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迦:曾任《温州日报》记者、编辑。出版作品有《文化人换笔》、《温州话》、《寻找·苏慧廉》等多本专著。
【编者按】 《寻找苏慧廉》的作者沈迦,历时六年,跨越三大洲,用翔实的史料,为我们还原了苏慧廉百年前的人生轨迹,也描绘出大时代的波澜诡谲。苏慧廉,一个英国传教士在中国温州传教26年,建了教堂,学校,书院...他的生命轨迹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胡适、费正清、陈寅恪、林徽因等人的命运。寻访苏慧廉,3月19日下午2点,作者沈迦做客新星出版社讲述《寻找苏慧廉》的缘起和经过,腾讯思享会全程媒体报道。
沈迦:我想讲讲写《寻找苏慧廉》这本书的缘起。我是温州人,苏慧廉是一个传教士,他来到了温州。我出身在基督教家庭里,我的祖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祖母就带我到这个教堂。那时候我不知道这教堂是苏慧廉建的。这个是温州的中心教堂,也是最大的教堂。生长在教徒家庭,自然会接触到父母辈的教友零零碎碎讲起当年的故事。所以那时候我知道有一个外国传教士来到温州并且做了很伟大的工作。
我的专业是新闻系,大学毕业后在《温州日报》做媒体编辑并且是副刊的编辑。2000年时兴百年回顾,我在那时听说温州图书馆里有两本外国书,书中有外国人拍的温州老照片,这是留下的最早的温州老照片。为做报纸版面,我就在图书馆的书库里把这本书找来。他们对这本书像对待小宝贝一样,绝对不给人看,但媒体有点特权就把那本书借出来了。打开书看到那张图片时,我才想起书上写的外文名字可能就是那个建教堂的伟大传教士。由此,童年记忆跟我青春的记忆再一次勾连起来。
苏慧廉是谁?
2006年我去了加拿大,加拿大的生活节奏比温州慢多了。于是想着自己能干一些事情,就想查查苏慧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出国之前,地方史上对苏慧廉的记载只有300字,这300个汉字是我们意识形态再怎么剪也剪不掉的、能保存下来的,因为这个人对温州近代史太重要,他建了教堂,教堂可以抹去,但他还建了学校、医院,这怎么都抹不去。我在国外有一些资源,加上有大把时间,就想看看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
那是2007年的3月,这本书从开始寻找到正式出版,总共花了6年时间。
这是温州图书馆里苏慧廉的照片。在我做这本书之前,整个温州对苏慧廉的记忆就只有这样一张模糊的面孔。他所创立的学校跟医院都过了一百年,然而创始人却是以这种模糊的印象留在温州一百年的记忆里。
我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是从家门口开始的,我住在温哥华,家就在温哥华UBC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隔壁。我借助UBC大学的图书馆和中心亚洲馆做最基础的文献整理。UBC大学的新闻文档、图书非常齐全,只要是世界著名的图书几乎都有,同时它作为英联邦的成员基本上有英国政府所有的档案原件,包括《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媒介一百多年的材料。其亚洲馆有台湾、香港几乎所有重要的图书。借助这两个馆,我没花一分钱,就开始干中国人的事业。
亚洲馆里有一本香港商务出版的书,是胡适的相册,在这个相册里我第一次看到苏慧廉是这个样子,1926年,他跟胡适一起处理庚子赔款时有一张合影,尽管合影中没写是苏慧廉,但我一看照片,就知道这个人就是他。
当然我一年会有两到三次回国内,住在上海。上海图书馆也是一个很好的图书馆,有非常丰富的近代文献,给了我很多帮助。这是徐家汇的藏书楼,有蛮好的新闻文献档案,传教士当年在这里。
刚才讲的两个地方是我常用的工具图书馆。后面一个重要进展在于我联系到苏慧廉所在的教会母会——循道公会。我联系到他们,他们告诉我档案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编者注:英国新教最大教会档案中心。新教是由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罗马天主教的一系列新教派的统称,在中国经常被直接称为耶稣教、基督教。是与天主教、东正教并列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在循道公会档案一批苏姓中,我找到一张一寸照片,我想这是苏慧廉22岁启程到中国去时填申请表给循道公会的照片。这一张小小的照片夹在他给他母亲的一叠书信中。
因为去了英国,所以我也去了大英图书馆、档案馆,这些地方都有苏慧廉的包括苏慧廉女儿谢福芸的一些材料,但是不太多。
牛津的汉学中心。这张照片是苏慧廉标准的肖像,我书上的照片来自牛津这张照片的授权。我跟他们申请要用这张照片,而他们只有这张原版照片,但马上派人把这张照片摘下来给我翻拍。
牛津大学汉弗莱公爵图书馆,属全世界有名的手稿图书馆。这里也有苏慧廉的手稿,即苏慧廉在牛津期间给校方的通讯保存在这里。
剑桥大学的图书馆,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一本苏慧廉的《圣经》,是我目前所见的全球唯一一本《新约·圣经》温州话翻译本,保存在剑桥的是原来大英圣书公会的《圣经》档案。
哈佛燕京的图书馆,他们有比较丰富的传教士出版书籍。苏慧廉四千字典的另外一个版本就在哈佛找到的,也是目前能找到的唯一的一个版本,我书上用了这样一个插图。
循道公会档案照片
