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笔下的牧师与传教士形象

老舍是个旗人，其父亲是个旗兵，虽然说旗人在清朝享有种种特权，但在清朝暮气脆弱之时，旗人的地位也是三六九等、每况愈下的。而老舍的父亲死于八国联军进京火烧圆明园时的战乱。父亲死后，家境就愈加困难，不得不靠着母亲为人缝补衣服度日。

因此这造就了老舍的作品中的两个特点：
一是对底层平民的关注。老舍家境穷苦，因此他的左邻右舍以及发小玩伴也多是底层穷苦人家的孩子，这也成为他作品素材的主要来源；
另一个特点就是老舍强烈的民族观念，对当时外国传教士的警惕和独立——这表现在他加入基督教的时候，恰逢北京缸瓦市教堂由英国差会所属转为中国人自办，因此老舍加入基督教一方面为了名正言顺地参与教会中国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对基督教信仰和其背后所代表的现代文化的认同。

老舍虽然是个基督徒，在缸瓦市教堂受洗，并积极参加基督教当时的社会事业，但老舍对基督教却并不迷信，始终保持着自己冷静独立的思考，并不向当时的许多基督徒那样，唯外国传教士马首是瞻。

在他的作品中，对基督教既有批判、讽刺，也有赞扬和认同。他既描绘了那些身上具备耶稣精神的人物，比如骆驼祥子、哥哥黑李，也有对基督教信徒乃至牧师的讽刺，比如《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赵四，《二马》中的伊牧师和《正红旗下》的牛牧师。

《二马》讲述的故事是发生在老马父子和温都母女之间，既有爱情，也有生活；既批判了本民族的惰性，又批判了外国传教士的文化和民族歧视。

小说中的伊牧师是个英国传教士，但这个牧师却是个有悖圣经教导的基督徒，他虚伪、傲慢，作者在作品中对他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伊牧师来中国传教二十多年，对中国十分了解，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中国百科全书，“对于中国事儿，上自伏義画卦，下至袁世凯作皇上，（他最喜欢听的一件事）他全知道。除了中国话说不好，他简直可以算一本帯着腿的中国百科全书。”但他对中国这么了解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传教，还为了中国早日成为英国属国，“半夜睡不着的时侯，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

当时的传教士对待中国乃至对待东方的态度上，普遍是一种文化和民族歧视，这一点在冰心的小说《相片》中通过李天锡的口也多有描述，而实际情况也恰是如此，传教士认为中国文化是导向地狱的文化，只有接受基督教才能免于下地狱，这一点在以戴德生所代表的内地会尤为明显。

比如在关于教育改革的问题上，谢卫楼就直言不讳地说“教育在未来中国是一个巨大力量，基督教会必须让它为上帝服务，否则魔鬼撒旦将利用它来反对上帝。”（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137页）潘慎文也说：“我们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各种方法掌握这个国家教育改革运动，使它符合春基督教的利益。”为了是中国基督教化所使用的方法中，显然成为属国也是方法之一。而这背后，其实是文化和民族歧视。（引自上书）

老马名叫马则仁，是毕业于教会学校的基督徒，因着要继承哥哥的遗产不得已来到伦敦。人生地不熟加上英文不好，就只能委托回国的伊牧师代为租房。在租房上，伊牧师表现出对中国人的歧视来，“‘有两位朋友，急于找房。我确知道他们很可靠。’他从眼镜框儿上面瞅了她一眼，把‘确’字说得特别的清楚有劲。他停顿了一会儿，把声音放低了些；鼻子周围还画出个要笑的園儿，‘两个中国人’说到‘中国’两个字，他的声音差不多将将儿的能叫她听见：‘两个极老实的中国人。’”这里伊牧师把中国人的老实极度强调，显然在他眼里中国大多数是不老实的。

