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驰:替罪羊的诗篇

就其把抒情诗写得跟日记一样，萨巴（Umberto Saba, 1883-1957）的诗与茨维塔耶娃相似，是裸呈的赤子之心；就其把写诗当作精神治疗，萨巴跟后来“自白派”相近，但渗进了老欧洲的历史阴影。

 

如果不作狭窄的理解，诗人们都是“地方诗人”，跟其城市有着天然的亲和。的里雅斯特（Trieste）之于萨巴，正如亚历山大之于卡瓦菲斯，彼得堡之于曼德尔斯塔姆。这座位于亚得里亚海北端的城，乃是奥匈帝国的重要港口，居民以意大利人为主，也有日耳曼人、斯洛文尼亚人、犹太人、希腊人、土耳其人，诸族混居，众语喧哗，各教庙堂林立。可惜老大“帝国”经不起近代“民族-国家”潮流的冲击，由多民族拼盘而成的奥匈帝国在一战后轰然解体，的里雅斯特也被割让给意大利。墨索里尼上台后清洗“劣等民族”，这里的斯洛文尼亚人和犹太人自不能幸免。二战末期，这座城被德军占领，建了意大利唯一的集中营，后它又被英美盟军托管，1954年城区归了意大利，乡村则归了南斯拉夫。

 

萨巴原姓波利（Poli），他的出生即反映了这座城的多元及其矛盾。他的父亲是意大利天主教徒，母亲是犹太人，他们的结合在种族主义的时代业已埋下悲剧的种子，何况父亲毫无责任心，在儿子出生时就离家出走了。萨巴后来在《自传》（三）将他父母的对立视为两个种族的对立：

于我，父亲不过是一个“杀人犯”，

在二十年里，直到我见到他。

立时我明白了他只是一个小孩子，

也明白了我从他得到了什么遗传。

他的脸上有跟我一样的蓝色视线，

一抹微笑甜蜜而狡黠，笼罩着悲哀。

他总是在世上飘荡不定，

品尝过许多女人的爱情。

他轻松而又快活；而我的母亲

感受着一切生活负担的沉重。

他从她身边溜走宛如一只皮球。

她会警告我：“不要象你父亲。”

后来我才深深地理解了：

他们种族之间的冲突，十分古老。

 

母亲把萨巴交给了一个斯洛文尼亚奶娘，她是天主教徒，刚丧失了儿子，因此视萨巴如同己出。奶娘名叫萨巴兹（Peppa Sabaz），诗人的笔名“萨巴”即由此而来（同时“萨巴”在希伯来语里意即“祖先”，而非“面包”）。也许萨巴和养母的亲情引起了生母的嫉妒，四岁时萨巴被生母接了回来。与养母分离让小萨巴产生不安定感，对她的回忆成了后来萨巴的主题之一。养母家常常和炊烟、屋旁墓园里忘情的玩耍、饭菜的香味联系在一起，回忆和虚构混杂。成年后，萨巴还会去萨巴兹家看望她，以至她要提醒他，“快回到你妻子身边吧！”（《给奶娘的三首诗》）。在诗集《小贝托》里有一首动人的《离去与回来》，回忆他被生母从养母身边接走时的痛苦，以及再次见到她时的快乐。

 

萨巴在犹太“隔都”慢慢长大。外祖父是个做小生意的的慈爱的老人，但是父亲的缺席使萨巴意识到自己的不幸，这渐渐成为他心中的阴影。在《自传》（二）他提到了这段生活：

在我出生时我的母亲哭泣，

独自地，在夜里，在被遗弃的床上。

为着悲哀里的她，也为了我，

她的亲人在隔都做起生意。

老人家昔日亲自打理买卖，

养家糊口，或只因喜欢。

他会花两辅币买一只阉鸡

把它包在暗蓝色的大号手帕里。

我的城必定是何其地美

在那时：偌大的一个露天集市！

我仍旧记得所看到的一切青翠，

恍如在梦中，当我与母亲一道外出。

但我很快就受到了悲伤的教训：

一个独生子，有一个失了踪的父亲。

 

