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苏牧师:家庭教会公开化的内部要素（一）

 “公开化”已经成为与城市家庭教会密不可分的一个概念。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不仅由城市家庭教会最先提出，而且迄今为止一直由城市家庭教会所主导。“公开化”不是一种策略，一个口号，甚至也不是一场局部或片面的教会运动。

“公开化”是家庭教会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之下生命形态的整体更新。所谓“新的社会文化条件”就是家庭教会可以进入的主流社会。在当下这个时期，公民社会正在中国孕育；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使得家庭教会可能走出被挤压的社会边缘状态，进入社会文化的主流。“公开”就是走出“地下”。“地下”就是不为众人所知，就是隐蔽于主流社会的秘密状态。“公开化”就是在主流社会里面堂堂正正地显明自己。“生命形态的整体更新”意味著从里到外的全面转变。“公开化”听起来好像仅仅涉及家庭教会生存的外部关系，而实质上却是包含著内部关系的转变。

家庭教会必须更新自己的教导体系与治理结构，更重要的是重新设立灵性生命培训的主要方向与形式，才有可能在主流社会里面生存与发展。以新的形式活出生命本质（白色殉道），以新的形式培育携带该本质的生命（以堂会制为背景的牧养），以新的形式表述生命的本质（教义的建立及其相关的神学发展），这些是家庭教会公开化的内部方面。

一：白色殉道

“白色殉道”是相对于“红色殉道”而言的一个概念。首先，在“殉道”的意义上，两者是同一的。“殉道”的背景是天国与尘世之间对抗性的对立。“道”就是天国的真理；“殉”则是自我牺牲，即是圣经中所说的“舍己”；“殉道”就是为了天国的真理而自我牺牲。如果天国的真理与尘世的生活是同一的，则殉道就完全没有必要。天国与尘世之间此长彼消的对立关係是殉道的前提。“道”是“殉”的目的；所有自我牺牲只有指向天国真理的时候，所“殉”的是“道”。“殉”是必要的手段；没有牺牲，“道”的实现就是自然，而不是“殉道”。殉道的牺牲一定指向自我；殉道就是捨己，即自我牺牲；牺牲别人而达到“道”的完成，就是权谋，所实现的也一定不是“道”。

殉道是主体性的，殉道的牺牲永远是主体的自愿选择。殉道的象徵就是“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以自我牺牲彰显了天国在此世的表现形式，从而，成为了殉道的最高表现。“道”是被尘世所弃绝的，所以，才需要“殉”。尘世对天国的逼迫是殉道的外部条件。如果天国已经对尘世取得绝对胜利，则殉道也就不会发生。当下是属于尘世的，所以，尘世在当下总是对天国具有外形上的进逼之势。于是，在此世持守天国的真理，就必须付出代价。

“殉道”是天国在尘世生活的常态。殉道是天国与尘世对抗的产物，是两者张力的表现。殉道以激烈冲突的形式完成了天国对尘世的超越。殉道是天国在尘世存在的必然表现形式；没有殉道，天国就不可能建立于此世之中。不管“红色”“白色”，只要是天国的生命，在尘世里面就得“殉道”。对于基督教信仰，“殉道”以天国为目的，以牺牲为手段，以自愿舍己为主观要件，以尘世逼迫为外部条件；总括而论，“殉道”就是为了天国真理而在尘世逼迫时自愿选择舍己牺牲的信仰生命形态。

对于基督教信仰，殉道是绝对的或无条件的，而殉道的具体形式却是相对的或有条件的。“红”与“白”的色彩指的就是殉道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具象形式。“红色”象征著“流血”；“红色殉道”是指基督教在与尘世的剧烈外部冲突中为了坚持信仰而做出的自我牺牲。“红色殉道”具有外在的鲜明性。“红色殉道”具有惨烈的鲜明形式，所以，可以外在地直接感知。以残酷的形式剥夺肉体生命和施加生理或心理的痛苦，强制性地剥夺财产，名誉，职位，人身自由，正常居住环境，工作或学习的机会，等等，承受这些逼迫是外在感官立即可以知晓的。在十字架上钉死，斩首，用石头砸死，火刑烧死，在斗兽场被野兽咬死，鞭打，刀砍，棍击，监禁，流放，苦役，示众，遊街，辱駡，禁绝饮食，没收财产，禁止就业，开除公职，拆散家庭，等等，都是基督徒为了坚持信仰而曾经付出过的具体代价。

“白色”则象征著“圣洁”；“白色殉道”指的是基督教信仰在与尘世外部和平的情形下为保守信仰而做出的自我牺牲。就自我牺牲的形式而言，“白色殉道”具有间接性，不分明性，内在性。“白色殉道”的外部环境是教会与尘世的外在和平。但是，外在和平并不意味著教会与尘世的同一。“外在和平”仅仅意味著教会可以与尘世共享同样的外在社会文化条件，但是，在同样的外在社会文化条件之下，教会却活出了完全不同的生命形态。“共享同一的外在社会文化条件”仅仅造成了“外在和平”；彼此完全对立的价值观却使双方处在“内在争战”的对抗状态。在“白色殉道”时期，教会与尘世之间实际上进入了交织扭杀的白刃战；由于共处于同一的外在环境，各自都迂回到了对方的腹地，潜伏在敌人的内部。以往由于外在的分离，彼此的战斗更多地带有外在的意义，打呀杀呀的都是外伤；现在双方混杂在一处，外在的隔绝不存在了，彼此的生命全都敞开，无遮挡地进行着贴身的“肉搏”。外在的击打难以致命，内在的绞杀才真正要命。