伊牧师个人嗜酒如命，但对外却要保持形象。招待老马父子的时候，对老马父子说自己不会饮酒，也不饮酒，却自己主动拿出酒杯，“他在中国喝酒的时候，总是偷偷的不叫教友们看见，今天和他们父子一块儿喝，不得不这么说明一下。”

马则仁和亚历山大在伦敦喝酒，老马喝的烂醉如泥，躺在街头，亚历山大因此受到伊牧师大骂，“好容易运来个中国教徒，好容易！叫亚里山大给弄成醉猫似的！咱劝人信教还劝不过来，他给你破坏！咱教人念《圣经》，他灌人家白酒！”因此，在中国信徒面前要装得斯斯文文、文质彬彬，但内在生活，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却放纵形骸。

伊牧师这种两面形象恰如作者对他的刻画描述：“传道的时候，两个小黄眼珠儿在眼镜框儿上一定，薄嘴唇往下一垂，真是不用说话，就叫人发抖。可是平常见了人，他是非常的和蔼。”

《二马》中的伊牧师是虚伪的，与基督教教导完全不符，作者通过描绘伊牧师的虚伪，讽刺了一些传教士的道貌岸然形象。

而《正红旗下》中的牛牧师，来中国则纯粹是为了寻找改变自身不被重视的边缘身份。

牛牧师来中国之前，在美国也传过道，因为“干别的都不行”，所以传道不过是一种逼不得已的选择。他在美国混的不好，因此对中国也就不感兴趣。

但他的二流子舅舅因偷盗在美国待不下去，就去了中国贩卖鸦片，发财回乡之后，被原来瞧不起他的邻居冠以“中国通”。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牛牧师实在混不下去，就听了舅舅的建议，“该到中国去！在这儿，你连在圣诞节都吃不上烤火鸡；到那儿，你天天可以吃肥母鸡，大鸡蛋！在这儿，你永远雇不起仆人；到那儿，你可以起码用一男一女，两个仆人！去吧！”

本着发财的梦想，他来到北京，并且很快实现了梦想，“他有了自己独住的小房子，用上一男一女两个仆人；鸡和鸡蛋是那么便宜，他差不多每三天就过一次圣诞节。他开始发胖。”

但发财梦想和传道之间是有冲突的，因为传道不同于卖鸦片。但又不能不传道，因为不传道就会失去身上的肉，因此牛牧师的热心总是忽冷忽热，“对于工作，他不大热心，可又不敢太不热心。他想发财，而传教毕竟与贩卖鸦片有所不同。他没法儿全心全意地去工作。可是，他又准知道，若是一点成绩作不出来，他就会失去刚刚长出来的那一身肉。因此，在工作上，他总是忽冷忽热，有冬有夏。”

“在这种时候，他羡慕天主教的神甫们。天主教的条件好，势力厚，神甫们可以用钱收买教徒，用势力庇护教徒，甚至修建堡垒，藏有枪炮。神甫们几乎全象些小皇帝。他，一个基督教的牧师，没有那么大的威风。想到这里，他不由地也想起舅舅的话来：‘对中国人，别给他一点好颜色！你越厉害，他们越听话！’”

牛牧师来中国本来就是为了发财的，为了发财就要对中国人狠点，叫中国人听话。这种并不是为了传道目的而来中国的宣教士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传教士为了改善自身在国内的边缘地位而借宣教之名来中国圆自己的发财梦想。梁启超也有部分类似的评价。

本着发财梦想的牛牧师，在接到定禄老爷的帖子之后，心里说到：“他须抓住定禄，从而多认识一些达官贵人，刺探些重要消息，报告给国内或使馆，提高自己的地位。”在获得顶戴花翎之后，牛牧师更是摆出一副中国大爷的形象。

老舍先生以冷静的笔调，观察者传教士和基督教的形形色色信徒，但老舍先生对基督教的丑陋批判，并不意味着他否定自身的信仰，恰是站在基督信仰的角度，他才能把那些不符合基督信仰的信徒批判的那么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