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谁之信仰？何种危机？

[内容摘要] 中国人对“信仰” 一词使用得很多，歧义也很多，同一个世界却非同一个“信仰”。八十年代以来的“信仰危机”实质上是一种政治信仰危机，是公共权力对神圣资源的垄断所造成的信仰危机，其来源还是公共权力的不民主。同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个人的私密性信仰，彼此之间的信仰大多互不交流、互不认同。这反映了中国人不缺信仰，缺的是一种可以交流与认同的公共信仰。根除政治迷信、官场巫术，有赖于政治改革、管理的民主化。信仰不是灵丹妙药，但却是寻找精神共识、重建社会诚信的内核。

 

    中国人的信仰，都不太一样。简单把信仰分门别类，可以分为宗教信仰、民间信仰、政治信仰、文化信仰。信仰究竟是一种终极性的关怀，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对信仰做一个界定。然而中国人的“信仰”很难分析，宗教在中国处于边缘地位，人们习惯重“此岸”世界而轻“彼岸”世界，思维习惯重体验感受而轻超验领域，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甚至行为规范，都不一定与宗教发生关系。“信仰”这个词汇，可以说在中国使用得很多，误用也很多，歧义也很多，各方讲的“信仰”不一定都是同一个“信仰”。信仰不一定与每一个中国人相关，因为真正对中华文明起作用的并不是宗教，可谓同一个世界而并非同一个“信仰”。 近来甚嚣尘上的“李一现象”，就是利用“信仰”这个符号把权力和信仰绑架在一块儿，来进行所谓的信仰与利益的交换。问题就在于是中国人的信仰表达，究竟是为了信仰或信仰关怀呢，还是用别人的信仰关怀，包藏了自己的利益诉求？这确实折射了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信仰问题。

 

    一、巫术盛行：信仰危机还是政治危机？

 

    自八十年代以来，“信仰危机”就一直被反复提起，像一个幽灵，尾随着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挥之不去又必然相遇。“信仰危机”，中国人的信仰危机，是危机吗？是哪一种危机？或者是信仰表达的危机？信仰的实践危机？还是没有信仰的危机？信仰乱象导致的危机？根据我的观察与研究，中国人现在不缺信仰，信仰很多、甚至构成一种信仰乱象。

 

    依据北京零点研究咨询公司在2007年的“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CSLS）”，杨凤岗教授指出，85%的中国人有某些宗教信仰或某些宗教信仰活动的实践。这些人大多不属于某个宗教组织，但并不影响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其中，有58%的人声称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或任何神、鬼、佛等，但有44%的人在以往的12个月中曾有过某种形式的宗教实践，如去教堂、祈祷、烧香、在家中供神像或祖先牌位、戴符、看风水、算命等活动；有49%的人具有某种宗教信仰，如相信灵魂转世、天堂、地狱或超自然力量。与此同时，这种信仰现象在一些党、团员中间也存在。只有16%的党团员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在以往12个月中没有任何宗教实践。

 

    可以看出，其实中国人现在缺的不是信仰，缺的是大家都认同、共同接纳、能够给人的交往与诚信提供一个神圣基础、伦理规范的信仰。因此，当代中国人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信仰？我们现在的信仰散乱，好像有主流特征的信仰，也有私人化的信仰。私人化的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也不考虑信仰的认同与接纳。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信仰危机”的阴影却一直悬在头上，同时又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在不同程度参与了宗教信仰活动，所以，有人称之为“信仰乱象”。这就不仅仅是信仰危机的问题了，更是我们在信仰重建过程当中，各种信仰资源如何发挥功能、信仰符号如何塑造神圣性的重大问题。

 

    我们一直讲信仰危机，但我觉得信仰危机的问题，既有在精神关怀、精神迷失和重新选择价值关怀之间选择的可能性，同时，信仰危机更多指的是政治危机。民间性的信仰确实非常多，但没有一个主导性的、全民性的信仰。一方面价值多元化，一方面没有主导的价值。东方信仰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文明的信仰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一定跟宗教相关，而我们的信仰则不一定跟宗教完全相关。

 

