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的电影《赵氏孤儿》没有姜文的《让子弹飞》和冯小刚的《非诚勿扰二》那样火爆,但它却提出了当下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思考的重要问题——为什么我们爱不起来?
《赵氏孤儿》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它甚至被外国人当作理解中国人的一个标本,所以,伏尔泰在改编了这个故事后把剧本名也改成了《中国孤儿》。《赵氏孤儿》的确以一种极惨烈的方式表现了中国人的义、中国人的情。当然,时代不同了,陈凯歌想对传统中国人的情义观有所突破,想探索现代背景下的中国人会对这一问题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可以说他努力了,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陈凯歌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
中国人的义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即一方面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另一方面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纪君祥元杂剧《赵氏孤儿》强调的是这种意义上的义,如程婴救孤,公孙杵臼自尽,一个是门客,一个是故交,都是义不容辞。这是基于情的义,故中国人常常把情与义相联,即所谓情义。剧中倒是在韩厥身上表现出了带有超越性的义,韩厥没有杀死赵氏孤儿反而拔刀自尽,他说:“程婴,我若把这孤儿献将出去,可不是一身富贵?但我韩厥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怎肯做这般勾当!”这种义常常体现为良心。
陈凯歌的大胆之处在于他把程婴的身份从门客改为了医生,这就表明他与赵氏没有直接的利益牵连,而只是一个被偶然卷入重大事件的小人物。这也就卸下了他在传统意义上门客对于家主的义之责任,而赋予了他新的复仇动机——不只是为了赵家的仇,更是为了自己的丧妻失子之恨。这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与心理。现代人崇尚独立,各自为阵,只顾身家性命,哪管他人瓦霜。对他人既然没有依附,也就没有义务。程妻抱出赵孤是被兵丁误打误撞,程婴交上亲子只为迫不得已。传统的主仆之义被改造为现代的骨肉之情。
这样,程婴就化被动为主动了,即不是被动地去履践义,而是主动地去实现情——夫妻之情、父子之情。至于他复仇的方式,那就更具有现代意义了。他不只是要简单地将屠岸贾杀死(如果是这样,他有很多的机会,诸如下慢性毒药,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让仇人毙命。),他对韩厥说出了自己的计划:“等他长大了,把他带到屠岸贾面前,告诉他这孩子是谁,我是谁。我要让他们相亲相爱,然后赵家的孩子,一剑砍了屠岸贾,那才算把仇报了。”就是说:他不仅要让仇人肉身受戮,更要他心灵受煎。可是,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按照某人的一厢情愿来发展的,其中许多的环节人无法控制。其他种种且不说,但是孩子程勃的心就变化难测。程婴让程勃认屠岸贾为干爹,却没有想到这干爹有可能比亲爹还亲。在送不送孩子上学这件事上,干爹比亲爹更认真更上心。孩子会趴在干爹耳朵旁说悄悄话,而亲爹倒要担心孩子会不会把自己与韩厥的秘密泄漏出去。也就是说,程婴所要实现的是恨,可没有想到爱会在程勃心中潜滋暗长。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他没有仇恨的背景,也没有复仇的负担,只要身边的人对他表示爱,他就会回报以爱。反过来,要一个孩子对一个爱过自己且自己又爱过的人拨刀相向,这是一种残酷。正如韩厥所说:“你不是要他们相亲相爱吗?你对这孩子不公平。”后来,屠岸贾也这样质问他:“程婴,你有什么权利,决定你儿子的生死?你又有什么权利,让赵家的孩子为你报仇?他杀得了我吗?他下得了手吗!”