萨巴的少年时代是孤独的，几乎没什么朋友，偶有一两个，也因为他过分热烈而把对方吓走了（萨巴发现，那不是友谊，而是爱情！）。这些在《自传》里都有坦率的交代。他常常在城里走动，渴望过上跟他人一样的生活。这跟海德格尔的“此在”要摆脱“常人”状态，听从存在的召唤正好相反：

我为自己的渴望留一个角落，

一线蓝天

从那里我可以打量自己

品尝

不再成为我自己

而只是人群中的

一个人

的快乐

——《城镇》

 

1903年，萨巴到比萨大学上学，学习考古学、德语和拉丁语，但因精神抑郁症而不得不退学。此后他在商船上当过服务生，到撒莱诺当过海军，这些都在他的诗里留下了痕迹。1909年，他回到家乡与Carolina Wölfler结婚，次年生了一个女儿。他的爱终于有了归宿。他对妻子和女儿的爱是十分真挚的，《致我的妻子》大胆地将妻子比喻为“年轻的白母鸡”、“怀孕的小母牛”、“瘦长的狗”、“胆小的老鼠”、“每年春天都飞回来的燕子”、“智慧、有远见的蚂蚁”，新喻迭出，被一些评论家认为刷新了意大利抒情诗传统。《我女儿的肖像》则把女儿比喻为浪花、炊烟、白云等“轻盈而变幻的一切”，令人想起从泡沫中诞生的维纳斯。

 

的里雅斯特的近景和远景、过去和现在也不时出现，他写有《的里雅斯特》、《老城》等。在《三条街》里他提到了犹太墓地：

紧挨着斜坡还有一座被废弃的

墓园，再没有葬礼举行过。

他们再没有在那里埋过谁，

我记得：这是犹太人的

旧墓地，我在记忆里念着它

每当我想到我的先祖，他们躺在那儿

在终生受苦和做生意之后，

他们都有着相似的灵魂和面庞。

 

1911年他到佛罗伦萨，那里的“呼声”派出版了他第一本诗集。一战中他在军中服役但未上战场。1919年他回到家乡，开了家“古今书店”，以卖古籍为业，所得足以维持家计。1921年他自印《歌集》，此后不断再版，到他逝世时已有600多页，诗400多首，是他一生创作的总汇。1924年他写了晶体般的《自传》十五首，这是了解他前半生的重要资料。1928年，萨巴的抑郁症加重，悲观厌世与积极乐观如天堂地狱交替，此时写的诗集《序曲与赋格》以两三个声音之间的对话表达各种欲望之间的冲突和辩驳，是萨巴多重性格的面具式表现，也是他结构最复杂的作品，透露出精神内在的紧张。次年萨巴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写了诗集《小贝托》。他看望养母，回忆童年，治疗创伤。几年后他的诗变得“清澈”，1933-34年的诗集《词语》发生了转折：诗篇变短，诗行变窄，诗律放松，重点突出。当是受了翁加雷蒂的影响。

 

1938年法西斯出笼“种族法”，禁止犹太人和“杂种”从事出版业，萨巴不得不“消失”。他先到巴黎，后到佛罗伦萨，躲在一间小阁楼里。《窗》所写很可能是他蜷缩小阁楼所见：

空空的

天空在炼狱色的

瓦上。远处，群山

母亲般的侧影；下面，一道斜坡

有鸽群从剧院屋顶

振翅而下；一棵树

在不毛之地长得葱翠；

鸟儿群栖在雕像的七弦琴上；

孩子们任意尖叫

跑过来又复过去。

 

次年他逃往罗马，藏在诗人翁加雷蒂家里。1943年秋，萨巴又到佛罗伦萨躲了将近一年，诗人蒙塔莱经常看望他。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使萨巴对于“沉默的事物”有了很深的同情：

