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福音书之基督精神观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罪与罚》

尼采在给勃兰兑斯的一封信中说:“我今天敬爱陀思妥耶夫斯基, 就如我对帕斯卡尔的敬爱。我所以要这样强调, 是因为帕斯卡尔曾给我无限的启示,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唯一给我深基督信仰理论的人。”纪德坦言读陀氏是一件终身大事并说，除尼采和陀氏妥耶夫斯基外，在人与上帝的关系上，他还没有发现任何人如此明确地道出人生的真谛。木心先生认为世界文学中仅次于上帝的作家有三位分别为莎翁、陀氏和福楼拜。由此可见，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对陀氏都大为称赞，学生以一月有余阅罢《罪与罚》，期间屡次断断续续，每每捧读都深深沉浸陀氏汪洋般的思想渊薮中，毕竟还是青年，阅历短浅，只能浅浅地理解这幽邃人生哲理的点滴，然则这少许却也是切身的生命体验。木心言陀氏之《罪与罚》与勃拉姆斯---贝多芬后的交响乐大家之《第一交响曲》有着一样深沉的生命思考以及类似的结构安排，正与巴赫金《罪与罚》中的复调式小说叙事结构暗合。提及阐述这部书，纵然有许多的学术角度可切入，如大量的心理描写开创了意识流的先锋体现现代主义的表达方式或是索尼娅的形象特征等等。但学生深感圣经福音书的智慧，虽只是粗略品鉴，却早已有万般疑惑困扰许久，所以总没能受约翰之洗，而陀氏的怀疑质问正唤醒了我同样的情绪记忆，阅读天才的作品真的也感觉自己是天才。

《罪与罚》中首先体现宗教思想是原罪与赎罪意识。基督教的最基本的原则是认为人都是原罪的，自亚当夏娃受撒旦的诱惑误食禁果始，人们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罪恶，然而天父之子耶稣被钉十字架后，他的纯洁的血就已经洗尽了后世信徒们的罪恶，以是人们只需要向基督忏悔祈祷就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中也给尘世中的人们指出了一条“新生”之路：牺牲自己、皈依天主、背负十字架、跟随基督、经历苦难、忏悔以净化自身、最终走向天国之路、获得幸福。

小说主人公年轻的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身体羸弱，家境窘迫，因无力支付学费而被迫休学，蛰居于空间狭小、环境恶劣的阁楼中，受着房东的催租之苦。他本可以以渊博的学识胜任家庭教师却因衣衫褴褛而作罢，他本可以接受好友拉祖米兴的邀请着手译书，却又不甘如此。无奈只有家中的老母靠着年金，幼妹靠着微薄的薪金支付着他，罗佳穷途末路时便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处典当，受尽了老太婆的剥削。长此以往，罗佳心生平庸的人们皆为虱子的想法，自恃高傲自命超人自比拿破仑，为了成功可以牺牲者这些虱子，所以挥斧砍死了老太婆以及不幸目睹惨状的老太婆的妹妹。然而，事发之后，罗佳并没有得到当初设想的快感，他的人生并没有光明起来，反而愈加暗淡了。他发现自己错了，他的理论和理想主义使他遭受了彻底的失败，整天神经兮兮、胡言乱语、恍恍惚惚，他的生活中只有罪恶、空虚和恐惧，终日不得安宁。他感到了压在自己身上的罪过，洗不掉的血永远挥之不去。种种的罚折磨着他，他自己也不能容忍、原谅自己。以是一种对解脱、自由的强烈渴望噬咬着他的灵魂。

于是小说进入赎罪的阶段，基督教所宣扬的救赎，都是基于人对自己的屈辱，人无限地贬低自己，感到自己的无能与无权，而后产生对上帝的服从，祈求上帝的宽恕与惠赐，从而获得新生。归根结底，通过自我的谦卑，自觉地忍受苦难，自愿牺牲，屈从于上帝，以获得痛苦的满足与自我的肯定。

《福音书》中写道“卑恭的人必升天。”谦卑是某种自愿的顺从，是自由无阻地接受的。陀氏以为谦恭是一种俄罗斯情调并曾引用普希金的话语“夹起尾巴，傲慢的人！首先应当克服傲岸不逊，打掉傲骨，在所有人面前卑躬屈膝，把腰弯得直到头碰故土。”陀氏的《书信集》中常常出现：他为什么会拒绝我？更何况我并没强求，而是谦恭地请求。我不强求，只谦恭地要求。我提出了最谦恭的要求。索尼娅是书中谦卑虔诚的化身，为着身体孱弱歇斯里地的继母及其幼子们，她甘愿在情窦初开的花样年华中出卖自己的身体，忍受着众人的唾弃，承担起家庭的负担。因此，当拉斯科尔尼科夫向索尼娅坦白罪行时，索尼娅即刻劝他到广场去下跪，并当众高喊：“我杀人了”，认为这是减轻灵魂负担的唯一方法。

基督说：“谁想拯救自己的生命必将失去它，谁为自爱献出生命必将使它享受永生。”人人皆为基督、个体在弃绝个体中获胜，谦卑之后便是自我牺牲的要求。陀氏言，“自愿牺牲，自觉自主献身，为大众牺牲自我在我看来是人格发展的标志，是人格优越的标志，是高度自我控制的标志，是最高自由意志的标志。自觉自愿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众人而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活活烧死，这一切只有在人格高度发展是才有可能。” 例如，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母亲为了儿子的生活费而转卖自己的养老年金，妹妹杜妮雅为了哥哥的学费不惜愿意嫁给品格低劣的公务员卢仁，而罗佳经济拮据却为了马尔梅拉多夫丧葬出钱。

陀氏言“我是时代的孩童,甚至进入坟墓时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孩童。”这又表现出作家自身的矛盾，一方面笃信福音书的教诲，另一方面却还游移未决。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用基督的爱来取代一切革命手段，就可以最终达到理想的彼岸。作家本人也不断对这自己之前肯定的答案产生疑惑并焦虑着。而前后不统一性几乎伴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文学创作。譬如，拉斯柯尔尼科夫问索尼娅:“索尼娅,那么你很多次祈祷上帝吗?”索尼娅说: “没有上帝,我还能做什么呢?”“那么上帝给了你什么呢? ”他更逼进一步追问。索尼娅久久地默默不语,仿佛答不上来似的。她那瘦弱的胸脯激动得不住地起伏。“别说啦! 别问啦! 您不配! ”她突然扬声叫道,神色严峻,愤怒地望着他。

再如，小说的最后“可是一个新的故事，一个人逐渐再生的故事，一个他逐渐洗心革面、逐渐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一个熟悉新的、直到如今根本没有人知道的现实的故事正在开始。”陀氏虽然写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念头，“难道他的信仰不能成为我的信仰吗？”颇有点讲大学生要靠福音书解脱的意味，但是最后的小小怀疑却又是一种否定这大概是作者认为把一种神圣的恩典的获得描写为短暂、瞬间的转化过程会使其成为廉价的、毫无意义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作家自身思想也还是矛盾的神秘的，作为小说家（陀氏绝非理论家，而是探索者），他切忌归纳法，懂得企图确立普遍定律是不谨慎的，所以问题并没有最终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