爱与恨之间犹疑与挣扎就这样产生了。不只是程勃,也包括程婴。程婴恨的理由是:“我跟你说过你是赵氏孤儿,屠岸贾摔死的是我的儿子。”程勃的反驳是:“你为什么要把药给我?你是个失败者!一辈子都是!”即程婴用自己的祖传秘药救过屠岸贾一次。此举可以说是他迫于儿子程勃恳切的要求,可难道不也是他自己内在良心的发动吗?屠岸贾也是一样。在他派遣十五岁的程勃赴远征战之际,他已经解开了程勃的身世之谜,他也想借此机会让程勃战死沙场,以绝后患。而且一切如他所料,程勃赢得了最初的胜利,可最后只身陷入了重围。这时候,他先袖手旁观,后率部离去,可是当程勃一声声“干爹!救我!”的呼号想起时,他顿忘了一切的仇恨、恐惧与算计,立刻回马救人。这是他的良心发现,或者说这是他在回应自己的良心。所以,最后,他虽然还是死在程勃的剑下,但他坦然无惧,因为他觉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在这种情况下,反倒是程婴程勃父子显得有些尴尬了。
程婴程勃父子为什么没有顺着良心发现的路子走下去,以爱制恨,以善胜恶呢?这是陈凯歌的问题,也是大部分中国人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爱、我们的善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也因为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去爱、去善,更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样去爱、去善的榜样。程婴程勃父子乃至屠岸贾短暂的爱之发现都可以在传统情义观中得到解释,也处于正常的良心范围之内。如屠岸贾毅然救程勃是因为他与之在现实中确实建立了类似的父子之情,而程勃将来对自己的仇恨还仅仅只是一种可能性。程勃向程婴求药以救屠岸贾是因为干爹救过自己的命。这样,他们彼此之间的情通过这种方式已经报了。所剩下的是赵氏三百多人的仇与恨,因此,还要通过彼此再次的剑斗才能够解之除之。这就是中国人情的逻辑、义的原则。这是算术,而不是恩典。就是说它没有突破冤冤相报的循环。不知道陈凯歌是被迫服从于中国人的这种逻辑呢?还是确实还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呢?也许兼而有之吧。
那么,像程婴程勃赵氏屠岸贾彼此之间这样的深仇大恨有没有解决之道呢?在中国文化中又有没有别的出路呢?其实,是有的。屠岸贾也说出了类似的道理。当程勃问干爹怎样才能天下无敌时,屠岸贾说:“如果人人都能做到不把自己的敌人当敌人,就天下无敌了。”这确实是至理名言,精彩至极。明白一种道理很不容易,可更不容易的是把这道理行出来。屠岸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可这很难做到,你干爹也没做到。”说这话时,他心中可能是有忏悔的。后来,他所做的一切,多是在照着这句话来行,只是对手没有给他更多这样的机会。相形之下,倒是程婴在一直积蓄仇恨,树立敌人。屠岸贾的此语与孔孟之言有一致之处。孔子说:“仁者爱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孟子说:“仁者无敌。”可是,如何成为仁者?又如何做到爱人?特别是如何去爱自己的仇敌呢?即如何才能不把敌人当敌人呢?这才是真正的难题。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不到充分的资源,我们只能求助于超越文化之上的《圣经》。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么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43—48)这不是算术,而是恩典。这样做的根据主要有二。其一,审判、赏罚、报应的主权在于神,而不在于人。人的判断难免失误,人的报复也难免过当,只有神才是完全公义的,决不以无罪的为有罪,也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作‘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马书》12:19)其二,神的最终心意是使人和睦,以善胜恶。以怨报怨以德报德不能达成这一目的,“爱你们的仇敌”才可能。保罗所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12:21)马丁·路德解释道:“藉着向他行善,你必须使他变成像你一样的好人,这样,你的良善必可胜过他的邪恶,并且改变他成为你。”[1]“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诗篇》34:14)“恨,能挑启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箴言》10:12)当然,最重要的理由是:“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48)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一定会遭遇像赵氏孤儿那样的全家被斩尽杀绝的境况。可为什么我们爱不起来呢?为什么我们爱到一定程度就爱不下去了呢?为什么我们饶恕到一定程度就饶恕不下去了呢?因为我们没有找到这样的超越之爱,因为我们不认为自己有罪,也不觉得自己应被饶恕,因为我们没有体会到被饶恕的宝贵与甘甜。因此,我们还是要坚持那久已习惯的原则,要实现那根深蒂固的愿望。可难到我们所做的一切真的都那么理直气壮、天经地义?对方就真的那么十恶不赦、罪该万死?想想千百年来我们民族、我们个人所经历的种种苦难惨剧再回答这个问题吧!
程婴的儿子代替赵朔的儿子死了,他是被动的,他要求复仇;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所有的人死了,他是主动的,为要赎我们所有人的罪,他已经胜过了真正的仇敌——撒旦。这就是超越之爱、饶恕之爱。英国著名作家路易斯说:“做基督徒,意即饶恕那些不可饶恕的人,因为神已经饶恕了你里面不可饶恕的罪。”如果屠岸贾已经屠岸贾似的人已经认罪悔改了,那么杀死他和他们还有意义吗?你的复仇还具有绝对的正义性合理性吗?好好思考吧!也许美国天主教作家卢云的这段话会引导你找到答案:“上帝欢喜,不是因为世上的问题已经迎刃而解,不是因为人类所有的伤痛、苦难已告终结,也不是因为成千上万的人信了主,颂赞他的美善,不!神欢喜,是因为子女中有一个迷失,如今找到了。”
其实,影片中也提供了类似的指引,只是好多人没有留意罢了。如屠岸贾让程勃从屋顶跳下来,他答应接住却实际没有去接,他要以行动来教育程勃“谁也不要信!”程婴则让程勃再跳一次,他用坚定的双手接住了儿子,让他相信:纵然所有人失信,父爱还是可以相信的。还有,屠岸贾告诉程勃:“男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剑与铠甲”;而程婴则给儿子说:“你要有了爹,就什么都有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暗示,而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天父的爱是永远不变的。有了在天上的父,我们就有了一切,在地如同在天。
[1] 马丁·路德:《罗马书讲义》,新竹:中华信义神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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