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悲剧频出暴露城市化进程阵痛，中国教会该如何尽上社会责任？

11月好几个社会新闻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同情甚至愤怒：

11月18日晚，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聚福缘公寓内，生了一起严重的火灾，19人遇难，8人受伤，遇难者中有8名儿童，年龄最小的仅有1岁。这个公寓400多名租户绝大多数都是外来务工者。

11月初，上海长宁区携程亲子幼儿园被曝长期虐童，监控视频中几乎所有老师都参与了集体虐待，诸如给托班孩子强灌芥末、消毒水和安眠药，孩子一个小时腹泻6次不给换尿布，11月初的天气把17个月大的女童裤子扒光站墙角……家长们一边流泪一边控诉：每月收费2580的幼儿园，招的都是虐待狂吗？

11月23日，就在携程虐童案刚刚宣判之后，眼睛一睁又立马曝光了新的一桩幼儿园虐童案，可是这次的虐童实在让人感到“辣眼睛”，其情节之离奇让孩儿他娘连声感慨：“我宁愿只是普通的虐童，普通的扎针吃药，老师为了怕麻烦，园长为了省薪水。不然……太没法想象了！”父母们很满意孩子们没有被挨饿、被挨打、被骂，而是什么呢？竟然是一个老师把孩子们带到一个小黑屋里。老师带着他们光着身子围观猥亵，最后由“园长妈妈”帮助孩子们穿好衣服。

......

悲剧一再爆出，前者是民工群体的生存安全基本权利，后者是儿童的安全成长权利，两者都是弱势群体，却遭遇了最无辜的悲剧。尤其是多重虐童案，让网络上的舆论鼎沸，尤其激发起了许多为人父母的恐惧和愤怒，是啊，谁家没有个娃呢？我们以为努力拼死工作赚钱后，把孩子送进各类收费昂贵看上去高大上的幼儿园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没有想到——灯下最黑！

网上鼎沸的评论有说把这些老师千刀万剐也为过。基督徒也不例外，关注的同时频频感叹：“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谴责当然必要，法律手段审判更是应当遵循的，网友谩骂也可以理解。面对各类悲剧，有的谈如何加强法律，有点谈如何安装监控视频，有的谈如何教弱势群体自保，比如社交媒体上疯传的儿童防性侵教育动画等。

——这些统统需要。

而作为基督徒，更要看到到底这些社会现象背后到底是为何，更要思考我们如何为走出这样的罪恶循环而群策群力。

如前文所说，第一则消息涉及的是民工群体，之后的虐童案涉及的是还不能识别左右手的儿童。表面看，这些悲剧的只是涉及到民工和儿童，其实再深入去看，是这些年的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完全带来的阵痛在社会富裕之后逐渐暴露。

人类学学者安·阿纳格诺斯特在1997年发表的论文《中国儿童与国家超越性》中指出的一个现象是，在中国语境下，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总是集中在落后的农民与儿童这两种身份之上，而将两者相联系的是有关“人民素质”这样的话题。究其原因，是儿童与农民同样具有的“不确定性”使他们总是成为讨论民族教育与民族未来的基点。儿童是希望，但儿童也带来恐惧，尤其是“当他们不按所预定的轨道发展时，对国家权威与家庭结构将带来威胁性的冲击”。二十年后，再看这样的观点非常具有洞察力。有文史学者杨早11月23日的一篇文章中如此写到，当年的这个问题发展成了两大时下最大的“爆款”话题：一是城乡差异，一是儿童伤害。“在我看来，农民与儿童的弱势地位，使他们成为中国社会道德测试的底线。就像胡适在《慈幼的问题》里将‘怎样待小孩子’认为是判定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最高标准，而恰恰在这一点上，胡适认为‘可以宣布我们这个国家是最野蛮的国家’。”

——这位学者的结论的确铿锵有力。

另外一位媒体人李多珏的观察亦更为细致，她在自己的专栏文章中写到：“未来一段时间，必然还会有更多的幼儿园、早教机构被揪出来示众。示众有意义吗？其实没有意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是徒增烦恼而已。没有解药，恐慌就只能无止境地蔓延。解药，有吗？有人说是向前一步幼教准入开放，有人说是回到从前允许企业办托儿所。都不是根子。根子还是要追问，幼教系统这些极端自私或冷血者生长的环境，她们现在变得非常普遍，到底来自哪里？因为不管用什么方式办园，都离不开这些基层的老师和服务人员。除非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幼教的问题无法解决。”

