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在未来10-3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基督教藉福音当肩负起怎样的责任？（中）

编者按：未来的10-30年，是中国城市化继续发展的几十年，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最关键的几十年，它将会深深影响中国的未来。基督时报认为，在当前这样一条扑面而来的中国高速城市化道路上，中国基督教要扮演怎样的角色、承担怎样的责任、发挥怎样的力量，这是今天中国教会必须开始严肃思考的重要话题之一。

基督时报认为，未来10-30年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上，中国教会与信徒至少应当有四个看见。本系列文章（上）谈到了前两点：首先，让福音成为处于城市化巨大转型期中无数个体灵魂真实的安慰与医治。第二，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在富国民强的过程中福音化最关键甚至是最后的契机。（前文阅读可按此）本文将继续前文的探讨，继个体与有形教会之后扩展到社会角度进行探讨。

【思考】在未来10-3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基督教藉福音当肩负起怎样的责任？（中）

第三，让福音激发基督徒为城市化提供最需要的两方面的公共资源：社会服务与社会伦理。

福音并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个人的救恩和有形教会的发展，使徒信经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福音的大能下诞生的基督教会在关注个人灵魂得救的同时亦非常关注“圣而公之”。可以说，基督教自从它诞生之始，就具有公共性的特质，并且伴随着教会的发展，这一点在教会自身和社会范围内都表现地愈来愈鲜明。

事实上，基督教在它最初诞生时以及在不同地区最初发展时，都属于一种边缘存在。但因为强烈的公共性导向，它不断地服务、参与和影响社会；随着其自身的成长，它也愈来愈得到社会的认可，从而从边缘进入到主流。这是基督教在任何地区发展时都表现出的一个突出特点。

简而言之，历史上，基督教在任何一个它所扎根和成长的社会环境中，都为其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提供了当下以及关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公共资源，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伦理方面。

当下中国身处巨大的城市化转型期，不少社会学者已经观察到，公共资源的短缺、公共空间的不成熟是时下中国城市化所暴露出的一个明显问题。研究世界城市史会发现每个崛起的城市之所以可以较为长期的延续和发展下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共性是它们都拥有良好的公共空间、活跃的公共资源、发达的公共理性和伦理道德。其中，公共空间诸如教堂庙宇等信仰场所、图书馆广场等文化场所；公共资源包括健康的水、生态环境、教育医疗等；公共理性与道德包括诸如信用、契约与平等法治等精神。

身处如此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基督教同样和历史上每个时期的基督教一样，有义务和责任发挥公共角色，为社会提供不可或缺的公共资源；或者可以说，城市化的时代背景，现实上也为中国基督教的公共性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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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入华，中国基督教（新教）诞生并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回首200多年历程，“本土化”是中国基督教最主要的基调之一，同时在观察中国基督教发展的过程中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是“公共化”。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本土基督教的蓬勃发展与中国社会环境的再度开放，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基督教悄然在经历着一个逐步“公共化”的进程。

一方面，基督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个现实的存在、公共性的存在；一方面，基督教如何履行自己的公共存在的角色和使命，是非常值得思考和探讨的时代性挑战。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型与开放，一个越来越宽广的公共空间摆在我们面前。但反观中国基督教的传统较为保守，对于社会也持较为保守和较为封闭的态度。面对着时代的挑战，我们亟需反思目前我们教会的模式是否符合时代的呼唤，是否我们也亟需转型有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

具体而言，中国基督教需要被福音更多的激发，更加以一种公共性的思维来重新塑造自己，为城市化提供其最需要的两方面的公共资源：公共服务与公共伦理。这两方面体现在社会层面，更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基督教有义务和责任为城市化提供丰富的社会服务与社会伦理。

首先，是社会服务。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急速发展之时，也是许多新的问题、矛盾和张力产生与积累之时。不仅今天21世纪的中国如此，20世纪的韩国日本如此，19世纪的美国如此，追溯到全球最早实现城市化18世纪的英国也是如此。