    为什么讲这一信仰危机等同于是政治信仰的危机呢？八十年，我们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个人崇拜”走了出来，从此进入了虚无主义、个体主义彼此互动的精神领域，现在都还是如此。虽然今日的虚无主义没那么强了，但是精神个体主义非常强，身体式的信仰、个体式的信仰仍然存在。最近有些现象，比如官场的迷信，比如风水、占卜、相面，甚至成为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机制背后的选择。这就能够说明信仰危机中的政治背景。为什么这么看？这首先要明白，“迷信”这个概念，不是宗教学概念，而是个意识形态的概念。宗教与迷信的问题很好解决，而权力与迷信的问题就很复杂，权力与迷信的结合越来越严重，信仰危机的政治特征就越明显。某些官员不是简单的马列主义信仰缺失，而是官场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政治体制的改革比较滞后，这些官员对他的命运、对他的业绩、对他周围的人脉关系如何把握，心里没底，加上官场的高度风险与普遍的不确定性，升迁罢免都不能预料，导致他要寻找一种解读方法。又没有其他的民主的与法律的手段来解决这些不确定性，让某些官员在官场当中能够稳稳当当地去做他该做的事，而只能选择了这种巫术式的信仰，来稳定自己的身心精神。

 

    比如，风水与官场的联系非常紧密，我去某些地方考察或者做田野调查，曾经发现有的地方、甚至省一级政府机构都请阴阳师来看做建筑设计。我还听党校的一些官员说，有些地方组织部在配备干部时，除了政治考核、听取群众意见，还看面相、属相是否相配，这也成为了人才考核、搭建领导班子的重要因素。讲得冠冕堂皇点，这叫做政治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结合；讲得直接点，这其实就是非理性的权力运作机制。究其原委，乃是因为这些公共权力及其代表，不是民主选举出来，采用这种非理性运作方法，最终拍板定夺的还是一两个主要的官员，来源还是权力的不民主与权力的垄断，甚至是这种公共权力的垄断达到了对与信仰有关神圣资源的垄断。

 

    前不久媒体报道，广东肇庆拆除将军山关公像，因为地方政府觉得关公像太高，把他们压住了，风水不利，于是用官场的迷信来反对民间的信仰。此类信仰乱象，使我马上就萌生一个念头：这个所谓的信仰危机，不是一般的信仰危机，是一种与公权力相关，跟我们的公权力的运作和对社会的有效管理相关的政治信仰的危机。因为，政治信仰来源于领导者、公权力的掌握者或者社会的统治者。以往我们信任官员领导、服从官员领导，是因为他道德人格的高尚，他们甚至是国人信仰的典范。当时，中国社会处于一个不以法律为基础的权力垄断中，所以领导者个人的人格魅力、个人的道德品行、个人的语言都会与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如何有效运作直接相关。不过，如今的中国人对政治权力的要求比较以往来说，期待就高多了，对公共权力理性化和制度化运作的期待也会比较高。然而，这个期待一旦失落，心理一旦失望了，政治信仰危机就会相应呈现。

 

    另外一方面，公权力像一个庞然大物，如同“列维坦”一样，谁都不好把握它，所以，只有官场上的领导者采用个人的方法来面对它，从而才会出现官场上看相的、占卜的、迷信风水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我把这种非常普遍的现象称之为为“官场巫术”或者“官场迷信”。特别是因为这种官场巫术或官场迷信对于信仰资源的制约和影响，所以就会出现政治信仰的危机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信仰危机的阴影就依旧挥之不去。因为，政治信仰一方面掌握了权力资源，另一方面，用权力把与信仰神圣资源也给垄断了。老百姓看看风水，偶尔“迷信”一下，对社会不发生危害，因为都是私人化的信仰，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互不影响。公权力的信仰就不一样了，我们感觉好像是公权力在为领导社会大众，却没想到公权力的领导居然是出自看风水、占卜面相的结果。这种非理性思维方式主导下的公权力，无疑很值得忧虑。近日重庆江津“风水门”事件中，政府官员以“影响政府办公楼的风水”为由，要求合法楼盘停建拆除，而且该官员要求房地产商必须拆掉，说你只要跟政府作对就是恶，这跟韩非子说的“恶”差不多了。再比如有的地方迷信说办公室里门的朝向不好，官员就有被“双规”的可能。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公权力的信仰方式远比一般人的信仰功能强大得多，而这种信仰方式只能进一步说明了公权力的非理性运作机制。

 

    二、信仰关系的贫富分化

 

    值得指出的是，一般中国人彼此的信仰大多互不交流，互不认同，信仰只为自己服务，个人的信仰与社会没有什么认同关系。从宪法来说，信仰自由，你信什么对象都可以，而且信仰在社会中的实践和表达应该是平等的。“李一现象”给人最大的认识，就是信仰关系的不平等。李一借用了公共权力和资本力量，来表达他所谓的信仰关怀。所以，眼下的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而信仰关系或信仰条件也随着出现了贫富分化。有钱的人，选择信有钱的信仰；没钱的人，选择信没钱的信仰。有钱人可以参加李一的学习班、烧头像、敲钟，没钱的人只有花一点钱、叩个头，传统的谚语“富烧香、穷算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富人讲究排场，需要保佑，“穷算命”的烧不起高香。富人的信仰，是对既得利益的保护，信仰的是他们自己的身价与权势，穷人没有什么可保佑的。这样看，信仰资源也发生了很严重的分化。政治信仰的危机导致了神圣资源的垄断，一部分给掌握了公共权力的官员进行垄断，一部分被富人垄断，穷人就只有算命来满足他那部分的精神需求。

