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中国社会学年会“宗教社会学分论坛”落幕 探讨基督教的社会影响等多个话题

7月16日至18日，中国社会学会以“新发展理念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主题的2016年度中国社会学年会在兰州大学举行。

此次宗教社会学分论坛聚合了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多名学者，共同围绕宗教“信仰方式”核心主题展开想交流。“宗教社会学分论坛”也连续三年蝉联“年会优秀论坛”。同时，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会也正式批准成立“宗教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ECNUsociology消息，论坛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李向平教授在本次论坛的开篇主旨报告，从“私人范畴”与“社会产物”两个核心概念着手，深入探讨了信仰方式与宗教治理法治化的关系。他指出，私人化信仰方式，阻隔各种宗教教义体系的有机关联，直接进入了神秘认同领域，无法构成中国社会普遍的共同的认同与价值共识。如何跨越私人宗教信仰与宗教信仰公共实践之间的“公共之坎”或“社会化之坎”，决定了中国社会宗教治理法治化的路径与质量。

在宗教事务管理的公私问题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黄进以S省为例，从宗教事务管理的主客体、依据、目的、机制等角度剖析当前的管理困境。其中，混淆宗教活动的公共性与私人性是诸多问题的根源，它使得政府管理的客体不清、权限不明，不但为拒斥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提供借口，同时也产生诸多管理空白和盲区，其后果是在实践中要么对合法活动保护不力，要么对非法活动打击不够，从而使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难以落实。这种混淆由于“宗教游移现象”而变得更加复杂。

此次论坛还讨论了其他几个主要话题：互联网中的宗教信仰方式、民间信仰的变与不变、青年群体的宗教信仰方式、基督教的社会影响，其中一些话题涉及到对于基督教的社会学研究。

在关于青年群体的宗教信仰方式话题上：
上海师范大学张凤池比较了四个青年白领基督徒群体后发现，作为城市“新移民”的青年白领基督徒，与本地青年白领基督徒之间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互惠网络，这种网络以“祷告”作为人情联结，具有去功利化特征；在价值规范上以“积累天上的财富”作为互惠原则，具有强化信仰的功能，从而创造“连接性社会资本”，有助于“新移民”的社会融入。北京大学陈锦航深入剖析了一个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体的家庭教会，指出当前中国家庭教会正处于“后管制时代”，这意味着不触及底限便有“无政府式”的自由。但是这种处境也给具体的家庭教会带来信仰与传教上的挑战。家庭教会不得不强化成员对教会归属和认同，统一正统信仰，艰难平衡委身教会与委身上帝的关系。他指出，虽然基督徒人数有增长，但在这种处境下形成的多样的小群化组织模式，不大可能让中国基督教群体成为社会的变革力量。郑州大学韩恒区分了第二代基督徒皈信基督教的两种模式：习得性皈信与回归性皈信，在此基础上对宗教皈信研究中既有的“社会资本论”与“理性论”观点提出质疑和修正。河南中原工学院杨林霞描述了某大学生团契的成员发展方式、组织结构及团体的维系能力，认为大学生团契充分利用了现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并能有效满足其成员需求。与基督教的制度化、组织化活动方式不同，上海财经大学邢婷婷发现，部分城市青年热衷于面相、风水、星座、塔罗等并不属于传统宗教范畴的“超常信仰”，其根源是当代多元社会中权威经验对现实生活的解释能力和参考价值下降，以及实际生活中产生的个体焦虑。但是，虽然“超常信仰”与个体经验和个人问题相联而具有明显的隐秘性、私人性特征，但最终对意义的探讨必然回归公共性，即在公共的座标系中为自己定位，解释个体遭遇的困境。但这种公共性并非凭借“超常信仰”而“参与公共生活”，因此只是“碎片化的公共性”。

基督教的社会影响上：
上海社会科学院黄海波基于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长三角宗教信仰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基督教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基督教中国化问题。该研究最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发现是，在无宗教信仰者群体中，“信任基督教”和“信任政府”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似乎意味着在对基督教教义、活动等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基督教以外的部分公众对基督教的公共角色有着一种理想化的想象。华东政法大学李峰、复旦大学付宇、杨徐健则基于CGSS2010年数据，分别分析了宗教对生育意愿和幸福感的影响。前者发现，信教者的意愿生育数要高于非信教者；基督宗教的信徒生育意愿要高于中国传统宗教信仰者；宗教教义对个体的生育意愿有着直接的独立影响，但人口学、社会经济变量以及男孩偏好价值观等世俗因素在其中也有影响。后者则发现宗教对于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确实存在显著影响，信仰宗教的城市居民拥有更高的幸福感；进一步而言，信仰制度性宗教的城市居民比信仰弥漫性宗教的城市居民更幸福，信仰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城市居民比信仰佛教或民间宗教的城市居民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