自从我的舌头几乎陷入了沉默

我便爱那些几乎不说话的生命。

一棵树，或甚至一只温驯的动物——

我走它也走，我停它也停——

它高兴做我存在的回声。

它接受给它套上的轭。

至多会向我投来乞求的一瞥。

永恒的真理，在沉默无言中，传递。

——《自从》

 

1943年墨索里尼垮台，德国派兵占领意大利，萨巴的书店被纳粹没收。他在《我过去曾经拥有》中叹息：法西斯分子和痛饮着的德国人/把一切东西从我身边带走，回响着但丁《地狱篇》的声音。战后他开始获得各种奖项和荣誉，但1950年后抑郁症恶化，长住医院。1956年他妻子去世后，萨巴得了心脏病，次年在Gorizia去世，享年74岁。

 

二、 “诚实”的抒情诗及其传统

 

我不厌其烦地把萨巴的生平和他的诗歌连在一起叙述，仿佛他的生平与诗歌之间一一对应。在理解文本时，是应该象传记派那样从作者生活来索隐，还是认为文本自足，充满想象和虚构，素来很有争议，涉及作者、传记者、批评家和读者之间微妙的挑逗与偷窥、遮掩与挑明、话语特权与霸权的游戏。弗罗斯特诗歌的阐释即为一例。

 

对萨巴则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萨巴有独特的诗观，了解它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诗歌。的里雅斯特之于意大利文化可说“孤悬海外”，少年萨巴所能吸收到的诗歌养份都是些“过时”的意大利古典诗歌，大致到浪漫主义诗人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 1798-1837）为止。而世纪之交的意大利诗坛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卡尔杜齐（Giosue Carducci）、帕斯科尼（Giovanni Pascoli）这“三杰”主导的诗坛，正受到主张用口语写日常生活的“微暗派”（poeti crepuscolari）的冲击，以弗罗伦萨为根据地的“声音”（La Voce）诗派以及更极端的未来主义者也正在蠢蠢欲动。但由于的里雅斯特的特殊人文和地理，所有这些诗歌潮流都与少年萨巴“同时不同代”地擦肩而过，这使得他的诗观与后来“隐秘派”迥异。事实证明，这反而有助于他直接切入意大利诗歌的抒情本质：写诗为己不为人。

 

1911年，萨巴在“诗人剩下的任务”一文中写道，诗人应该写“诚实的诗”。诗人永远不应该超出真实的自我，不应强制灵感，不应过分求新，不该害怕重复自己或别人说过的。诗人应该追求真相而不是成功，应该是其他人的有道德感的同伴，而不是诗人中的诗人。萨巴的诗非常直接，很少面具化，尽管在他的回忆、感受与想象之间有不少裂缝，但确实透露出沉甸甸的真实感。所以翁加雷蒂说萨巴是一个“为己的诗人”（the poet of himself）。一个“为己的诗人”（如陶渊明）必然会真实地反射和折射出投影于自身的世界，因此萨巴的诗“为己”但绝不囿于“一己”。他的主题由近及远：童年回忆（养母、亲情与分离）、母爱、友谊、同性之爱、对妻女的爱、的里雅斯特、犹太身份、政治、人性，与其所处环境和遭遇密切相关。以自我为圆心，涉及整个世界。这和“为人”的诗人出发点不同，后者难免要取悦他人和社会，顺应潮流和风尚，穿戴上时装和面具。

 

1944年萨巴以第三人称说到自己的诗观：“萨巴总是觉得，只要是诚心诚意地非说不可地表达出来，任何事情都是能够被说的，无论用诗歌还是用散文方式；把诗歌限制在表达少许的‘时刻’（尽管是光彩照人的），这乃是我们时代氛围中由不信任和厌倦导致的错误之一；一切极端的‘精致’——在艺术中和在生活中的——都会导致极端的贫乏。”萨巴对语言持传统的信任的态度。他认为“语到境到”，语言总能唤起情境，让我们理解。他强调语言对经验的传达作用，艺术对生活的“模仿”，这使他接续了卡瓦尔康蒂（Cavalcanti）、彼特拉克、莱奥帕尔迪的抒情诗传统。对生活经验的强调，使萨巴诗呈现出完全的现代感受，同时砍掉了冗余的巴洛克修辞和学院派的晦涩，“扭断雄辩的脖子”（蒙塔莱语）。萨巴认为“今天诗歌对清晰的需要超过了晦涩”，因此尽量使诗显得原始、简洁、具体。这与同时代通过邓南遮和帕斯科尼而受了象征主义影响的翁加雷蒂、蒙塔莱的朦胧暧昧正好相反，后者强调语言的局限性，讲究曲折迂回、暗示渲染、旁径秘响。

