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淫被捉的女人：试探耶稣背后的犹太社会体制暴力

在一个晴朗的午后，一个女孩与他的意中人在一所房子里约会。在那个恋爱并不自由的年代，在那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与意中人约会既需要勇气，也可能承担社会的指责。因此，他们选择在一个房子里见面，这个房子也许是亲戚的，也许是朋友的，他们觉得是一个安全的场所。正当郎情妾意的时候，门被踹开，冲进来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不容分说，将他们抓住，定了一个奸淫的罪，但是只带走了女孩，却让男孩自由离去。

抓这个女孩的目的，我们想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了，他们要把她带到耶稣那里，去试探耶稣，去为这个批评他们的人设置一个陷阱。

仅仅为了试探耶稣，设法抓住耶稣的把柄，就让这个女孩子成为他们的工具，这已经不是一个关于性别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体制之恶。

这一群人并不是当时的执法者，甚至连类似的辅警都不是，他们仅仅代表一个阶层，属于一个群体。但是他们却自以为自己掌握了律法的解释权，自己站在律法所代表的道德制高点。这种恶不仅是权力泛滥之恶，也是自以为站在道德制高点的道德主义暴力。

违背女孩的意愿，将他带到耶稣面前，这些人眼里显然并没有女孩是个“人”的概念，一旦违背了他们眼里的律法，她就是一个被玷污的物品。甚至在没有违背律法之前，也是一个被潜在玷污的物品。不然他们为什么不拿着那个“行淫”的男孩来试探耶稣呢。

这一群人依据律法的规定，将女孩带过来，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自己就是律法本身，就是律法的执行者，律法的神圣性赋予了他们自身的道德纯洁性和制高点。

在他们心理，只要有着律法依据，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这种执法权可以出租，可以出借，只要一个人违背律法，谁都可以对之执法，谁都可以站在道德的高度，来对他施以暴力。人人都可以拿起石头砸死他。这种律法暴力以及道德主义暴力，成为那些施暴者的堂而皇之的理由。

在朗朗乾坤之下，对一个女孩子可以任意处置，拿石头砸死她。以律法之由用石头砸死普通人的暴力，在犹太人这个社会中，屡屡上演，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暴力，这种任意的暴力，从上到下，从祭司到男性民众，都成为这种暴力的担纲者。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权力。面对那些被定罪的人，拿起石头扔向他的躯体，这成为他们心中行驶这一特权的快感。

一个生病的人，在安息日不能去看病；一个饥饿的人，在安息日不能吃饭；一个根正苗红的犹太人不能与那些违背律法而被他们定罪的人同席，这些看似荒谬的事情，即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屡屡发生着。

这些游离在祭司之外的群体，却分享着特权，他们分享的不仅是特权，还占有着每个普通犹太人的自由和尊严。因为他们可以剥夺普通犹太人的自由，把他们以污秽之名进行社会隔离，以行淫之名置之死地，民众的生命、自由和尊严，乃至身份和人格，全因为他们的特权，而不复存在，随时成为他们狂欢的玩物。

耶稣被文士和法利赛人用抓来的行淫女人试探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社会的特权暴力，一种体制的暴力，一种把民众践踏在脚底的征服暴力。这样的暴力在今天，依然很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权力一旦放任，一旦从上到下都得到特权的好处，那么权力就是系统的恶。不论是文士还是法利赛人，都与最高权力的掌管着——祭司，处于同一个阵营，同一个利益链。法利赛人和文士们，可以在民间通过控制律法解释权来控制社会，而那些拿起石头砸向无辜女孩的普通犹太人，同样成为法利赛人和文士法律特权的延伸，他们成为社会控制成本最低廉的工具和帮手。只有对社会牢牢控制，祭司们才能稳坐泰山。对犹太人社会的整体控制，最廉价的方式就是允许民间恶势力的存在。而这种允许是通过权力分享实现的。祭司们将权力默认给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又将这种惩罚的终端权力给予那些律法卫道士们，作为回报的则是卫道士站在道德最高点的身份和感觉。

律法本身并不是恶，律法也不是暴力，正如耶稣说的，他来不是为了废弃律法，而是成全。当失去了内心的善良，失去了对律法精神和总纲的认同，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就会失去内心真正的良知判断，那么造成的结果就是打着善良的律法成就体制的邪恶和暴力。

在道德与律法之间的混淆，更是加剧了这种暴力的嚣张。

耶稣面对那个被抓来的女孩，平静地问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谁没有罪，谁道德上是纯洁的，就可以扔第一块石头。律法的邪恶源于道德上自我纯洁，道德上的制高点。在道德上，你们和这个女孩没有什么区别，不要从道德上审判人，那是上帝的工作。

耶稣面对的犹太社会的体制之恶，显然是当时的统治阶层刻意以上帝的名义营造出来的。完全删除了律法的良知，人的良知，这就是耶稣来补充和纠正的。绝对价值的信仰没有确立，那么一种与人为善的文明也就失去了根基，任何光彩的装饰都无法掩盖其中的邪恶，即使把上帝的荣耀搬出来也无法压盖其下的败絮。没有文明的建立，显然就没有秩序的建立。社会的恶就无法被关进笼子里。

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