因为城市化不仅仅只是表面人口的迁移，它背后是工业革命、商业和农业等革命的综合效应，城市化只是人类发展阶段变化这一重型“冰山”水面上的一角而已。数千年生产方式的改变、农民身份的变化与新的劳工关系、以及商品新的生产与流通模式，再加上愈来愈来新的科技集合产生的爆炸性革新，这些在影响个体人的同时对社会共同体产生的影响亦无比深刻。历史学家亨利·亚当在总结19世纪后期城市化给美国社会的变化时结合自己经历首先说到：“1854年的美国男孩距离公元1年而非1900年更近”。

回首英国作为最初城市化的国家，其经历的阵痛不亚于今天的中国。但英国之所以最终较为平稳的度过这段剧烈转型期，与教会对这个国家的服事产生的深厚的福音根基是脱不开关系的。在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下，英国这个国家走向腾飞的同时社会进行着决定性的转型，许多个人和社群处于下降和悲剧之中，高效率的机器代替了人力，大型的现代工厂代替手工工场，虽然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人们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但在物质发展经济繁荣的背后，发生着巨大的精神危机，下层民众无人关怀，酗酒、赌博兴盛，妓院充斥，犯法、淫乱不断上升。这个时候，英国教会和基督徒们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尤以约翰·卫斯理及其所创办的卫理公会为代表。卫斯理在强调圣洁生活的同时，亦非常强调社会伦理与社会服务，塑造了卫斯理宗非常重视信仰对人的外在行为的指导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影响，要求信徒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发扬对他人的爱并为之服务，故在推进社会福利、举办慈善事业、提倡节欲、禁酒和反战等方面表现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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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会在城市化转型中也发挥了良心与服务者的角色。福音派历史学家乔治马斯登如此描述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美国面临了城市化带来的大量社会问题，例如城市贫困的加剧等，这促使了新教良心危机的出现，许多福音宣教士到贫民窟和低级的公共寓所服务、强调慈善和公义的重要性。救世军等一些强调圣洁与行善、关注下层民众的新宗派也是在此期间产生的。

英美的经验告诉我们，城市化并非一开始美好，它们也曾面对着无数丑陋和罪恶的东西，但福音的恩典和服务的行动滤化了许多不美好的东西，才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化。

如果说英美对我们来说距离较远、文化差异较大，那我们把目光再次落在亚洲的土地上。

我们首先从邻国韩国说起。从整个20世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发展来看，真正由一个发展中国家步入到发达国家行列的比较大的国家只有韩国，虽然说韩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实现当然与二战后的国际时局等分不开关系，但不可忽视的是韩国教会对其的贡献。韩国教会在安慰痛苦灵魂的同时亦积极投身社会公义与慈善事业。据韩国卫生福利及家庭事务局2014年统计,韩国有近3000间社会福利机构.这其中由韩国教会组织的慈善机构就有近1000间，它们专门服务贫穷的人、伤残人士、无家可归者、麻风病等被遗弃人群、孤儿、青少年及老年人等。韩国教会的复兴与他们活出“爱和服务”的精神息息相关。

继续我们再进一步。观察和我们文化上更为接近的新加坡，也可以发现基督教对社会服务的投入也十分尽力。我们可把“新加坡四宗华文教会”之一的“新加坡长老大会”做为一个案，该大会会正廖启发牧师在2014年曾说到，长老大会非常重视传承先贤的使命，他主要强调了三方面的传承：信仰传统、社会服务和基督教办学。关于社会服务，大会本身舍友长老会社区服务 (Presbyterian Community Services) 成立于1974年，到2014年已经在这个面积还不如中国珠海大的地方设立了28间服务中心；另外，大会属下的各堂会也有各自的社会服务，如老人院等，“在上帝的带领下，各堂会都努力的把基督的爱深入民间。”，当年四月，长老大会还组织成了长老会关怀新加坡互联网并广泛探讨如何更多关怀新加坡。而这仅仅是新加坡教会的一个宗派而已，“新加坡四宗华文教会”还包括新加坡圣公会、新加坡信义会、新加坡卫理公会；另外还有其他语言和民族背景的教会。透过此，已经可以看到新加坡教会的社会服务的规模。

