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哥特式的产生看基督教中国化

“哥特式”实际上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艺术风格，涉及绘画、雕塑、建筑等诸多艺术领域。而基督徒对于哥特式的了解，大多是来自于教堂的建筑风格，即尖尖的顶、大大的窗和内部宏大的空间，当然，如果是有圣公会背景的新教教堂，或者天主教教堂，除了以上这些特点，还要加上绚烂的彩色玻璃，这些彩色玻璃把摄入教堂的阳光变得更加神秘、幽静，加上教堂内部高挑、空旷的空间，很容易让人进入信仰的沉思。不得不说，哥特式教堂确实有着独特的魅力，那么直到如今还不断被模仿的哥特式教堂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要回顾到12世纪的法国，当时巴黎的圣丹尼修院发生了一场大火，把修院的一部分建筑烧毁，而修院院长苏杰﹝Abbot Suger﹞本人懂得建筑学知识，便自己设计了一个半圆回廊，就是以尖拱、拱肋为特点。这一建筑特色在当时是一种创举，因为之前的教堂都是拜占庭和罗马风格，给人的感觉是低矮、厚重，这种类型的教堂不能开很大的窗户，否则无法支撑厚重的墙壁。

在哥特式出现之前，拜占庭和罗马风格的教堂风靡整个欧洲。到了中世纪中期，因着战乱逐渐平息，封建领主之间、各自治地区之间都形成了较好的交流机制，在这样稳定繁荣的背景下，各个领域都有了快速发展的外部条件，基督教艺术自然也在悄无声息的孕育着各样的变革。因着圣丹尼修院的一把大火，加上苏杰本人在神学上的思考和建筑学上的造诣，哥特式建筑就横空出世，从此逐渐取代了拜占庭和罗马风格。可以说，哥特式建筑在教会里出现，是基督教艺术一个重大的变革。

从哥特式的产生中，我们不难发现三个必要条件——一个稳定繁荣的社会、一个博学的神学家、一个契机（比如圣丹尼修院的那场大火）。

联系到今天“基督教中国化”的课题上，我觉得这三个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如今的中国确实在文化、经济、军事、教育等诸多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博学的神学家”和“契机”却是可遇不可求的，只有上帝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这三者结合起来，让基督教真正的中国化。

有的人会说：“今天我们已经在基督教中国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难道这些成绩能被否认吗？”

是的，我们尝试着把圣诗用中国的调式去编曲，把教堂尝试着用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去设计，我们甚至也在努力把一些本土文化思想融入基督教信仰，但这些都是外在的，真正涉及核心的，是我们需要一个中国的系统神学，在这个神学架构中，不是完全照搬的西方神学思想，而是要批判的吸取西方神学思想之后，融入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元素而合成的。

又有人会从另一个方面反驳，理由是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学者，无论是教内（各神学院）还是教外（宗教研究所），都有很多的人才，为什么说“博学的神学家”还没有出现呢？

我不否认，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庞大的神学研究队伍，但如果把这些神学家拉出来，问他们：“谁能提出一套适合中国的系统神学？”我想没人敢接这个题目，一是因为太大，二是没有人能把各方面都考虑周全，像苏杰院长那样，特立独行地做出一番革新。当然，对此我们也不必灰心，因为上帝主宰一切，如今没人敢做，但只要上帝安排了一个契机，谁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契机，就能把中国的苏杰呼召出来，把变革之门打开一个门缝，就会让成千上万的神学家加入其中，那将是“基督教中国化”蓬勃发展的开端。

我们期待这样的一个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