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历史学者建言：当下中国教会需重视平时档案保存积累史料

记录和保存档案，搜集整理历史材料对于教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很多教牧同工的共识。但可能我们很容易忽视的一点就是：当下就是未来的历史，现在的文字记录可能会成为未来的史料。

因此，保存历史并非只是遥远的口号，它也许就在于每个基层教会日常工作的琐碎之间。日前，一位研究中国近代史与基督教的学者这样呼吁教会要重视平时资料档案的保存以积累史料。

最近，基督时报网站同工采访了四川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建明教授，他是博士生导师，多年来关注基督教在近代的历史以及现状调研，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研究”；承担教育部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编年史”，出版著作多部。他在研究中引用的许多资料来源于在国外访问交流时所发现的20世纪初来华宣教士与家人的往来书信及差会报告。

基督时报网站同工在采访陈教授时，他谈到，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曾经留下了许多资料。可惜的是，上个世纪后期因为文革等许多变故，很多宝贵的材料教会都损毁或遗失了，这让人十分心痛。但更为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教会有了比之前稳定和开放的有利环境，但时下中国教会自身却并不注重保存历史。这可以说是当下中国教会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说：“现在的活动记录，明天就是历史了。我在各地与教会的牧师、长老谈话中发现，很多教会对自己的历史不关注，不注意保存资料。现在中国教会对建国以后和改革开放以后的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的情况，都不是很理想。”他介绍说，在国外许多教会都与档案馆取得联系并定期会把资料移交到档案馆。教会每隔1-2年都会把教会的受洗名单、去世的名单，教会每周的崇拜仪式、接待来访、公益活动的记录、相关信件等定期移交到定点档案馆，这样几十年过去，即使某个教会不在了，但其资料都可以很完整的保存下来，成为史料，供后人查询。

当然，国内教会没有这样完善的档案保存系统或意识，很难做到这一点。但陈教授认为这并不能成为忽视保存教会历史资料的理由，因为教会自身可以找到切实的办法来弥补这点。

他建议说，比如中国基督教教会是有自己的组织架构的，上级教会首先要重视保存教会历史，并且可以下文给各基层教会以具体执行。“要具体发文，要作为一个具体工作布置下去，甚至可以把档案保存工作作为一个考核的指标。”

事实上，文革后环境变好了，有一个很好的时机保存一些还残留的一些教会史料。比如，文革结束后有老信徒手里面还保存着一些史料，当时老牧师或老信徒也还只是60多岁还可以口述活生生的历史，如果一方面收集信徒手中的旧资料，一方面特别整理一些老牧师或者老信徒的口述历史，那么会减少很多遗憾。“可惜的是，当时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开展一个文史资料的收集。”

这样的遗憾应该在硬件设施发达和环境宽松的今天不要再重演，需要做好平时资料的收集工作。

也有一些教会由于管理比较分散，档案保存的话可能稍微难一些。但已经有一些城市教会比较重视资料的收集，比如有教会将每周的程序单存档，并定期结集。但更多的教会不太重视档案的保存，认为这是很难的一个工程。表面看的原因可能是教会文字事工人才的不足，特别是在农村教会。但其实最根本是教会领袖不重视，陈教授这样指出。

其实现在城市教会很多平信徒不少是大学生，农村教会信徒也有不少都是高中生。“教会可以派人到各地的档案馆学习如何整理档案。”

“教会领袖要重视资料的搜集和存档，只有重视了，才会启动人才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很多基层的小教堂日常没有多少事，找个平信徒做兼职就可以了，关键是管堂的牧师要重视。领袖重视了，作为一个‘光荣’的任务分配给平信徒，平信徒也很乐意去做。”

“实际上，注重平时资料的收集，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历史档案。”

“而且现在电脑这么发达，用电脑做这些事情一点不困难，所以根本不是人才或设备的问题，而是领袖要重视，并且把这样的工作制度化、常规化。”陈教授最后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