河南当地一位牧师胡俊杰曾在2009年3月访问完新加坡教会后有感说，“新加坡教会普遍热心于社会服务工作，开办有许多社会服务中心、社区关怀中心、幼儿园及学校，而且质量上乘，教会学校的质量超过国立学校，关怀的对象不分族群和信仰，受到政府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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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新加坡的教会因为其社会服务不仅为其赢得了来自社会的肯定，还赢得了政界领袖的赞誉。今年7月5日，新加坡5万名基督徒在新加坡体育城举行了“禧年全国祷告日”的活动，旨在感恩新加坡独立与建国50周年，并且为新加坡的未来祈祷祝福。当天，现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与总统陈庆炎都出席了该活动。虽然是非基督徒，但李显龙延续了他父亲的传统尊重多宗教多文化的传统，当天他感谢了基督教群体在过去半个世纪在教育与社会服务上的贡献，他尤其点出，在教育方面，基督教传教士设立多所学校；在社会服务方面，该社群也建立起广泛的慈善服务机构。李显龙还致谢基督教领袖，明白该国多元文化与种族的处境，指引信徒克制和节制，尊重其他人的宗教和信仰，成为维持种族与宗教和谐的关键力量。他说，尽管新加坡是世俗国家，但各宗教族群体认真看待各自的信仰不是坏事，宗教不但不会破坏国家团结，反而能灌输人们正确价值观和道德信念。

中国香港的教会在社会服务上也同样旗鼓相当。历史上英美传教士的耕耘首先给香港奠定了浑厚的社会服务根基，比如创立的多所学校、医院、社会服务机构等都成为了香港基层社会持续可以维持健康底色的重要源泉之一。另外，香港本土的福音派教会虽然在此方面比较欠缺，但1979年第一届洛桑会议上，福音派明确提出要重视社会服务后，也激发了香港本土的福音派教会更多投入到社会服务中。

回顾历史，香港早年的社会服务多是由教会发起；延续至今基督教在香港社会服务中也一直担任着重要角色，不少孤儿院丶医院丶学校均由基督教团体开办；而且上个世纪50个时代到70年代——也正好是处于城市化进程中香港的际遇也十分多舛，本土和外来人口的激增带来衣食、居住、教育、医疗上构成教会的大问题。香港学者关启文与蔡志森合著的《基督教与现代社会的争论》中谈及这段时期，说到“教会投入大量的资源和捐助开办不少学校，亦为政府合办不少津贴学校，中学、幼稚园、职业学院、大专学校；开办诊疗所、议员和医疗库，为老弱贫病市民提供医疗服务，又在港九新界各地，兴建不少屋村，以供各区难民、渔民、农民入..入住。其中调景岭难民营是最具社会服务的见证。尤其是发生火灾的木屋区，教会均尽救济的能力，为灾民解决燃眉之急。其时世界信义宗社会服务处、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圣公会圣雅各福群会、路德会社会服务处、基督教救世军港澳军区、浸联会社会服务处、卫理会杨震服务处、循道会爱华村服务中心、基督教儿童福利会等机构提供的社会服务最为显著。”

