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0多年前来到中国西南给大花苗传教的柏格理牧师的故事近年来再度被国人逐渐关注和思想。与此同时，他的后人也在最近两年来到这片祖先曾经服事过的土地上访问和交流。本文是亲历了2次柏格理的孙子史蒂文先生访问中国的陈浩武教授一年前的旧文，刊登出来与读者共享。
一九〇四年的秋天，柏格理牧师满怀传道的使命，只身来到石门坎。
二〇一五年的秋天，柏格理的孙子史蒂芬先生，携夫人和一双儿女来到石门坎，寻访祖父的足迹。祖孙出现在同一空间，前后时空跨越一百一十年。
一百年，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叫沧海桑田。
从柏格理牧师到石门坎，到他的后人史蒂芬先生到石门坎，历史和今天重新握手，这是一件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
现在看来，柏格理走进石门坎，既是上帝对他的眷顾，也是神对苗族同胞的眷顾。柏格理来到石门坎，给苗族同胞带去了一束光。“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是一束神性之光、一束理性之光、一束文明之光。
说是一束神性之光，是因为柏格理把基督教的信仰带进了石门坎，在大花苗人大规模的皈依基督的同时，他们抛弃了原来的多神教、撤毁了那些污浊的花寮房，结束了巫文化时代，让基督信仰的光芒，照耀了乌蒙山区古老的大地。
说是一束理性之光，是因为柏格理在这里大办教育，他和他的传教士团体，先后在以石门坎为中心的乌蒙山区，创办了120多所学校，培养了大量的苗族精英，还通过编写的《乌蒙山区平民夜读课本》，在整个苗族、彝族地区大规模扫盲，提高了苗人和其它少数民族同胞的整体文化水平和文明水平，从而跨入先进民族之林。
说是一束文明之光，是因为柏格理不仅仅把足球、游泳、现代医疗体系、麻风病院、邮电所、双语教学等这些具有现代文明符号的事物引进到石门坎，更重要的是柏格理为苗人确立了国家和民族观念。
生活在莽莽荒原的大苗人被朝廷视为“生番”，他们不在国家和民族的政治范畴之内，国家不向他们征税，也不承担对他们的教化义务，使苗人长期处在一种蛮荒的状态。柏格理发明了苗文并创办了学校，他编的识字课本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中国人，我是苗族人。他第一次在苗族的语言中加入了国家、民族的概念；他第一次用文字表达了苗族对国家的认同。
他在一九〇五年创办第一所学校的时候，还是清朝末年，这个学校的名字叫石门坎学校，但在一九一二年建立中华民国以后，柏格理把这所学校改为“光华小学”，以表达苗人对国家的认同，从这点上讲，柏格理不仅是在普及教育，他还在普及现代国家、民族的概念。
这束光持续了百年，百年后，柏格理的后人史蒂芬先生来到石门坎，他所看到的，是当年他的祖父带来的那束光，今天还在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在柏格理的墓地前、在苏科寨的教堂、在长房子的会议室，史蒂芬及家人受到苗族同胞热情的欢迎，我相信他们会从这一张张的笑脸和鲜艳的苗族服装上，看到他的祖父当年在这里的辉煌，和由他的祖父所传播的基督大爱，在苗人心中播下爱的种子，已经开出了丰硕之花。虽然史蒂芬先生不是以一位传播光的使者前来，但是他的确可以看到他的祖父当年的努力所带来的那束光芒，今天还在的闪耀……
今天的苗人，包括苏科寨的教友，他们在那里载歌载舞，朗诵诗篇，唱赞歌，欢迎柏格理牧师的后人，他们的这些行为就是对百年前柏格理牧师所带去的光的延续、回应和感恩的报答。我相信，史蒂芬和他的家人，一定可以深深感受到他的祖父在苗族同胞心中的份量。
我在想，从明代耶稣会开始，到马礼逊，到戴德生创办内地会，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跋山涉水、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把神圣的大爱在中国传播，柏格理牧师是这支队伍当中的一位代表，他是千千万万在中国传道的圣贤们的一个缩影。
回过头来看，这些传教士的艰辛，成果怎么样呢？
如果以基督教信徒人数来看，柏格理在昭通传教的时期的一八九三年，中国的基督徒是五万五千名。到一九四九年，到柏格理们被中国当局驱离大陆为止，中国的基督徒有多少呢？七十六万人。百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的基督徒有多少呢？朝野一致比较认同的统计数字是：八千万人。也就是说，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六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基督徒数量大约增长了一百倍。
按照这个统计，信仰基督教的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六左右。这并不算一个很高的比例，但是八千万的这个数字，严格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我想，这一串数字的变迁，其实是中国人对柏格理牧师，以及对柏格理所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艰辛努力的回应，同时，它也说明，这种神性之光、信仰之光会越来越多的覆盖着这片东方大地，因为它背后所代表的是爱与公义。
怎样看待基督教人口、基督教信徒在中国的迅速成长？其实，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中国当今社会，就会找到答案。大家都会痛彻的感受到，虽然这些年来我们的物质财富在不断的涌入，我们的GDP在不断的增长，但是我们的精神层面并没有相应的丰富起来，甚至恰恰相反，我们处在一个信仰荒芜、道德沦丧、社会价值观崩溃的危急状态，人们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丰富的同时，精神上处于一种普遍焦虑的状态，一种人心无法安顿的状态，一种普遍需要救赎的状态。
人是有灵魂的，人不会简单的满足于物质的享受，人最终是要找到精神的终极关怀，中国人心中的彷徨、焦虑和心灵的无归依感，就会形成庞大的推动力，使人们去寻求精神价值，去寻找精神资源，去寻找精神救赎，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部人类的文明史，既包含着生产力和科技的发达和进步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涌入，同时也包含着那种体现公义、体现大爱、体现高尚的道德伦理的宗教信仰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因为人同时生活在物质与精神两个领域，我们不仅要满足物质的需求，还要满足精神的需求。从这个数字上来看，近百倍的增长恰恰的说明了人类向着文明方向发展的一种呼唤、一种努力、一种回应。
我们虽然看到了进步，但也不能太乐观，史蒂芬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件事，在一九九七年的时候，他的亲姐姐和姐夫到了中国，在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好像她是一位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他们特别希望借这个机会，去寻访石门坎，经过申请和有关部门同意，他们到了石门坎，当时是由昭通教会的黄牧师和黄牧师的母亲一起陪同他们去的，但是他们刚刚到石门坎，马上就被通知到当地警察局去接受讯问，史蒂芬的姐姐告诉他，那个警察脸红红的，一看就是刚喝了酒，态度非常粗暴，史蒂芬的姐姐和姐夫怕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陪同人员，于是他们在石门坎连饭都没有吃，就马上离开。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心酸的回忆，柏格理的后人不远万里来到石门坎，他们受到的却是这样的待遇。但是这一点也不奇怪，从五十年代起，这束光就时断时续，有时细若游丝，命悬一线。一直到今天，离石门坎几千公里以外的浙江温州，那里还在发生大规模的拆毁教堂十字架的事件。
我还没有来得及和史蒂芬先生及家人交流他们在中国、在石门坎访问的心情和体会，但是我看到斯嘉的文字，史蒂芬在石门坎深情的说：上一个百年，我的先辈和你们的先辈们一起，希望再延续一个百年，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大洋两岸，期待是完全一致的。
一百年过去了，但是一个新的一百年的已开始。
这就是石门坎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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