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救成圣与内圣外王：一基督徒论中国传统敬天文化与圣经中的上帝

编者按：

基督教说有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告诉我们有一位上帝，特殊启示告诉我们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敬天”文化十分关键，也愈来愈有学者考证中国古代对于“天”的敬仰与圣经中的上帝不可分割。去年，学者杨鹏出版《“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一书并谈到，中国传统信仰精神的未来在回归上帝，他在接受基督时报访谈时亦谈到，“上帝”与“天”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高之魂。

本文是一位少年曾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影响，后成为基督徒的一位香港基督徒的思考，他从一位个体基督徒重生后的角度对得救成圣与内圣外王——这一个是基督教教义核心话题、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核心话题的思考。

我这辈香港人，高考时必修中国语文及文化科，学习“慎终追远”、“天人合一”和“内圣外王”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精粹。拜读《“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作者杨鹏先生近日在媒体发表的文章，其所主张中国传统信仰精神的未来在回归上帝，勾起了高中岁月的回忆。

高中时我是圣经仍未读完一遍的初信基督徒，老师讲述“天人合一”时，我带点年少轻狂在心里想：“这不就是圣灵在我里面活吗？”。后来更多明白圣经，就谦卑下来，承认唯兼有全部神性和全部人性、毫无罪污的耶稣基督，才能真正体现先贤期待的“天人合一”。至于“内圣外王”之说，高中时我从狭义理解其精神，断言只是在家天下的封建制度下培养“贤君”的手段，多年后反思，我的结论却是这同为只有耶稣基督能实现的先贤教导，因祂内在有完全的圣洁、柔和、谦卑，外在有权柄实施真正的公义。

杨鹏先生从人文及社会学的角度，提出华人回归上帝，才能建立在公共事务上的道德观和使命感。身为基督徒，对这观点没有反对的理由，但又无法忽视圣经启示的上帝，远不只是中国古代先贤仅有模糊概念的上帝。我既不是国学专家，也不是神学家，无法以严谨的学术论证撰文，仅勉力尝试总结自身的信仰经历，以“内圣外王”为例，述说在中华文化传统熏陶下的基督徒，如何认定先贤所想所求，得靠耶稣基督以宝血成就的救恩才可成全。

“内圣外王”以“内圣”为前提，即为君者要修养道德，作以德服人的贤君或领导者。儒家先贤对道德之追求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和执着，可以“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综述。然细味先贤这恰如暮鼓晨钟、对世世代代中华儿女的劝导和期许，我却黯然悲叹，先贤对于人修行成圣，似未敢乐观，更提醒修行之路，是难被朋辈认同的孤独路途，只能勉强自己秉着“人在做，天在看”的信念而行。

“天”，可以理解为中国人对上帝的模糊认识和印象；“天命难违”，因“天”对人由绝对主权；节庆时遇上良好天气，中国人说“天公造美”，因“天”掌管自然，能呼风唤雨；人的良心亦是天赐，所以败坏至极之人，中国人以“丧尽天良”来形容。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华文化在先秦以后，虽参杂众多偶像崇拜及民间迷信风俗，后来传入的佛教也有重大影响力，对于“天”，华人心中却始终有一定的概念，“天”在中国，如使徒行传17章所记载，雅典神殿中的“不认识的神”。和仍未接触福音的雅典一样，中国不认识“天”，却供奉“天”（祭天），这是周朝以来皇室的年度盛事，让基督徒想起古以色列祭司一年一次越过会幕到至圣所献祭。

然而中国人心底里崇敬的“天”，是遥不可及的。先贤的崇高理想，看来难敌现实的残酷。这“天”好像在纵容欺压之事，看不到日光之下公义被彰显。另一方面，君子之道，非凡夫俗子所能及，自己既不是完人，又不敢向“天”伸冤——对远不达君子境界的“我”，至圣至善的“天”，真的是“知我者”吗？。历代文学作品，充斥对官场黑暗的叹息，和因拒绝同流合污坚持君子之道而被排挤的感慨。文人壮志未酬之哀叹，是中国文学的主色调；弱小被强权欺压之忿恨，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中华民族是不会安息的民族，安土重迁却灾荒年年，少享安定，在先贤指示那在罪的权势下不可能完成的修行路上，上下同哀叹“天若有情天亦老”。中国人没有把握“天”是“知我者”，当中也没有能够“克己复礼为仁”的君子。天人隔绝，先贤之训言最终只会是吃人的礼教，使人沮丧沉沦，或成为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毕竟，对于有罪之人，律法——无论是神借摩西启示以色列人的律法，还是神借良心启示世人的律法，只能定人的罪，带来死（即与神隔绝）的工价，无法使人成圣。

