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督教世界”到“边缘化的道成肉身”（上）

-----由冈察雷斯的《变化中的教会史》谈基督教与社会变迁之关系

胡斯都·L·冈察雷斯(Justo L. Gonzalez)是我国教会界和学术界都相当熟悉的一位拉美裔美国学者。他的两卷本《基督教思想史》于2002年由金陵协和神学院出版，在国内颇为流行。同年，他在美国出版了《变化中的教会史》(The Changing Shape of Church History, St.Louis, Missouri: Chalice Press, 2002)一书，对传统教会史的写作指导思想和方法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提出了新的思路，其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和观点已经超出了教会史的直接关怀，而反映了当代国际学界对基督教与文化-—社会变迁关系变动的新思考。

一

冈察雷斯作为一位蜚声国际的资深教会史学家，却能够在一生事业的后期写出这样一本几乎是否定自己以往学术进路的著作，其最重要的原因是近代以来基督教自身和其社会地位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

一是由欧美的中心传播到世界五大洲，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非拉教会崛起，正彻底改变着基督教的面貌。

二是启蒙运动之后世俗化、多元化、乃至后现代思潮席卷全球，政教分离成为现代政治制度的普遍特征，基督教会因此已经丧失了往日在政教合一的欧洲的统治地位，这种地位已在当今世界一去不复返了。

冈察雷斯认为，这个大趋势正在对传统教会史的思考和编写模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促使这一领域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今天普世教会的现实面前，传统教会史显得严重脱节。今后的教会史必须打破以西方为中心、以时间为主轴、以精英为焦点的传统进路，真正成为跨地域、多中心、多阶层的普世大公教会的历史。

冈察雷斯提出的另一重要观点是，教会史的指导思想必须完成从信仰与权力结合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向“边缘化的道成肉身”(Marginalized Incarnation)的转变。

用他自己的话说：

未来我的教会史写作应该是从边缘的道成肉身出发的。自从优西比乌（Eusebius）写作他的《教会历史》(Church History)那时起，教会就处于权力和威望的中心。君士坦丁(Constantine)支持它。狄奥多西(Theodosius)把它立为国教。到了奥古斯丁的时代，政治中心在日耳曼入侵面前土崩瓦解，奥古斯丁重新解读历史，使得上帝之城可以超越世事沧桑，始终屹立于中心。自此之后，教会总是依自身处境，在这两种范式中摇摆。………

当我谈到边缘化的道成肉身时,我的意思是,归根到底基督徒必须承认作为个人和教会的恰当位置,不一定是在中心。…我们必须确认,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们的恰当位置在边缘,而非中心；在山谷而非顶峰;在十字架而非君王宝座。......

如果它(教会)顺服耶稣基督的福音,它就是一个在人类生活中显现存在和参与的教会然而它一定要在边缘存在，不会装作或寻求中心地位和控制，而是很清楚服侍全人类的呼召。[ Justo L. Gonzale, The Changing Shape of Church History ( St.Louis, Missouri: Chalice Press, 2002), p151，p153，p154.]

二

冈察雷斯提出的问题和他的有关论点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教会史的范畴，而涉及到教会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们直接反映出来的是近年来在国际基督教思想界颇有影响的一股思潮，这股思潮从重新检视历史上教会与世界（社会和文化）之间关系的演变开始，进而再思教会在世界上的地位。其主要的发言人多具再洗礼主义传统的背景，[ 如John Howard Yoder, Stanley Hauerwas]但其影响已远远超出该传统的直接后继者的范围。[ 如门诺会(Mennonites)]

我们知道，基督教会与世界的两千年的关系曾经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再到边缘的过程。这个过程可具体描述如下：

基督教是作为犹太教中的一个小支派出现的，无论从规模上，还是社会地位上无疑是也个边缘群体的运动。至少在公元初1、2世纪内，这个运动在它的传播过程中曾与希腊罗马的宗教与哲学传统有过尖锐的冲突，它并不属于文化—宗教的主流，却在文化—宗教生活的边缘向支撑现存社会秩序的文化与宗教，包括皇帝崇拜，发出挑战。教会也不居于社会权力的核心，“在最初的三个世纪内作基督徒既不带来社会政治地位，也不带来特权。”[ Wilbert R Shenk, The Church in the pluralistic North American experience: the Decentering  of Conviction, (unpublished paper), 2.]相反，教会频遭迫害。然而，教会社会地位的卑微和险恶并没有妨碍教会成为社会中一股活跃的力量。

从3世纪开始，基督教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出现了重大变化。随着皈依教会的人数的增加，教会成员的社会出身和地位都有所提高。教会生活出现制度化和形式化的倾向。教会越来越多地吸收希腊哲学来改造教义和神学。“它逐渐失去了末世的特性，放弃了对基督很快复临的希望，勉为其难地在世界中安定下来。”[ David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Maryknoll, NY : Orbis Books, 1991, p.191.] 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教会性质与特点的这种变化也许有其必然的社会原因。但这无论如何标志着教会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关系的本质性转变，教会愈加靠拢社会文化的核心。

4世纪开始，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是这个过程的登峰造极。“这个往昔的边缘群体从边缘迅速移到罗马帝国的权力中心。”[ Shenk, 2.] 教会不但统治了宗教和文化，更通过政教合一，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权力，其影响力遍布社会各个角落。教会与世界已密不可分，社会成了基督教的一统天下，所谓“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从此盘踞西方历史一千多年。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一个人对是否加入教会几乎没有选择。“基督教世界的教会自此融入统治体制。它借助吸收容纳社会的价值观念而进入西方文化的中心。历经多少时代，西方文化被称为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是基督教文明的主舵手之一。”[ Ibid.]基督教会已不是世界的挑战者和批判者，而是世界的拥有者和守护者。教会与文明的界限已经消失了。

在中古的欧洲，基督教先知的异象和见证只存留于某些修道院运动和所谓异端派别之中。

自17世纪到19世纪，基督教在西方的社会地位又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巨变。启蒙运动开启了西方近现代社会民主化、科学化、世俗化和多元化的持续过程。基督教不但相当迅速、彻底地丧失了政治的特权，而且在文化上的垄断地位也在各种思潮和宗教的竞争下摇摇欲坠。教会被剥夺了文明的拥有者和守护者的角色，或者说被非国教化(Disestablishment)，从而退出社会权力和文化影响的核心，再度回到边缘地位，又成了多元化社会中的一元。

“我们首次重返早期基督教世纪的那种状况。”[ Herbert Butterfield, Christianity in History (New York : Scribers, 1949,1950), p.135, 引自Shenk, 3.]所谓“基督教世界”除了在某些国家和社会中，特别是美国还保留着某些体制和观念上的残余外，作为一个社会现实已经和正在成为历史。

在传统的教会史观看来，教会由边缘而中心，最后形成基督教的一统天下，正是教会的胜利与辉煌。但近代以来“基督教世界”的破碎，教会被逐出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正是教会的失败与悲剧。但冈察雷斯所代表的新教会史观则特别重视早期教会处在社会边缘时的历史经验，认为近代“基督教世界”的破碎不但不是教会的损失，反而是教会的转机。这一历史转变迫使教会重回早期教会的社会地位，因此而有机会重新思考自身定位和事工方向。（未完待续）

（本文最初发表于《福音与当代中国》第五期，本平台蒙允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