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基督邮报》Brandon Showalter 的报道,美南浸信会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一董事称,其前任主席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是故意向董事们隐瞒他与教会执行委员会领导人在处理性虐待事件上的分歧,目的是动摇年会上的信任。
作为律师和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的董事,乔纳森·怀特海德(Jonathan Whitehead)在署名9月17日的12页信件中称,前主席摩尔致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成员的泄密信件在分享给全体董事会成员之前,就事先泄露给了媒体。
他的这封信送给了教会执行会员会主席罗尼·弗洛伊德(Ronnie Floyd)、教会性虐待特别工作组主席布鲁斯·弗兰克(Bruce Frank),和受雇调查美南浸信会处理性虐待事宜的第三方公司的律师茱莉亚·迈尔斯·伍德(Julie Myers Wood)。怀特海德声称,摩尔的信件被泄露是有心之举。
怀特海德认为,这些信件被用在在媒体上制造某种说法,而非提醒全体董事会注意和处理性虐待案件有关的问题和其他问题。他说,这些信件是一种“赤裸裸欺骗”行为。
摩尔这些写于2020年2月的信件由宗教新闻社(Religion News Service)于今年5月公布,时间就在美南浸信会召开2021年年会的前几周。摩尔在信中谈到教会执行会员会如何希望他生活在“心理恐怖”之中,以及他和他的家人忍受了教派领导人的可怕对待。
另一份泄密给媒体的信件是摩尔于5月31日写给时任主席格里尔(J.D. Greear)的,他在信中声称教会领导人对“性虐待危机”处理不当。
怀特海德在他写于9月17日的信中称,泄露摩尔信件的目的在于“在美南浸信会年会上动摇信使们的信任和信心”。
他补充说:“泄露事件披露了受托人和一场毫无热情的调查,因为它的目的就是剥夺美南浸信会对其整体信托系统的信心。利用对(性虐待)幸存者的关心来作为浸信会政治目的和权力的手段应当受到特别工作组的调查,受到信使们的揭露,以及受到最强烈可能措辞的驳斥。”
“如果欺骗可以用作推动信使们在一次年会上制造政体危机,那么大会将看到反复出现的‘6月1日惊喜’(June 1 Surprises),试图剥夺信使们对他们机构在追求某些目标或其他上的信心。大会可能不会长久存在。”
10月12日,怀特海德在接受《基督邮报》电话采访时强调,当有特别是涉及性虐待、等级偏执或猥亵行为的严重指控发生于事工组织中时,浸信会成员不会默默坐视不动。
他说:“我们有的是罗素·摩尔2020年2月致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信件,该处应有约五人,他们应该收到这封信。”
“信件制造了一个有关幕后组织的说法,称他们恼怒于或试图掩盖儿童猥亵和偏执行为。”
摩尔在2020年2月的信件中补充说他在晚上会听到自己的尖叫,及他不能再容忍生活中的这种尖叫了。
怀特海德告知《基督邮报》:“问题对我来说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为作为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一名董事,在2020年9月,我对我们与美南浸信会执行会员会的关系该如何提出了一些相当细致的问题。”
“信件描述了2020年2月在美南浸信会生活的幕后发生的部分真正可怕的事情,可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的董事们还未被告知这些。”
他解释说,只有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五位成员有被告知。
《基督邮报》就怀特海德信件中提到的问题联系了摩尔,请他发表评论。至发稿时,尚未收到摩尔的回复。
《基督邮报》也联系了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董事会主席、南方浸信会神学院讲道学教授戴维·普林斯(David E. Prince)。至发稿时,也未能收到对方的回复。
怀特海德并不知道是哪位董事泄露了信件。他告诉《基督邮报》,所有人都否认是泄密者。
作为这一特殊冲突的对立面而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意见,最近一周出现的情况是,怀特海德并不是唯一一位没有看到摩尔信件的董事。
在回复俄克拉荷马州美南浸信会牧师、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董事贾斯丁·桑普勒(Justin Sampler)的推文中,委员会董事罗伯特·奥克勒(Robert Orleck)声称直至公开,他都没有看到过摩尔的那封2020年2月信件。
怀特海德说,他在2020年9月提出的有关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与美南浸信会执行委员会关系的细致问题后,得到的回答是:“很好。有少数几个不对付的人,但我们可以处理他们。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与罗尼·佛洛依德和美南浸信会执行委员会的关系很好。”