 

现代诗歌对待传统有两种倾向：一强调断裂，一强调连续。庞德和艾略特是断裂高手，哈代、弗罗斯特则更喜欢旧瓶装新酒。萨巴属于后者。他擅长十四行、歌谣体等传统格式，不做过度的语言实验。他在生活和诗歌上都努力追求完整，反对“当今的碎片诗人”以内在的破碎来对付外在的破碎。除了《序曲与赋格》等少量作品采用了面具化的手法，萨巴的诗简直就是他的生活本身。

 

这种“过时”让萨巴的诗被埋没了几十年，倍感被“孤立”。其诗歌真挚无遮的抒情品质，到他晚年才凸显在大众面前。他去世后，一些评论家打破门派之见，将他与翁加雷蒂和蒙塔莱归为“新抒情诗人”，认为三人都在面对二十世纪欲粉碎个体的内外暴力时维护了“个我”的真实性，从而维护了意大利抒情诗传统。应该说，维护“个我”在萨巴是天生的，在其余二人则是后天的。战后“新现实主义”更奉萨巴为先驱，尽管其“现实”已远远超出萨巴的而重又有了意识形态的味道。

 

作为翁加雷蒂和蒙塔莱的朋友，萨巴对三人的诗有一个有趣的说法。“翁加雷蒂是小溪，蒙塔莱是河流，萨巴是大海。”翁加雷蒂的诗多为短仄的诗行，萨巴则喜欢十一音步的长诗行，蒙塔莱居中，因此这个说法从体量上说还是比较形象的。画家Bolaffio在为萨巴画的肖像画里，就把萨巴置于大海前面。现在，人们一般将蒙塔莱、萨巴、翁加雷蒂并列为二十世纪意大利三大诗人。夸西莫多则紧随其后。

 

萨巴诗因为其直接、纯粹、精确与伦理性而在战后广泛流传，在意大利几乎家喻户晓，但通俗化也容易带来遗忘（大家想想海子吧！）。由于萨巴的诗跟日记很相似，很多时候结构松散，内容上也常给人“一览无余”的感觉，因此一旦把他的生平弄清楚，也就好象弄懂他的诗了，没有多少发掘“微言大义”的余地了。据1998年版的英译者Sartarelli说，在学界，对萨巴的研究因学者们本能地喜欢需要加工和解释的晦涩作品，而不如翁加雷蒂和蒙塔莱深入（尽管萨巴表面的“单纯”下有着深广的历史与精神含义），其作品“全集”也编得不“全”（萨巴在世时总是不厌其烦地修改和增删），影响了其研究。在翻译上，除欧洲语言外，萨巴的诗已有几个英译本，但中译本迄今尚无，只有钱鸿嘉《意大利诗选》和吕同六《意大利二十世纪诗歌》选了几首，此外仅零星地散见于各处。

 

三、 痛苦作为直接现实

 

诗人都有他们最感兴趣的主题，如艾略特对文明，马查多对时间。在萨巴这里则是“痛苦”。分析哲学说，“痛苦”是个黑匣子，谁也不知道当一个人说他“痛苦”时，里面装的是什么，也许还是一只泊来的甲壳虫呢。但是，当我们知道一个人、一个民族的不幸历史遭遇，深入“彼黍离离”、“城春草木深”和“耶利米哀歌”的写作情境，便很快能“体会”痛苦是什么。哲学说不清的事情，诗歌呈现给我们。作为二十世纪的犹太诗人，“痛苦”对于他们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词语，而是存在的直接现实。保罗•策兰如是，萨巴也如是。