在此搏杀里面，对教会一方，获得了内在改变世界核心价值结构的机会；于世界一方，处在了俘获教会灵魂的地位。这一争战的外在形式远不如“红色殉道”时期那么激烈，但对彼此生命本质的杀伤力却要大得多。可以说双方都正在从内部绞杀对方的灵魂。世界对待教会的首要战略不再是较力，而是诱惑；不是将教会驱赶出自己的阵地，而是诱使教会离开自己的阵地。从外在形式看，世界对教会不再是夺取，反倒是给予；透过外在的给予，达到内在的俘获，所以，攻击不是直接的，由此，也就不分明，更加难以防御，不声不响地就中了招，受了内伤。功名，利禄，酒色，权势，这些外在的重负掏空了教会的内在生命活力。这就是著名的“红豆汤”战略。相比较于“红色殉道”的浓重血色，“白色殉道”的力量在于淡泊的定力。克制“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面对世界价值观所推崇的金钱，权力，名声，女色，说“不”，这些就是“白色殉道”的主要内容。“白色殉道”就是在声色犬马物欲横流的世界里面保持圣洁的天国形态。“白色殉道”的外在形式似乎并不激烈，这并不减低其生命的力度，因为“白色殉道”较量的是内功。“白色殉道”与“红色殉道”的区别仅仅在于外在形式，两者的“殉道”本质却完全一致。

教会的“殉道”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因为那就是基督生命的永恒本质；离开了“殉道”，教会就已经变质，换言之，不会“殉道”的教会根本不是教会。然而，“殉道”的形式却会发生变化；无论以什么形式为了基督而舍弃世界或老我，那都是“殉道”。

从“红色殉道”到“白色殉道”的转变，是回应世道的变化。当教会进入主流社会以后，教会与世界的外部对抗消失了，争战由外转入内，“殉道”的形式也由“流血”变成“圣洁”。“进入主流社会”是“白色殉道”的外部条件。如果教会依然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则“圣洁”就不是征战的主要内容，因为教会的圣洁已经被外在的隔绝守著呢，并不需要特别的内在牺牲。只有生活在主流社会之中，不圣洁的属世之物可以唾手可得，“保持圣洁”才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于是，“保持圣洁”才是“殉道”。

在“红色殉道”时代，金钱，权力，名声，女色并构不成对教会的诱惑，因为只有可能得到的东西才构成对主体的诱惑，而那时的基督徒已经外在地被隔绝于金钱，权力，名声，女色。没有诱惑，就无需为拒绝诱惑付出代价。那时的教会确实圣洁，但那是不知不圣洁之诱惑的圣洁，从而是无需为拒绝不圣洁而付出代价的圣洁。单就圣洁而言，那时的教会有“道”，却无需“殉”。进入主流社会，一切不圣洁之物被置于随手可取的身旁；圣洁不再由外在的隔绝来保护，而要取决于主体的选择，由此，“放弃不圣洁之物而选择圣洁”才是一种自我牺牲，圣洁的“道”才需要“殉”来守护。在整个家庭教会里面，城市家庭教会由于其文化构成而率先进入了主流社会，从而，她首先经历了从“红色殉道”到“白色殉道”的转变，由此不得不担负起为整个家庭教会探索“白色殉道”道路的任务。

目前的教会发展正处在从“红色殉道”到“白色殉道”的转换阶段，“红色殉道”和“白色殉道”实际上是混合地构成了教会生活的内容。在家庭教会内部的流行观点认为：世界仍然零星地实施外在逼迫是一件好事，因为外在逼迫提醒教会与世界的区别。这种观点忽略了目前教会的一个盲区：外在逼迫已经不是世界进攻教会的主要手段，从而，“红色殉道”也不再是教会“殉道”的主要形式。外在逼迫已经成为了撒旦的佯攻，至多只是其攻势的侧翼。

在北京，实际发生过以下这样一个笑话式的事件。一个家庭教会成员对前来干涉教会活动的警员说：“那你就抓我走吧！”该警员回答道：“你别想让我给你这个荣耀”。可见，对峙的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外在逼迫已经不再作为教会发展的主要威胁。只有真正付出“殉”的代价，被逼迫才具有“殉道”的意义。现在“被外在逼迫”往往成了炫耀的资本，这既表明外在逼迫的力度在下降，也显示了其中的“殉道”意义在减少。在此种情形之下，教会依然把“红色殉道”放在教会生活的首位，必定会忽略撒旦侵袭教会的主攻方向，而将失去教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即“白色殉道”）。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