但在2021年5月,摩尔谈到掩盖虐待行为之文化的信件在该教派召开年会的几周前公之于众。显然的是,摩尔与美南浸信会执行委员会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很紧张。
摩尔在信中称,他不能也不会被要求对他所认为的毒害文化继续保持沉默。怀特海德继续说,但重要的是,应该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的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董事们保持了沉默,以及它是如何影响组织的事工及完成本职工作的能力。
怀特海德问道:“问题在于:为什么要对它保守秘密?我问过(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问他们何时收到这封信,以及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怀特海德得到的回复是,摩尔“排除万难”,他的这封2020年2月的信写成于“炽热之时”。
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写信给怀特海德,告诉他摩尔在那之后不久就“草草恢复了工作”。
怀特海德认为:“但如果它是在炽热之时写成的,成为一个‘排除万难’的可能理由说不过去。而就这封信件中的说法而言,是不可能‘排除万难’的。”
他补充说:“浸信会成员不能排除在我们合作工作中掩盖性虐待、偏执和猥亵行为的可靠指控。如果人们对于可靠的指控坐视不管,就是让我们的工作受到毒害。我们是不能根除我们不知道的毒害的。”
怀特海德重申:“对我来说,问题是为什么五位浸信会董事和罗素·摩尔博士让董事会中可以帮助他作回应的成员们保持沉默?”
“我能得出的唯一真正结论是,他们同意,或是在某种意义上期待整个大会在(年会)之前就听到这个消息,试图在说,内容简要为,‘浸信会成员,你们不能信任我们的董事们。我们对董事们不存任何信心,所以我们必须抛出这个消息震动大会,再采取行动’。”
怀特海德认为浸信会的董事们本应采取行动,但他们有瞒着消息。
怀特海德说:“如果你向正确的机构告密,那么调查上可以填上姓名。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不早点向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及其董事们告密?为什么要隐藏消息呢?”
他说“如果浸信会成员假设相信他们的董事们要行动起来,那么应该显示出来的是事实被隐藏起来,他们才没法行动”。
怀特海德说:“这就是我们需要此刻努力去解决的问题。”
怀特海德这份信件出现之时,也是美南浸信会执行委员会就如何对他们过去20年处理性虐待报告的调查进行最好的监督进行着激烈辩论。
10月5日,美南浸信会执行委员会投票允许调查委员会处理美南浸信会内部性虐待指控的公司指示牌解决方案(Guidepost Solutions)根据信徒们和性虐待特别工作组的要求,对委员会成员与他们律师之间的特权交流进行审查。
性虐待幸存者的倡导者坚称,为了进行彻底审查,放弃律师-客户特权是必须的。而反对放弃律师-客户特权的人则说,此举实际上削弱了他们的信托责任。最后的投票结果为44票赞成,31票反对,放弃特权。
根据阿拉巴马浸信会新闻机构阿拉巴马浸信会(The Alabama Baptist)的报道,截至目前,拥有86名成员的执行会员会已经有8名成员请辞。报告也说还有更多的人在考虑请辞。
10月8日,路易斯安那费城浸信会牧师菲利普·罗伯逊(Philip Robertson)在接受《浸信会消息》(Baptist Message)采访时说:“我们被置于一个非常艰难的局面中”。
“我们所处的这种紧张局势,既要遵守信使意愿,又要保护不仅是执行委员会,还有整个美南浸信会的潜在生命力。”
罗伯逊阐述道,那些对放弃律师-客户特权投下“反对票”的人“这么做并不是为了保护任何人,或以任何方式阻挠对任何被指控的不法行为的揭发”。
“执行委员会的每位成员都欢迎这项调查。当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投票决定拨款160万美元资助调查时,这点就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
在问及目前教派的信任方面时,怀特海德告诉《基督邮报》,说自己认为很快会有一份描述教派对性虐待指控的反应的报告提交给美南浸信会。
他说:“浸信会成员需要注意谁的利益有了提高。会是新的政治领导层吗?是他们的利益得以提高吗?还是促进了受害们的利益呢?因为肯定有一些是浸信会成员可以做的、补偿真正虐待受害者们的事情。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同情,以及我们在某种意义上的补偿。”
他继续道:“那么,是谁能从这些报告中获益呢?是受害者们吗?或是美南浸信会中的政治家呢?这将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大会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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