 

在一个强调“身份/认同”、强调“区分”的文明里，主流对少数的压迫和排斥是天然的。在那个各教各族以纯洁为骄傲的文明里，一己的纯洁往往意味着对他者的排斥，而引起反弹。近代种族和民族主义的政治现实，更将分裂和冲突的种子撒落到萨巴父母的关系里。萨巴常提到他“与生俱来的伤口”，这首先是指父母离异，以及犹太血统给他带来的伤痛，而童年时与养母分离，少年时歧异的爱（双性恋），长大后身为犹太人的受歧视感，更使得诗人一生悲伤而抑郁，多次精神崩溃。他说：“我的心生来被分成了两半，/让它愈合将付出多少艰辛！/为了掩盖裂口将要多少玫瑰！”（吕同六译）

 

在《猪》里，诗人写猪见了潲水就喝，不去想农夫为何希望“他”养得又肥又壮：

象一切生命那样，他并不知道，他将

服务于何种目的，当他达到完美。

但是当我凝望着他并把自己

移入他的皮囊之内，我就感到刀在切

入骨肉，感到那声尖叫，那可怕的

哀嚎，正当狗向人群狂吠，而农夫的妻子在门口发笑。

 

看到猪被杀，诗人产生了移情或者“变形记”，感到刀在割自己的喉咙。实际上，这种痛苦何尝不是犹太人和一切生命的痛苦？

 

但诗人并不畏苦，相反，他认为这正是使他成为“我”，成为一个独特个体的“特权”。他说：

那不会对自己说谎的深藏着的灵魂，

却会在开口说话时也低声耳语。

真的，有时会有一个神向我叫唤

命我聆听。凭着

那时充满了我的思想，凭着在我里面

跳动着的心脏，凭着

我所感到的痛苦的尖锐，

我搁置了一切常人的品质。

那就是我的特权。我想要保持它。

——《特权》

  “我痛故我在”！诗人坚持要做他自己：

你用以纯真地抵抗邪恶的那魅力

使你的双眼充满良善。而你

轻轻摆在一边的头发

在炫耀你骄傲于成为你自己，

象屋顶上刚插上去的

一面锦旗，

自在地拍打在风里。

——《肖像》

痛苦和不幸人人都会碰到，但它们有没有意义？

对于我，不幸乃是一个亮晃晃的夏

昼，从它的高度我分辨得出

低处世界的每一面，每一个细节。

没有什么是模糊的；一切都坦露

在我眼睛和心灵所至之处。

我的道路悲伤，但为太阳所照亮；

它上面的一切，甚至阴影，都在阳光中

——《致我的灵魂》

　　痛苦和不幸不仅没有使诗人向生活屈服，反而使他获得了一种高度，从“虚无”的一边打量“存在”，看到即使“阴影”也别具一种存在之美。这样，痛苦使他的存在获得了一种整体的意义。

 

 

四、 在历史的阴影中

 

从诗艺上说，仅只是强调诚实，把诗歌写得象日记和自传，显然还远远不够。萨巴的优异在于，他把自己置放在一个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里，使一己之经验、遭遇、思考和痛苦得到升华，达到普遍性的高度。

 

在名作《山羊》里，诗人写道：

我和一只山羊谈心。

她被单独地拴着，在田野里。

她吃饱了青草，被雨水

淋湿，正咩咩地叫着。

那单调的咩咩声是我自己的

痛苦的姐妹。我友好地作答，先是

戏谑地，接着却是因为痛苦是永恒的

并且只用一个不变的声音说话。

这正是我从一只孤零零的山羊那里

听到的哀泣的声音。

在一只长着闪族人的脸的山羊身上

我听到了世上一切悲痛

一切生命的呼喊。

 