那么，“这些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她推测说，“说回那些阿姨。我有一个未经验证的推测是，包括虐童的携程亲子园阿姨和红黄蓝早教机构的阿姨，她们有很大的概率曾经是留守儿童，或者起码是进城务工人员。她们可能从出生开始就没有被当作公民来对待，当她们跪地求饶时，她们也是被生活虐待过的儿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推测？她们看起来30来岁，出生于80年代中晚期，正好是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前后出生；她们受教育程度偏低，收入偏低，不太像城市中有保障的家庭出身；她们被抓现行后的反应是跪地求饶，不像有过生活尊严的女性会干的事；她们恐慌的表情显示，她们从来不知道，虐待儿童是犯法的！”

看吧——回溯过去20多年的城市化转型，首先要解决发展带来的劳动力问题。于是，大量内地如河南、安徽等青壮年劳力离开故土来到东南部一带成为外来务工群体。他们的妻子成为留守妇女、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而这些北上广一二线城市里面的职场白领或者所谓的中产阶级就得好吗？为了生存或者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很多人选择了没日没夜加班、赚钱、然后换更大的房子、更好的小区。——但是，他们如同套上套的陀螺一样，为了维持下去，选择的无非也是和自己骨肉分离——区别只是在于五十步和一百步而已，外来务工群体无非是把孩子留在乡下留守，白领职场无非是把孩子送到堆钱的幼儿园待着——都是无奈的选择与孩子最重要的成年年华错过。

没办法，社会带来的生存压力不得不如此！

表面看上去，是城乡二元化，城市好似越来越繁华、乡村好似被人故意要遗忘一样——然而，不健康的循环总是让我们提到“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句话真是话糙理不糙。

“事实上，留守儿童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进城务工者从来没有获得市民或公民的待遇。由于城市没有接纳他们的制度准备，他们不得不让孩子留守，自己外出闯荡。这些不被当做公民对待的底层构成了当下完全没有尊严的劳动大军的主体。他们在城市里没有身份，没有尊严，数量庞大，造成了当下中国城市中最根本的人群对立。他们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农村，在城里服务于你，却并非城市的一员，你想他们有多大的动力把你当成自己人来照顾，把你的孩子当成自己人的孩子来爱护？”媒体人李多珏的笔锋如同手术刀一样，“你的家，是他们永远无法企及的家，是他们会痛恨会归罪的另一种人的家。你的孩子，是真正的‘别人家的孩子’，是他们会痛恨会归罪的另一种人的孩子。你怎么可能让孩子获得好的照顾，让家庭获得周到的家政服务呢？只有在平等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和爱。解药其实就在那里，只是所有渴望特权的眼睛看不到而已。请给劳动者以尊重和权利，劳动者才会还这个社会以人情。”

大兴火灾、虐童案频出……这些根本而言是社会开始为过去20多年片面重视物质和金钱的城市化的一种买单。

城市化趋势当然是必然。但是，我们到底是要怎样的一种城市化？是一种只是被物质和建筑禁锢的城市化，还是要看到：城市只是一种外在生活环境的变化，最根本还是一种人类的共同体的生活方式？

诸多悲剧暴露的是城市化的阵痛。当然，比如虐童案这样的悲剧并非城市化进程的普遍现象，它只是一种畸形化的“大城市病”的毒瘤。对比而言，在二三四线的小城市这种悲剧是很难看到的，因为这些地方打工群体并不多，本地的早教机构基本可以吸收和消化当地的早教压力，而且最根本而言这些小城市是一个熟人社会，老师和家长之间都在这个社会中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和彼此的制约。

但是，在上海、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有很多不一样的情况，前不久曝光的携程幼儿园和此次北京的红黄蓝幼儿园都处于一线城市，这些地方民工群体和外来工作的人口庞大，工作的同时很难有足够的余力来照顾自己的孩子。这样的背景下，不多的早教资源变得更为稀缺，近年来曝光最多的往往无论是打工者群体还是职场白领都必须“抢”看上去不错的、可以信任的早教学校入校劵——孩子的入学和成长，成了无论中产阶层还是民工群体在城市化中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和牺牲。

