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未来增长压力的观察与思考

建国后，基督教获得了长足发展，信徒人数和教会数量都出现巨大的增长，这种增长模式主要集中在一个时期，那就是八九十年代，在这个时期内，基督教的增长是飞快的，皈信人数的增加速度超出了历史上的所有时期。截止到2007年有学者估计中国有基督徒人数六七万（于建嵘: 《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合法化研究》，《战略与管理》2010 年第 3 期。）

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中，基督教人数获得飞跃增长，这被学者主要归因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剧烈转型，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这种转型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方面，也包括文化和乡村结构。这种转型与人们的观念并不同步，文化心理观念转型明显慢于社会结构转型。面对这种转型，人们心理上产生不适与焦虑，从而对未来的“不确定”和“风险性”增加。这是基督教增长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内在需求。

为了应对外在因素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人们需要寻找一个不变的、可以掌控的安全区域，这种安全区域只能存在于宗教中。在基督教中，上帝的不变与能力，足以提供精神安慰和群体归属，从而给处于焦虑中的人们带来修复和精神支持。

其次，是中国宗教信仰的失衡，给基督教提供了机会。建国之后民间宗教几乎消灭殆尽，只剩下基督教一枝独秀，因此基督教在中国广大乡村，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竞争对象。这样基督教能很快填补宗教空白，从而获得飞跃发展。

第三方面，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剧变中，农村原有的伦理规范和人际关系被破坏，比如原本的人情逐渐被经济替代，从而将个体暴露在社会中，此时人们到基督教中寻求规范支持，以缓解社会变革带来的原有秩序崩溃带来的不适。

第四方面，是农村社会保障的缺位，让农民个体暴露在疾病风险中，那么到宗教中寻求医治，以及教会作为群体所发挥的社会保障功能，是人们皈依基督教的原因之一。有学者研究发现，基督教增长与社会保障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宗教信仰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5年1月）。

第五就是公共文化的需求。农村公共文化的缺失，让农民到基督教中寻找文化和娱乐，以及公共互动空间。基督教几乎成为农村娱乐文化中不多的机构，教会唱诗和宗教节日的演出，对于那个特定时代，电视等媒体并不普及甚至奇缺的农村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娱乐项目。

第六方面，从基督教教义本身来看，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后，迅速调整自身的结构和内容，逐渐民间宗教化，由强调社会服务和社会见证为外在表现，转变为强调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等功效，由反迷信的理性宗教，逐渐向本土迷信宗教转变，这对于宗教缺乏又与本土民间宗教冲突极少的基督教来说，成为大家没有障碍的选择。

第七方面，从宏观的政策角度来说，国家的宗教自由政策，让基督教的发展以及人们加入基督教不会产生政策上的障碍。

正是上述原因，让基督教的增长出现了一次飞跃，但从皈依动机上来看，绝大部分皈依基督教的人们，还是需求性皈信。这些需求包括了社会保障、文化娱乐、社会群体归属、医治疾病等因素，因此出这种目的的皈信，只能产生在特定背景下。

其次社会网络皈信，只占据极少数成分，也许温州是个显著且唯一的个例，这还是处于融资与民间经济的发展需求，因此也可以将其皈依于需求性皈信。

在代际传承方面，基督教在八九十年的飞跃发展中，依然没有表现出代际传承的显性因素，大部分基督徒的皈依显然出于需求性因素，而不是成长环境。当然代际传承方面，依然存在，但是代际传承所占比例实在太小，对于基督教大局来说，并不产生显著性影响。

历史的车轮经过一段崎岖不平的山路之后，开始朝着自己的方向走向另一种道路。今天的社会作为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们可以感受到与八九十年的不同。

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居多，这样教会的发展在农村就受到极大压力，代表新鲜血液的年轻人的缺乏，让教会处于停滞状态，萎缩和沉闷几乎成为常态。

另一方面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让农村中的个体不再暴露在风险中，从而对教会的保障功能不再依赖，教会也就逐渐失去吸引力，丧失了可替代社会保障的优势。

第三方面，智能终端的普及，让农村不再是文化娱乐荒漠，基督教失去了提供文化娱乐功能的唯一性。在娱乐方面，基督教提供的精神产品显然更因为过于严肃和死板而与其它世俗文化相比略逊一筹。

第四方面，更重要的是，农村社会关系已经重建，经济发展已经得到很大的提高，经济的提高，让农民更有能力处理人际之间的互动。因此基督教所提供的的稳定共同体功能逐渐失去唯一性。

然而，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基督教那种八九十年代极速发展的背景已经不复存在，等待她的只是个体性皈信，难得再有群体皈依潮的发生。那么在城市是不是就好点了呢？

显然，回顾基督教近四十年的发展史，其规模增长的主要人群是在农村地区，香港学者梁家麟博士在著作《《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1999 年香港建道出版社）中认为，农村基督教是中国基督教的主流。

显然，城市在社会保障、娱乐生活、社会体制与结构方面，都优于农村。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优先发展城市，城市公共建构逐渐成熟。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并不具备农村那样的背景，因此基督教的主要发展区域过去不在城市，将来也不在城市。

今天我们看到城市教会的繁荣，就误以为这是城市教会的兴起，但是仔细考察这些城市教会，我们会发现他们依然是梁家麟博士所说的农村教会，是随着打工者群体转移到城市的农村教会。那种由城市市民、知识分子、专业技能工作者占主导的教会凤毛麟角，并不能作为中国基督教的主流。

今天，基督教的发展已经不再具备过去八九十年代所具有的那种背景，社会设置和公共服务，让停滞于民间宗教层面的基督教不再具备优势。过去那种需求性皈信潮，也随着社会保障、文化的发展、公共服务不断满足人们的需求，从而让基督教不再拥有优势。

纵观今天基督教整体，依然满足于八九十年代的皈信成果，教义和神学没有太大的转变，对现实的发展也缺乏思考，沉浸在曾经基督教规模的幻想中，而不能面对当下环境的变化给基督教发展带来的挑战。

如果基督教继续满足于过去，而不敢面对当下世界给基督教增长带来的挑战，那么基督教只能逐渐没落，萎缩和边缘化必然成为基督教的未来命运。

时代在发展，基督教同样需要发展。基督教本身就是时代发展的产物，而不是相反，时代发展永远不是基督教的产物。没有什么可以可以逆时代潮流，逆历史潮流，只能把自己沉浸在历史潮流中，不断改变，适应时代和历史。否则，必将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