尤其是自1950年代后香港政府渐减其社会关怀角色后，民营化的社会服务逐渐兴起，特别鼓励宗教人士承担，而其中基督教的贡献良多。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教授龚立人在2011年一篇关于香港基督教的社会面貌的文章中回顾说，基督教的社会服务很大的弥补了香港政府转型后在社会服务上的空缺，他谈到，曾经殖民地政府不愿意长期承担香港教育和社会服务，因此基督教团体就成为合作伙伴；以教育为例，政府提供学校运作所需要的经费，而教会则提供开办费和负责管理，这样的模式带来了香港社会大量优质的教育资源，其他许多社会服务也是如此，到今天为止“今日的中小学中有 40%是教会学校，而 30%的社会服务由教会负责”。这对基督教也带来了良好的声誉：“因教会学校和社会服务佔了很高百分比外，基督教相对地在香港受到广泛性的认同。”

《基督教与现代社会的争论》中香港学者关启文与蔡志森也特别说到1975年至今福音派教会的转变，“有关社会关怀的服务工作，向以主流宗派教会、和传统的基督教服务机构经办为主，一般福音派的教会则少有着力。可是自1972年瑞士洛桑会议举办之后，不少福音派教会对社会服务工作已多关注和参与。尤其是福音戒毒、监狱布道、医院院牧事工、邻舍服务、露宿者布道、社区关爱、扶贫工作、伤健辅导、福音戒赌、艺人布道等等社会工作，均有不少贡献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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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再回到中国内地。十多年前开始的城市化让我们已经看到：一方面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速累积，一方面许多“城市病”的出现也暴露了多重挑战和难题。简而言之，可以说，中国城市化中最大的一个“短缺资源”是社会服务，我们的社会不缺少有钱人、聪明人、高贵人、乐捐人，但却无比得缺少“服务人”。

耶稣，这位宇宙的创造者、全人类的救主和君王，来到世间所取的就是一个“谦卑洗脚”服事者的形象，他教导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

行善，是我们事工的关键词，因为我们所效法的主耶稣就是如此。19世纪著名的清教徒布道家司布真引用《圣经》新译本使徒行传10:38的经文对耶稣的描述“他到各处行善事”，感慨说：“虽然只是短短的几个字，却能细腻地描绘出我主耶稣一生的事工。虽是轻描淡写，却是圣灵感动下的杰作…从这句话中，可见他亲自行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假如我们要行善，就当自己去行。用自己的手去周济穷人，用亲切的眼光，或是用一句话都能增加礼物的价值。向朋友们谈论灵魂的价值，或一点爱心的表示，会比满屋子的福音单张更有影响力。我们的主行善的方式，是继续不断地在活动！他不仅行眼前的善事，并且因他的怜悯，‘到各处行善事’。在犹大各地，几乎没有一个乡镇或村庄，不因见他的面而欢欣。”

“许多侍奉神的人抱着闲懒的态度，他们该因此深受责备！让我们束起腰带，不灰心不困倦地行善事…（耶稣）不因危险或艰难而畏缩，他很有恩惠地找出服侍的对象，我们也应当如此。”

除社会服务外，基督徒还当为城市化提供坚实的公共伦理道德资源。

因为城市本身首先就是一个金钱、名利等世俗欲望充满之地，愈大愈繁华的城市愈是如此，古今中外皆然。这点从保罗写给当时繁华都市的哥林多的教会、罗马的教会的书信就可看的出来。第二，工业革命后的城市化本身伴随着的更是一个欲壑难平的时代，有限的人类因为科技、商业和财富的刺激而欲望被激发甚至无限膨胀。

城市是一个繁华之都，城市也是一个罪恶之都，亟需净化与更新。教会带来城市的不仅仅有福音，还有建立在福音根基之上的道德伦理原则。和受时代流行风气影响、以及人类哲学思维构建起来的道德伦理相比，基督教的道德伦理原则如“建立在磐石之上“一样稳固而更为坚定，因此它对于城市可以提供重要的救赎意义。

