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牧者分享中国城市化对基督教信仰的挑战与契机 农村与城市教会的使命

近年来，中国最为宏大和深远的一个变化是“城市化”。它不仅影响了国人的日常生活、经济状况，也对基督教带来挑战和契机。

去年10月与今年1月，香港牧职神学院中国文化部主任黎锡华牧师在该院刊物《牧踪》两期双月刊中连续发表文章谈“中国城市化对基督教信仰的挑战与契机”。

黎牧师指出，自1979年开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年中国“真的实现了”经济的超强发展，而最为明显的一环，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国一系列的改变，其中经济增长是城市化必然的结果，同时，生活与文化转型亦然。黎牧师举例说，“例如，农村的维系基本需要的生活转为向往现代物质享受的生活形态，农村以劳动直接生产的第一产业转为城市以服务为主体的第三产业。”

那么，在经济急速发展的外壳下，能有美好生命的内体承载吗？对此问题，黎牧师表示关注。因为他就“城市化”在中国模式发展下所面对的现况，和基督教在中国今后的路向分享了一些个人的感受，希望为13亿人民的属灵生命做守望。

中国城市化数十年的进程与带来的各种挑战

黎牧师认为，其实我们所关注的城市化并非只是近年才开始的，也并非只是改革开放后开始的，“其实，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开始，所谓的城市化就立即启动：因为战后的中国必须重建，而城市作为核心的地域性也是必须先要发展起来。”

他讲中国城市发展氛分为四个阶段：1949-1957年（156项重点项目的建设创建新的工业城市）；1958-1965年（大起大落阶段，以大跃进为代表的“催促工业化”）；1966-1978年（“文革”、知青下乡等逆城镇化的运动中仍具有以备战为目的的“三线”工业建设）；1979年到今天。

第四阶段中所展示的中国城市化的速率远超过西方国家，黎牧师指出“短短30年，城市人口由不足20%跃升至今天接近50%”，他认为，如此快的速度和转变其实不单单中国人民单一适应，连“中国政府也难以健全地驾驭这样的转变”。而这辆而这辆不能停顿的经济火车头正催生了各种因利益而来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之下，多民族性的中国自我的国家认同也面对诸如制度、利益、文化和「非国家共同体认同的四位一体」的挑战，然而，要达至一个共融各种文化特性的认同绝非易事，但黎牧师，基督教信仰或许可以为这个难题提供出路，“基督教信仰产生的就是可以超越各民族而带来更新的生命文化一直影响西方社会”。

另外，城市化和工业发展带来不少的不正当的捞钱的机会，乡镇城市化的补贴也带来不少的暴发户，而在权利和财富的提升往往容易造成人心灵的素质下降。如何能填满金钱和物质不能买到的人心灵的真平安？黎牧师认为，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现正处于心灵和文明的枯竭中，“基督信仰对人生命内在的素质的肯定和提升，无疑是中国城市化间接造成人民素质下滑的危机的处出路。”

同时，城市化也衍生了各种的张力，包括个人内在和人际之间的张力，农村与城镇间的发展张力，还有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社会张力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张力。特别是人口流动和职业转变的冲击“往往造成个人身心灵颇大的压力”。

农村教会与城市教会的使命

如上就是城市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改变。那么在城市化冲击下，中国教会的发展和牧养新路向应该是什么呢？

首先，黎牧师谈到“农村教会的使命”。虽然因为城市化带来人口的流动，农村教会人数剧减、而且农村教会传道人收入低微、服事艰难，事奉的果效（满足感）或许也不及城市，但“这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职事”。

黎牧师指出农村教会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可以成为城市教会的生力军，扮演基础的教导和牧养，特别是农村的儿童绝大多数初中毕业后就往城市跑，所以农村教会的儿童事工非常重要，要很好的给这些少年打好信仰的基础，并且要塑造他们像一位“少年宣教士”一般在城市仍能抓住信仰、见证信仰。二是可以成为年长者生命的祝福。

接着，那么城市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

黎牧师认为，第一，城市教会对传道人和牧养同工而言，不单是一个“工作的工场”，她也是一个“装备的工场”。因此，他建议国内教会和同工在培训中有必要重新拟定方针，过去教会很重视接受培训，但一般是有什么需要就要求怎样的装备，这种培训方式可能可以顶一时，但“却不是国内教会长远的祝福”，面对多远和复杂的城市教会，他认为整全的装备”是国内传道人所必须要的，而带职的同工同样需要在圣经、神学和牧养上有整全的装备，因此，以职场为北京的神学装备正是国内城市教会一大需要。”

第二，城市化下的城市教会更趋多元化，各种背景的会众都会有，比如专业人士、商人、教师、知识分子等，一方面教会要与社会相适应下透过发挥慈善的力量而做“灯台”，而且职场宣教也是很重要的一块，栽培平信徒“宣教”的概念，使他们在职场上不单是一个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个宣教士，把职场信仰根植于职场的土壤中，这些都会给13亿国人带来很大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