗？可不要忘了带上鞭子！”

莎乐美曾和保尔·里生活在一起，保尔·里像老师和兄长一样无微不至地关爱着她。但这时有备而来一位非凡意志力的男人——东方语言学家安德烈亚斯。他是把匕首插进自己的心脏向莎乐美求婚的，莎乐美无奈之余提出两个条件：1、一辈子不和他同床。2、仍要和保尔·里在一起生活。安德烈亚斯居然都答应了！保尔·里在两人结婚后主动离开了，后来传来他从悬崖上摔死的消息。出事的地点是他和莎乐美曾经一起避暑的地方，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都是孤独地在那里度过的。莎乐美为此悔恨终生，挥之不去的负罪感。

莎乐美36岁时认识了小她15岁的里尔克，在里尔克狂热的追求下，两人三年同居并一同旅行世界。三年的生活莎乐美教会了里尔克太多，甚至赤着脚走在地上，通向林间。她让22岁的里尔克从封闭、虚浮、自负中脱离出来，与他一起烧毁里尔克早期那些矫揉造作的诗，逐渐去体会诗歌的本质。40岁时莎乐美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结束她和里尔克的这种关系，但保持了一生的爱的通信。之后的莎乐美进入精神分析学领域，并成为弗洛伊德得力的助手。两人是师生关系还是精神情人关系，说法不同。

为弥补对丈夫安德烈亚斯的亏欠，莎乐美让女佣和安德烈亚斯生下了女儿玛丽。玛丽后来是他们夫妻俩指定的财产继承人。43年的夫妻生活中，关系几至崩溃。莎乐美让安德烈亚斯去过自由的生活，但安德烈亚斯坚定地说：“我只要有您！” 安德烈亚斯去世后，莎乐美真体会到了孤独，后悔没有多给些时间了解对方。玛丽陪伴了莎乐美的晚年。）

                                2013-8-16  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