 “山羊”在欧洲文化里有着特殊的含义。“替罪羊”（Scapegoat）是山羊而不是绵羊。在《旧约•利未记》第16章，“替罪羊”被认为代表了人们所犯下的罪行，而被弃置野外。“（亚伦）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藉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在《新约》里，耶稣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扮演“替罪羊”，为信众赎罪。但在长期的文化演化中，山羊逐渐被污名化。《马太福音》第25章，耶稣说末日审判时，象征着信他者的绵羊将被安置在他右边得永生，而象征着不信者的山羊将在左边受永罚。由于犹太人坚守其传统信仰，不为基督教所动（在犹太教看来，说耶稣是救世主和上帝乃是偶像崇拜，是对上帝的亵渎），因此基督徒们信仰越纯粹，便越不能对犹太教宽容。从早期教父如克里索斯通开始便开始了丑化、诅咒犹太教的历史。到了中世纪，欧洲基督徒逐渐将不信耶稣为救主的犹太人视为魔鬼的化身，而魔鬼常常被描述为长着两只角和稀疏的胡子，有一张山羊的脸。在各种天灾人祸面前，犹太人总是会被拧出来充当“替罪羊”平息社会上不安的情绪。法国哲学家勒内•吉拉尔在其《替罪羊》一书中揭示了以找出“替罪羊”平息社会动乱和矛盾冲突的机制。犹太人很不幸地在欧洲长期扮演了这种“替罪羊”的角色。在近代，随着反犹主义逐渐从神学层面落实为大规模的政治行动，犹太人的命运更趋悲惨，说犹太人是西方现代世界“痛苦的化身”也不为过。萨巴这首诗写于一战前，但他似乎早已嗅到了三十年后奥斯维辛焚尸炉的烟味。直到今天，这首诗仍然令人深叹。实际上，“长着闪族人的脸的山羊”在这里何止只象征着犹太人？它也可以象征一切的弱者，一切被隔离出来当作“替罪羊”的不幸者。山羊的叫声成了“永恒的痛苦”本身的象征。

 

在《一个夏夜的无眠》里，萨巴则表达了对犹太民族深切的祈愿：

我让自己躺倒在

星光之下，

在那些把可怜的失眠

变成生命神圣欢乐的

夜晚中的一个晚上。一块石头是我的枕头。

几步之外蹲着一条狗。

他蹲着而没有动，凝视着

远方的某处。

他看上去几乎是在思考，

在做一个庄严的仪式，

好象他的身体是那永恒的静谧

的器皿。

就在这样深蓝色的天空下，

就在这样星光璀璨的夜晚，

雅各梦见了天使的梯子

从他的枕头一直升往天空，

而枕头是石头。

在无尽的星光里这个年轻人

点数着他将来的后裔；

在他逃避强壮的以扫后

来到的这片土地上，

他看到了一个为他的子孙后代预备的

无可匹敌的富强帝国；

而在他的梦里梦魇是上帝，

那正在跟他摔跤的上帝。

 

诗中雅各的典故见《创世记》25-32章。雅各设计，让孪生哥哥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将长子权出卖给他，还和母亲利百加设计骗取了父亲以撒的祝福，招来以扫的仇恨。雅各想法让父亲将他遣往外地母舅家求婚。在路上，雅各“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立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象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雅各娶了舅舅的两个女儿并为其服务二十年，在返回父家的路上，“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敬拜上帝，上帝则给雅各恩宠，使其后裔富强。

　　这首诗有凝重的宗教感和历史感。诗人从自己以石为枕很自然地想到雅各（连蹲着的狗都具有虔诚），从而与整个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表达了自己的深层盼望，但愿犹太人在当代“强壮的以扫”们中间，能够获得平安，繁衍生息。整首诗有一种悲剧性的存在主义深度。

 

Songbook: Selected Poems by Umberto Saba(A Bilingual Edition), trans.by Stephen Sartarelli, The Sheep Meadow Press, Riverdale-on-Hudson, New York, 1998.

（本文发表于《文景》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