全球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尼（Rodney Stark）在其著作《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中考察了最初基督教兴起的原因，他指出，历史学家倾向于把希腊-罗马城市描绘成一个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是代代连绵不断、生生不息的繁华典型，但真实的情况南辕北辙。他的描述给笔者带来最大冲击就是对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罗马城市中婚姻两性的堕落、天花等瘟疫与骚乱横行、性别与阶级歧视严重、民众生活痛苦无助的真实而震撼的描述，而早期的基督徒们因为持守圣经的教导而带给那个时代许多截然相反的伦理观念与道德持守，主要是在家庭与两性、慈善与救济、以及对生命的珍视、爱和怜悯之心，斯坦克点出，而这些则是罗马衰落之后再实现复兴的重要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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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婚姻与性别，当时是一个父权意识和男性至上主义的时代，女性面临着极大的性别偏见，妇女仅仅是繁衍后裔的工具和男性拥有的财产。但另一方面，男性却并不珍视婚姻，在要求妻子必须保持贞节的同时却倾向于性滥交，“在希腊-罗马城市中，四处充斥着妓女——从两块钱一次的街头便宜货，到有良好教养、举止文雅的高价品，一应俱全…同样有为数不少的男妓，因为双性恋和同性恋也是相当普遍”。在要求妻子尽快产下男性继承人的同时，社会弥漫的是广泛的杀女婴的行为，“实际出生的婴儿数目比允许存活的婴儿数目要大得多”，同时男性有支配自己妻子和情人堕胎的权力，在那个医术并不发达的时代堕胎往往就是直接肢解胎儿，其残忍性让人不忍卒读，不少妇女也因为生产和堕胎而悲惨丧命。与此同时，抛弃寡妇、女性很难在社会上立足都是普遍现象。因为人们不重视生育，罗马政府不得不三令五申甚至颁布法律规定生育，但对家庭尊严的践踏已经使得这些法令毫无作用，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让曾经强大而繁华的都市无法自救。但许多观念在当时的社会和哲学家来看，丝毫没有不道德，其中许多还被看作是高贵、勇敢、正当的行为而被推崇。

这尤其使得基督教所倡导的尊敬女性、反对堕胎与杀婴、谴责离婚、乱伦、婚内不忠，以及一夫多妻制，并且鼓励男女双方都在婚前保持童贞、妻子与丈夫彼此相爱、强调生育爱护儿女等在当时都非常格格不入，但正是基督教的家庭伦理带来的是人类家庭伦理的纯洁与进步。

另外，瘟疫和传染病在城市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只是近代人类科技进步后才真正逐渐克服这些，使城市成为安全之地。斯塔克描述了接连不断的瘟疫带给希腊-罗马市民的无法弥补的巨大创伤。公元165年，当奥勒留在位时一场毁灭性的瘟疫横扫了整个罗马帝国，后世研究医药历史的学者猜测说这是西方世界出现的第一次天花，在瘟疫横行的15年里，整个罗马帝国有1/4乃至1/3的人口死于非命，甚至连奥勒留自己也没能幸免于难。此后，公元251年，又一轮新的瘟疫横扫罗马帝国，其毁灭程度不亚于前一次，这一次可能是麻疹。那个时代的人类连细菌的的存在都不知道，因此无法医治传染性疾病，只能任其蔓延，关于这些历史的描述中提到当时罗马的篷车、推车和马车日夜赶运，把死尸运到城外去，而这只是诸多瘟疫中的个案而已。大规模的瘟疫让人人自危、内心惶恐、惧怕死亡，“异教徒的表现与基督徒完全相反。瘟疫刚一传开，他们就把被传染上的人一脚踢出去，哪怕是至亲的家人，他们也是弃之不顾；在家人还没有死去的时候，就往路边一扔。那些无人掩埋的尸体，在他们眼中就像肮脏的泥土一般。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远离这一迅速传播的致命瘟疫，以使自己不被传染，但时无论他们怎么做，还是无法摆脱瘟疫的魔影。”灾祸把当时的社会弄得秩序混乱、道德沦丧，而基督徒社区因为对于爱和良善这两方面所持的价值观表现截然不同，对于死亡以一种超越的态度看待，努力照顾患病的人和垂死的人，甚至为死者准备体面的葬礼，毫无保留的拿出自己的一切物品。