 

    陕西一个农民就是一位“穷算命”的信仰典型。这位农民的身体长期不好，精神上恍恍惚惚，算命先生把蛇说成他个人的图腾。一名在他那里租房的幼儿园老师打死了一条误进房中的蛇，他觉得这一行为坏了他的命，就杀害了该老师和十一名幼儿园的孩子。这就是所谓的“迷信报复社会”。对此，我有一个观点，私人信仰是自由的，但是当信仰使你与他人交流时，信仰就会对你产生作用。上面讲的是一个极端例子，但是，如果这名身心俱有危机的男子能够在杀人前与他人有些交流，也许，他就不会那么简单地选择杀人，恶果就可以避免。我相信，信仰一定是可以交流互动的，可以成为人的行为规范的神圣性基础。也有朋友说，信仰可以是个人的，可以是私密性的信仰。目前的信仰现象是，中国人不缺信仰，缺的是一种可以交流与认同的信仰。信仰无所谓好坏，现代人需要的是信仰交往。如果大家都有了信仰，却又互不认同，也不彼此交流，可以说这正是信仰乱象的一个根源。我曾经写过一本书，题目叫《信仰但不认同》，“信仰但不认同”，这就是说，即便有信仰，也不可能构成人与人之间心理深处的价值共鸣与精神共识，现代社会的基本规范、原则。这样的信仰，究竟是方便了交往呢，还是交往的阻碍呢？因此，现在的信仰问题，就是公共信仰的缺失，社会性或社会公有信仰的缺乏。如果你是公民，就应该遵守基本的准则，如果你伤及他人，这还叫信仰吗？只要是信仰，就应当超越日常交往、世俗利益，可以作为行为规范。现在有人讲，我什么都不信，只信钱、权力和利益，或者80后、90后的年轻人只信自己。那确实也是一种信仰，但不是公共信仰，不是包含公民价值规范的信仰方式。

 

    信仰也有一个实践的基础，比如家族、同村的人，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都可以是表达信仰的基础。这种信仰的表达方法对社会诚信的重建是否有直接关系并不完全取决于信仰，而是取决于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的净化。这种关系如果比较好，那么依附在其中的信仰就会有比较好的信仰关系的互动。如果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恶化，那么这个信仰基本上就没用了。信仰不能制约人的行动，不能为诚信和公共交往提供基础，这个信仰就有可能继续发生危机。三十年来，信仰危机这个话题一再被提起，越来越多，最近五六年谈的最多。其中，有政治层面谈政治信仰的，社会层面谈公民信仰的，宗教层面谈宗教信仰的，所以，我们在保证个人信仰自由的同时，也要看到在一个社会空间中的信仰实践，应当完全是自由的。不过，单独个体的信仰其实无所谓自由，别人也管不着你脑瓜子里面的事情。如果你觉得人本来应该用脑袋走路，如果你不妨碍交通、家人不反对，你就可以用脑袋去走路。但是，这种自由有意义吗？你的信仰动机、信仰体验都是个人的自由，但是信仰的表达，却有赖于与社会实践、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因为只有在一个群体和团体里，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之中，人们才能选择好的信仰方式。比如说你选择用头走路，别人都可以保持沉默，当然别人也可以在尊重你用头走路的同时，告诉你人应该用脚走路。这才可能形成一种社会信仰，而不是一个人瞎想瞎猜、随便表达的。推而广之，在宗教信仰上同样存在着能够进行信仰沟通与信仰交流的某种空间。信仰的基本问题，就是要营造一个信仰认同与信仰交流的公共领域，没有这个前提，如果大家互不信任，信仰也就没法交流了。现代社会是异质的，是不同的人走到一起来寻找价值共识，信仰就是最核心、最神圣的价值共识。如果信仰不能为我们的社会提供诚信的基础，那么还有什么能够提供这一基础呢？有些官员说，中国人虽然没有信仰，可是有良心。良心其实完全是一种个人独白式的价值现象。你有良心，我有良心，但这样能够构成这个社会的良心吗？这中间缺失了很多交流与认同的环节。有官员讲，中国人不缺信仰，中国人还有道德愤怒。我们对官场腐败、环境污染、商业欺诈和食品安全表示愤怒，这并不等于我们有良心，这属于社会批判。即使回到良心的问题上，很多时候让人无奈的是，我只能保证自己对得起我的良心。这不仅仅是个信仰问题，而是涉及到了法制不健全、制度规范不起作用的问题。“李一现象”最后的结论，就是又回到了良心层面——违规不违法。该官员还说，你们西方有宗教信仰，我们国家有文化良心。这其实没法解决我们的信仰危机：每个人都是自己信仰自己的，又如何构成一个社会的共同信仰？