唯有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约14:6）。法利赛人拒绝称颂耶稣为救主，儒家跟随者的挣扎，与法利赛人如出一撤。法利赛人要放弃靠守律法得永生，儒家跟随者要承认自己无力遵从礼教而成为君子或完人，无法凭一己之力达至“天人合一”之境；法利赛人要看到唯有耶稣那一竟而全功献上自己身体才能洁净人的罪，儒家跟随者则要明白自己舍身也无法取义，唯有毫无罪污的耶稣以自己为祭，世人方可借着祂称义。

古人孤独、无奈、和彷徨无助，是每个已得救、有圣灵住在心中的基督徒，回想没有恩主同行的日子，都能心同感受的。耶稣深知我们人生在修行路上需要同行者，所以请求父神让圣灵住在信徒心中，作他们的保惠师。“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14:16）

圣灵降临后，基督徒“下学而上达”的道路，仍然荆棘满途，但那“知我者”，不再是遥不可及、只能远观的“天”，而是永不会丢弃我们的“圣灵”，祂以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向父神代求（罗8:26），祂加力给我们，让我们在与肉身之罪的争战上，凡事都能做，我们不再是无奈地、勉强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克己复礼”，或因一时软弱争战失败，也不用气馁。

在圣灵的光照和圣经的启示下，中国人对“内圣”方能有正确的理解：只有耶稣基督是圣的，祂在十字架上成全救恩，白白赐给我们，以祂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加上圣洁的圣灵注入我们内心，将我们分别为圣——“内圣”，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并非凭人修行所能得到的，而信徒只要一天在肉身中，一天都不可能完全成圣，只能靠主的宝血遮盖罪污，等候主再来时，复活换上荣耀的身体。先贤单凭普遍启示认识的“内圣”，完全不能与耶稣所指示的道路比拟。

内圣而后外王，但在君主封建体制已废除超过一个世纪的今天，“外王”还有实际的意义吗？按圣经的启示，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应有王者的风范。显然，王者不一定是君主政体里的政治领袖。信徒是否王者，在于他能否以其品格的影响力，造就身边的人。况且，儒家精神不见得只适用于君主专制政体。孔子勾画其理想国度的愿景时，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大同与小康》）。这是众人皆为王、众人皆行王道的社会。依此看“内圣外王”不但为所有天国子民的义务，也是先贤对全体中华民族的期许。

与“内圣”一样，“外王”也需要根据圣经启示的真理完善。中华文化对内圣至外王的演进过程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结，个人的修行及家庭的建立，被中国人看为作王（治国、平天下）的必然条件。然而，这和圣经的启示和当代伟人的见证不太相符。神最喜悦的以色列王大卫，家庭状况可以糟糕来形容。以个人道德感召力震撼南非以至全世界的已故南非黑人总统曼德拉，多番强调自己不是圣人，只是愿意谦卑学习的人，也毫不掩饰自己婚姻失败、有私生子等不光彩的过去。曼德拉是基督徒，有世人认可（至少在促成国家各民族团结方面）的“治国”、“平天下”能力，却难言能“齐家”。诚然，政治领袖个人有高尚情操、家庭和睦，是可喜的。然而，神有绝对的主权使用罪人成就大事，而人在世上既然不可能修身成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难言是必然的规律。

人的“内圣”，只有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一途。至于怎样“外王”，终究取决于神的权能和恩膏，和祂在每个信徒生命中的美好旨意。至此，容我补充杨鹏先生的观点：中国文化需要回归上帝，但更重要的，是中国人透过耶稣基督认识上帝，完全悔改，降服在上帝的受膏者耶稣基督面前，让圣灵改变我们的生命。

本文原载自“宣教中国”网站，基督时报蒙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