除了瘟疫的特殊情况，关于初期教会时代的城市的本质特征，斯塔克如此描述：城市秩序极度混乱、社会动荡不安、猥亵不堪、疾病横行、贫困交加、恐惧无宁，而且文化也是混沌无序；大量的新移民和人口流动性带来的城市的犯罪率使城市秩序更是雪上加霜，这尤其需要人与人的监督促使人们更加遵守道德与相互的约束；而基督教强调的社区与道德带来了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

尤其是，基督教教导的美德和当时的时代实在是太不一样了：基督教认为怜悯是最基本的美德之一，因为上帝是怜悯的上帝，人类也当彼此怜悯，上帝爱世人，若不彼此相爱就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这样的教导对异教徒来说是全然一新，而且这样的爱和慈善是要超越家庭或部落的。当时包括柏拉图在内的古典哲学家是把怜悯直接看做是病理学上的情感，即理性的人类对于他人性格中的缺陷的忽略，“怜悯根本就不受理性支配”，所有人类都必须学会“克制自己的冲动”，而且对于“那些不配怜悯的人的哀求”必须“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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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迦太基主教居普里安（Cyprian）写给迦太基会众的书信中，我们看到当时基督徒教导爱和怜悯带给社会怎样的重要意义：“如果单以分内的爱来爱自己教会中的人，并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但时，如果比不信上帝的人或税吏做的更好，同样也爱自己的仇敌，以善良压过邪恶，满有宽恕的慈爱——这些人才有可能变得完全….所有，基督徒也应当善待教外的儿女，而不应仅仅善待信徒的家庭。”斯塔克不得不感叹说，事实上，正是这种完全与众不同的信念，正是对于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罗马帝国来说，这正是它实现复兴的文化基础。

作为一位社会学家，斯塔克在《基督教的兴起》的最后总结说：“…..基督教还在男女两性之间以及家庭之中提供了解放性的社会关系….基督教还大大地调节了阶级差异，当一名奴隶和一名贵族在基督教里以兄弟相称的时候，其间不存在任何的虚伪和做做。然而，在众多的因素之上，最重要的是基督教为这个充斥着反复无常的残忍和为他人代罪而死的爱的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人性概念….（面对一个以观赏人被狮子撕裂吞吃的时代），基督教切实地颁布了与异教传统几乎水火不容的道德标准..基督徒给予信徒最基本的礼物就是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德本身正是对基督徒的褒奖。”

今天21世纪的中国社会的文明度当然和公元2-3世纪的罗马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福音到底可以给城市的未来带来怎样的生机与力量。而这是今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无比需要的。因为虽然我们身处21世纪，但我们人性中的罪恶与野蛮仍旧如同野兽的牙齿一般时时刻刻可能就把脆弱的善良与道德撕碎：虽然我们已经是一夫一妻制，但社会上的“小三”等婚外情、婚外性风气如毒瘤一般散发着晦气；虽然我们呼吁感恩与敬畏生命，但面对弱势时的残忍让大众一次次感慨无下限；虽然我们呼吁平等与互助，但连老人都不敢扶的风气中人人自危…..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明智的时代，这是愚昧的时代；这是信任的纪元，这是怀疑的纪元；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日，这是失望的冬日；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将直上天堂，我们都将直下地狱……”100多年前狄更斯对欧洲面临社会转型和城市化中的洞察与描述，放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仍如此逼真。

圣经则用一句最简洁的话“这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来概括，使徒彼得告诫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使徒保罗劝勉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　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今天，让我们仍旧藉着爱心的社会服务和圣经性的伦理道德成为这个时代的“光和盐”，就如耶稣对门徒的期待：“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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