 

    三、信仰重塑：社会认同的精神内核

  

   “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堕落。以往有批评认为，由于传统的政治理念，不信仰马列主义，才导致了危机。这种说法，虽有其合理之处，但没有切中要害。还有一种公共权力和官员个人信仰的关系也值得深思：这些官员在个人信仰上的生死关怀，与他们运用权力为社会大众谋福利是否存在冲突？如果倒退到从前的时代，官员既是卡里斯玛的权威，同时也是社会的信仰对象，他必须保证他永远正确，这样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但是，现代社会官员们对公共权力的运作不可能万无一失，很容易出现纰漏，酿成怪现状。要解决这些宗教信仰以外的政治迷信、官场巫术，必须依靠政治改革、管理的民主化，划定政治与信仰的界限，政治是公共权力，信仰是精神关怀，分开讨论。如果再推行“政治正确”，那就重蹈了我们过去的老路，官员依旧成了道德偶像。倘若换了一个领导，我们不拥护他，如此打造出的信仰就垮了。

 

    官场巫术所造成政治信仰层面的危机，再加上个体私密性的信仰，使当代中国人虽然有信仰，但是解决不了信仰的问题，甚至出现“信仰不可信”的乱象。你信的，我根本不信，也不信你有信仰了，你就可以变好。我甚至还怀疑你的信仰背后还有猫腻。就像我们现在讲腐败，什么都腐败，学术也腐败，宗教也腐败。按照托克维尔的讲法，一个社会什么都能腐败，宗教不能腐败；如果宗教腐败，这个社会就彻底完蛋了。中国的宗教信仰跟西方的宗教信仰不一样，中国的宗教不可信，日子还能过下去。可是，大家都不可信了，没有值得信仰的东西了，中国人怎么办？中国社会怎么办？信仰也是一种交往媒介，你没有信仰，我怎么相信你。除了信仰之外，社会交往媒介当然还有法律、熟人、现代契约，能够构成我们交往的资源，但这些都是有限的。现代社会之中，信仰不是灵丹妙药，宗教也不是灵丹妙药，但是信仰却是寻找精神共识、重建社会诚信的内核。没有这个内核，社会文化建设就无法落实到一个神圣性基础上，社会交往这个系统工程就不牢靠。

 

    我曾经访问过一些企业家，企业家普遍信财神，不会交流沟通，他说，这不可能交流的，钱是各人挣的，把财神信仰的窍门送给别人了，别人就会发财了。除非跟宗教学者讲讲，财神往哪里摆、怎么敬拜、怎么烧香。这种信仰，是不是一种信仰？肯定是，而且是在中国传统很深的一种信仰。南方普遍都信财神，大年初五迎送财神的鞭炮，震耳欲聋，响彻日夜，格外隆重。但我们没有形成财神教，没有出现财神信仰协会。一个真正的社会，应当是社会共有某种信仰，它就应该对这个社会及其交往有一种制约的作用。我们以前说“读书无用”，现在又出现“信仰无用”。没有人谈信仰，你要跟烧香拜佛的谈，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信仰，只能跟香客谈谈去年烧香求的什么，拜的什么菩萨。虽然如此，个人有信任也是好的，即使对拿受贿的钱烧高香、祈求不要被“双规”的贪官而言，他们的信奉之中也有一种敬畏，比那种什么都不敬畏的人要好些。

 

    就信仰与一个社会的关系而言，任何一种信仰体系内部都基本具有法律的要素，没有这些法律要素，信仰就会蜕变为私人信仰的狂热。而私人信仰缺乏了法律要素以及相应的规范、法则，无疑也会蜕变为狂热的神秘信奉，呈现为官场巫术、商场巫术、家庭巫术、民间巫术等表达形式，表达为巫师与顾客间的私人交易。中国信仰如果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复兴、社会诚信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当其冲的就是要使信仰体系能够超越、出离各种现实关系的制约和捆绑，使信仰成为信仰者自己的事情，成为社会群体与价值共享的自由结果；其次，信仰重建有赖于这个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理性化改革，信仰就是信仰，权力就是权力，利益就是利益，在信仰关系与它们之间应当有一道制度设置，绝不相互混淆，预防任何强力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