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讨论：中国没有“一神论”，新文化运动还是“启蒙运动”吗？

新文化运动至今百年了。这场运动，也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在近日一次新文化运动百年学术研讨会中，与会专家学者对比了中西方的“启蒙运动”。华东师大历史系许纪霖教授认为，“启蒙最后要找到的，就是人与自然、现实世界与超越世界、欲望与节制之间的合理界限。”

据澎湃新闻网报道，此次研讨会由华东师范大学ECNU-UBC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5月16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人文楼举行。研讨会共分三个单元，其中姚中秋教授作了《重估新文化运动：它何以不是启蒙运动》的主讲报告，引发了广泛讨论。

据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报道，姚教授认为，“欧洲启蒙运动所针对的乃是一神论的宗教对人的桎梏，而这一桎梏在中国根本不存在。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并不是西方的神教，而是饱含温情的‘文教’。此一‘文教’从一开始就不是以神为中心，而是以‘文’为中心，所谓的礼乐政教，构成了中国人生活的基础。”在姚中秋教授看来，西方启蒙运动的敌人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更而甚者，启蒙运动所追求的人文理性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就一直存在。因而，新文化运动认错了敌人，挽救近代中国的危局并不需要将中国文化推倒重建，相反的，应该珍视中国文化的传统。

在姚中秋教授作完报告之后，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澎湃新闻网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跟踪报道，例如刘擎教授就在评论中发表了不同于姚教授的观点。他指出，欧洲启蒙运动的主旨视为“杀死上帝”，这是半个世纪前陈旧的流行意见，实际上是错误的。他说，“近40年以来西方学术界对启蒙运动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启蒙运动的内在复杂性和多样面貌，而且纠正了一种严重的误解，说启蒙运动是反对宗教和打倒上帝，这是一个不真实的神话，主要是由启蒙的反对者编造的。”刘教授认为，启蒙思想家攻击的目标是迷信和狂热，而不是宗教本身。在牛顿、伏尔泰等启蒙时代人物那里，宗教不仅不构成启蒙的敌人，甚至正是宗教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周濂教授认为，新文化运动虽然不是反对一神教意义上的基督教，但它反对传统文化以及纲常伦理对人性的束缚，一方面是批判，另一方面是追求自由，在基本精神取向上与启蒙运动有非常强的可比性。“姚中秋的基本论证方式是：由于启蒙运动是反对一神教的基督教，而中国传统不存在一神教，所以新文化运动不是启蒙运动，我觉得这种论证是在刻舟求剑，是抓其小而放其大，得其形而失其神。”

许纪霖教授认为，“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启蒙运动有共同的特点，是传统时代超越世界的崩塌，具有终极性的超越意志——在西方是上帝，在中国被称为天命、天道、天理——那个世界不再是人类的主宰，人成为世界的主体，是这个世界的自我立法者。”

他指出，在启蒙运动之前，无论在欧洲还是中国，人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罗网”之中，在欧洲是宗教和封建共同体，在中国则是“家国天下”。启蒙将人类全体和个人从各种“网罗”中解放出来，但它在带来光明的同时，因为把人抬到一个“全知全能”的位置——而这个位置过去只有上帝才拥有——因而也带来了启蒙的负面。数个世纪以来，因为被启蒙解放了的人的狂妄，现代人犯下了很多错误：破坏了与大自然的和谐、试图以理性推翻传统、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甚至用血腥的方式改造人性。

鉴于人有向上的趋善欲望和向下的堕落可能，依然需要各种“网罗”来制约人性中的可堕落性。许纪霖认为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宗教、人文以及各种各样的共同体的意义与价值和价值又重新被发掘出来。他说，“启蒙不是全盘反传统，而是要在古典和现代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张力，让解放了的人既然发展自己的个性，同时又有所敬畏，知道什么是可欲的，什么是不可欲的，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启蒙最后要找到的，就是人与自然、现实世界与超越世界、欲望与节制之间的合理界限。”

研讨会有关学者还作了《文化“主体性”：一个虚假的焦虑》、《两种启蒙：文明自觉，还是文化自觉？》等报告并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