最丰富的档案来自循道公会,因为它最详细。这批材料除了他们那儿,相对查不到,因为都只有原档。其实即便在牛津,苏慧廉的材料也并不多,尽管他生活在牛津,去世在牛津。我在牛津查询档案之前,他们对苏慧廉知道一些,但了解甚少,牛津的圣三一学院也没什么他的材料,甚至都不能确定苏慧廉是这里学院老师。我后来拿来证明,“这就是你们的老师。”他们就“哦,我们得重视这个老师。”关于苏慧廉的亲笔手迹在牛津保存下来的,包括牛津自己的档案馆,只有二十来页,十来封信,是他给学校教务处联系时的材料。但前段时间听说牛津在整理自己汉学家的档案,要做系列性的东西,所以未来可能会重视起来。牛津像苏慧廉这样的大牌教授一大把,每一个走在路上的人都那么伟大。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寻找苏慧廉》这本书的写作可谓是“两条腿走路”,第一是找到原始档案,这些档案基本是英文的,而且国内没有。第二是我怎么让这些档案跟今天的生活衔接起来,特别是英文档案,名字是用拉丁字母注的,地名老外都没念准。我们没有中文档案,怎么能对上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这个人,包括温州民间关于这个人的流传,有多少是臆想的成分?我不能把这些传说当成故事写进他的传记中。所以如何把找来的档案跟今天的人核对起来,特别是把英文、中文交集起来变成中文的东西最为关键,我采取的方法是寻找当事人。然而,苏慧廉毕竟离我们那么遥远,只能寻找到跟苏慧廉多少有点联系的几代人。因此,我在6年中做了五、六十个口述访谈,找了五、六十人。其中有38位是关联人物,他们提供的材料被我用到了书上。
温州碧莲教堂
这是苏慧廉回忆录中描写温州碧莲的一个教堂。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教堂已经毁掉了。教堂的主任牧师3年前也去世了。牧师见过教堂原来的样子,他在时教堂还没有毁掉(1980年代被毁掉了),他告诉我当时碧莲村第一个信教的人是谁。信教的人有家族渊源,他可能是第三代。根据他提供的信息,我到循道公会找当年记录碧莲的档案,就能核对哪些是杜撰的成分,哪些是流传的成分,哪些是事实的成分,他用方言告诉我一些当事人的名字,看记录中是否能对得上。
山西乌金山敦崇礼墓
苏慧廉曾在山西大学堂当过校长。我在山西走访了一些人和景点,这是李提摩太建的教堂,今天还留在那里。这是山西大学堂校长邓初民的墓。当年我要去找时,不知道这是邓初民的墓,当地人告诉说这是李提摩太的墓。据我考察,李提摩太死在英国,不是死在这的。接着我去了乌金山,到了以后才发现这是邓初民的墓,但他们连邓初民的照片都没有,还准备把那里开发成旅游景点。这种是找了半天,发现跟苏慧廉没多大关系,但多少有点关系的情况。
山西大学堂里面被唯一保存下来的两个碑文,提到了苏慧廉的功绩和他的名字。
传教士爱诺德之子
这是我在英国走访最后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温州循道公会的传教士的后人。最后一个传教士叫爱诺德,爱诺德1890年代就去世了,这是他的儿子,在英国。他爸爸是后一任教区长,他离境时,带走了循道公会属于私人的档案,公家的档案要交给教会,私人留下的书籍、书信他爸爸都带走了。我在他们家阁楼里翻出一箱一箱的材料,这是爱诺德夫妇在温州拍的结婚照,他们曾拖家带口来到温州,住在苏慧廉的旧居里。循道公会教区走一任来一任,如政府官邸一样,每年都住在那个地方。
我在爱诺德的遗物中找到一本书,这本书里写到苏慧廉在他太太去世后给温州题赠的签名本。这是我目前所了解到的苏慧廉最后一次跟温州发生的联系,他寄给温州教会,自己签字。在这本书里我还找到苏慧廉的一封信,上面的别针估计别了60年,位置都没挪过。这个事我写入了《寻找苏慧廉》。
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留下了三、四本书。谢福芸是一个作家,她以小说题材写了他们在中国的故事,尽管小说中全部用的化名,但大部分素材是真实的,是她的亲身亲历。其中有一张照片描写了她当年在天津的一个好友跟她的儿子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我曾经推测当时住在这个家里人的名字,但我想如果我能考证出这张照片中的具体人,就能核对那些事。于是费了很大的力,终于把这张照片里的人考证出来,写入我的书中。
这个家族就是常熟的翁家,翁同龢家,中国第一个文官家庭,苏慧廉跟翁同龢家有非常亲密的往来,是世交。这个小男孩就是这个老人,这个老人在中国艺术史界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即翁万戈先生。我2012年到他家里找材料,他拿出他父亲的材料给我看。比如他父亲、祖父没有公开的日记中,都有对苏慧廉、苏小姐(他们称谢福芸“苏小姐”)的记录。我手上拿的这本书是近代史上《翁同龢日记》的原稿。“我把这个看完了,能不能让我摸一摸翁同龢的日记?”他说没问题,就在书架上。我摸了摸《翁同龢日记》。
这张照片是翁万戈提供给我的,左为翁万戈的妹妹,右上是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他妹妹现在在台湾,90多岁。
这张照片也是翁万戈先生提供给我的,这个是徐树铮,到欧洲去时访问过苏慧廉,那时苏慧廉是牛津的汉学教授。当年的中国人喜欢到牛津做演讲,说明自己去过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徐树铮也到牛津做了演讲,地陪就是苏慧廉,这张照片是翁家提供给我的。
基于这些材料我写成了这样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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