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第三届柏格理思想研讨会北京落幕 多位学者与专家探讨石门坎对今日乡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10月22日23日，第三届柏格理思想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继第一届“柏格理精神的传承”与第二届“柏格理的教育思想”之后，本届会议的主题是“石门坎与乡村建设”。

此次会议是由深圳柏格理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主办，邀请了30多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以及公益机构与乡村建设的工作者们就“石门坎与乡村建设”进行了广泛研究和讨论，特别是挖掘柏格理精神与石门坎案例对于今天乡村建设的现实借鉴与思考意义。

会议持续一天半。22日全天是主旨发言，上午是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与专家从形而上理论的角度谈到柏格理与石门坎对于今天乡村建设的意义，下午是来自多个公益机构以及帮助农村发展新型经济的组织负责人结合自己的经验分享如何更好地帮助农村在农作物、经济、教育、环境等方面的具体实践。23日半天是自由发言，话题涵盖柏格理的理想主义精神、如何参与乡村建设、中国乡建的实践等。

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思考柏格理精神与石门坎对今天的现实意义

在22日上午的主旨发言中，聚集了国内多位著名学者，包括法学家贺卫方、“宗教与法治”领域的专家刘澎教授、研究英国保守主义的专家刘军宁、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杨鹏、财经评论人苏小和等。

石门坎基金会理事长、学者陈浩武也表达了对于多位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有影响力的学者前来参与这个会的感谢，他认为这“说明石门坎的现象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和注意”，他也表示希望透过柏格理思想研讨会等，“让柏格理和石门坎回归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在随后的“石门坎在中国乡建中的坐标意义”的主旨发言中，陈浩武表示，此次之所以选择探讨石门坎与乡村建设来进行主题讨论，是因为乡村建设在中国现在是一个非常尖锐和深刻的话题。他前不久回到自己年轻是曾被下放过的农村深切地感到今天中国的农村面临着很多危机和挑战，比如水体污染、人才流失、留守老人与儿童等，尤其是精神的荒芜，让人赶到乡村的信仰和乡村精神的崩溃，这些都值得探讨如何在当下更好地帮助农村建设，尤其是在文明和信仰方面，而百多年前的柏格理把仍处于蛮荒时代的石门坎如何在短短10多年前建成文明高地是非常值得思考和借鉴的。

之后多位学者与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了柏格理精神与石门坎的案例对今天的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财经评论人苏小和认为，柏格理在石门坎有着深刻的服事概念，“柏格理是一种服事的概念，就像耶稣为门徒洗脚，柏格理与石门坎的农民一起生活、死去，甚至死去之后还饱受中国人的侮辱，我们知道耶稣也是这样，他降生在马槽里面，服事我们，把他钉十字架，并且现在还有人侮辱他。”

中国文化研究院研究院刘军宁指出，柏格理来到石门坎传教的道路是继承了耶稣、保罗等许多伟大的福音传播者的脚步，而柏格理最让他感动的是“平等者柏格理”。他说：“给我印象非常深非常深的是柏格理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总是平等与人交往。柏格理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信仰优越感与身份优越感.....这个很值得中国的基督徒好好学习。”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谈到，传教士对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深远贡献，同时他也非常遗憾和惋惜说到：“传教士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很多文明，其中最被我们贬低的就是福音本身。”

普世研究所所长刘澎教授说到今天的我们很值得思考一个问题：“100多年过去了，柏格理的精神对我们现在推动的新农村建设有什么启示呢？”在他看来，柏格理精神的核心就是用信仰改变世界，“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的发展不能完成乡村建设的现代化，物质文明需要道德基础，道德的归宿是信仰，信仰的根源是宗教，没有宗教就没有文明，柏格理改造苗乡的武器不是金钱，不是强权，而是信仰.....信仰这个东西，在中国社会里面好像是负面的，可是看世界上的各种文明，没有一个文明不是因为信仰的，如果创造没有信仰的文明，那是伪文明。柏格理带过来的是信仰，有了这个之后，教育、医疗、科技等等才能给当地带来发展。没有信仰，教育、医疗、科技这一切照样是犯罪的渊源。希望我们都能够理解：信仰能够改变世界，而不是其他的一切。”

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杨鹏说到：“柏格理知道生命的创造、人的尊严与幸福就在于信仰上帝；柏格里相信上帝之手将点燃每个人内心之火、创造之火、理性之火、爱心之火、尊严之火，让黑暗与污秽从心里消失，让上帝形象之光从每个人心灵深处涌现，成为新的生命，光明的生命。英国人能做到的，苗人也能做到，因为皆为上帝孩子，皆有上帝形象，皆有上帝之灵在心中闪耀.....上帝之光进入、照出人心中上帝的形象。像柏格理一样，就是让人进入信仰，让信仰改变生命，释放出人本有的创造、服务与爱的力量，源自上帝的力量。”

从石门坎拓展到对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思考

22日下午的主旨发言中，来自山东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刘家峰则从石门坎的案例扩展到一个更大的维度谈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他谈到，中国基督教的乡建活动，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基督教会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回应；另一方面，它的时代背景是当时一场全球性的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这对中国基督教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刘教授指出，当时中国基督教的乡建运动背后有深刻的宗教关怀，并且也是为了帮助乡村教会自立的一种重视尝试，

刘教授说到：“基督教乡村建设作为中国近代乡村建设运动的一部分，它对中国乡村和农民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在农业高等教育、防灾救灾、作物改良、信用合作、农民夜校、农村妇女教育等领域，在中国乡建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但这些被教会引以自豪的贡献，虽然很重要，但并非是基督教乡建的最终目标，基督教乡建的目标是要‘建设基督化的农村社会’，要‘把天国建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从本质上讲，基督教乡建运动是近代基督教社会福音神学思潮运动的一种实践，代表了一种新的宣教理念，因此，从宣教的角度来评论基督教乡建，也许更能准确地把握它对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意义，同时，透过基督教乡建运动，也可以体认到社会福音神学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困境。”

他进一步谈到这种困境和张力，“乡建运动作为由基督教社会福音神学引发的一种新的宣教实践，并不为基督教内保守的福音派(基要派) 神学所认可，因此其合法性也一直受到福音派教会的质疑。福音派认为教会在世的唯一使命就是传福音，反对从事任何社会改良，更不赞成社会福音派‘在地上建立天国’的理论，他们认为在世俗社会永远不可能建立天国......福音派基督徒只追求属灵的幸福和对永生的盼望，对现实社会的改良毫无兴趣，神圣与世俗在他们的世界里是不可混淆的，他们批评社会福音派把基督降为‘改良社会的工具’，教会成为改良社会的团体，削弱了本应传扬福音的功能。”

刘教授说到，福音派与社会福音派的争论由来已久，他无意做孰是孰非的判断。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近代社会救亡图存的时代处境，一批基督徒力图效仿耶稣的榜样，为满足社会的迫切需要，从中寻索乡村重建的方案，那么，社会福音派的立场不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肯定的，这总比把信仰和福音局限在口头上，只注重个人灵魂拯救上天堂，而漠视周围处在悲惨境地的农民要更慈善、更人道。但基督教的乡建实践表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天国与人间、属灵与世俗等并不能完美地统合在一起，这两者之间持续着很大的张力，特别是乡建中的宗教与教会建设层面，受教内批评最多，加之近代中国恶劣的社会环境，最终使基督教乡建运动陷入一种非常尴尬而困难的境地。在一定程度上，基督教乡建的困境也代表了社会福音神学在近代中国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