不能回避的是，这样的环境中，受伤的并不仅仅是弱势群体，即使看上去有钱、有门路、有资源的中产阶层甚至富人往往也要在这样的现实中低头。比如这次被曝光的红黄蓝幼儿园就是私立高端早教机构，看上去好像是“建起了个安全塔”一般，但是表面看上去越高端，反而越封闭，反而使儿童失去保护，因为在一个大城市中，熟人社会已经淡漠，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老师和家长往往没有多少关系，在法律制约和儿童权利保护淡漠的社会环境中，孩子被虐待更是难以防范的。

这些都暴露出来，虽然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大，城市化外在的确在成型，但是内在的社群化建设还并未走多远，一种城市化的人类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亟需建立。

面对悲剧，比起谴责和自保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出路。而出路只有一个：付代价。要么是爆出更多的悲剧付代价，要么是我们现在开始为改变这些付代价。

而改变这些最根本的是从人的角度开始关心你身边的那些外来务工群体、留守儿童，当然，也包括虽然钱包富起来但灵魂仍需要关怀的白领与中产。

但最根本，我们的眼睛要盯着哪里呢？

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的眼光并没有注目于当时很多的高大上的群体，而是走到最底层服务他们。

耶稣之后的罗马时代的早期教会也是面对艰难的社会环境、来自不同群体的压力，然而他们如何赢得好的见证呢？

到社会最底层的、最弱势的群体中去服事，去为他们洗脚。他们在对待女性、对待穷人、对待瘟疫感染者、对待城市中的各类边缘人群......都如同对待自己的“邻舍”一样实践耶稣的诫命“爱邻舍如己”。

《基督教的兴起》中学者斯塔克描述了当时面对最恐怖的瘟疫中的基督徒的模样：
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一夜之间袭击了这个城市，可能早上还打招呼的兄弟，下午已经不省人事。瘟疫无情而迅速地横扫整个城市，无人能够幸免，不论是按时向太阳神献祭的异教徒，还是信奉耶稣的基督徒。所有人，不论是祭司还是官长，从没有像在这场瘟疫面前一样平等。
但是一位住在基督教会边上的异教徒发现，在瘟疫面前，人们并不平等。幸运之神好像更加偏袒基督徒。
这位异教徒发现，那些被感染的亲属朋友，在还没有死亡的时候，已经被恐惧的家人抛弃城外，而更多的亲属则选择逃离这个城市，以换取安全。而比他们逃离更快的，可能是那些祭司和官长，因为他们比信徒更加明白，这场瘟疫带来的死亡恐惧。除了恐惧，祭司们对这场大灾难并没有别的更好解释。
但是在另一边，基督教会里的信徒们彼此照顾，不论是没有归信基督的亲属还是同一教会的信徒，他们都能不顾死亡的风险，甚至是隔壁信奉异教的邻舍，也被他们尽最大努力护理。甚至那些死去的人，也能得到体面的葬礼，在葬礼上，并不是一味地悲切，反而表现出了喜乐和安慰。
进而这位异教徒邻居，发现了基督徒如此勇敢的原因，他们的神为了拯救他们而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以此向他们宣示神的爱，也要求他们彼此相爱。此外基督徒认为活着是一种状态，死了又是去了天堂的另一种状态，这就是他们在面对瘟疫的时候，之所以喜乐、充满爱心和勇气的原因。
今天，也许我们可以说，的确一些基督徒很有爱心，开始关心外来务工群体和留守儿童。但实事求是的说，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教会真正投入和开展这些很难建立“功勋”、“名利”的事工并不多见。

早期教会虽身处各种压力，但在对待各样弱势群体中显示出天国临在的强大力量，也就是活出了信仰的见证。

然而，今天不少的中国教会和基督徒在追求什么呢？很多仍旧追求的是"自我"，或者自我信仰的福利、或者自我的建功立业。今天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并不少，但对社会的影响很微弱；大大小小的教会不少，但基督教总体上仍旧处于边缘位置。

未来如何去走？
愿我们更多去效法当年的早期教会，参与到社会的建设中，活出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