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战争和新冠危机增加了欧洲基督教政治的机会

为什么说最新一次的欧盟议会选举、新冠疫情，甚至是近来的乌克兰战争对于欧洲基督教政治的未来而言实际上是好事情呢？目前基督教政治家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

谁是真正的基督教政治家？

当你想到“基督教政治家”时，谁会出现在脑海里？或许是贵国中某一基督教政党的人物？或许贵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基督教政党…如果我们考虑到欧盟的几个例子，或许是维克多·欧尔班（译注：匈牙利现任总理）吗？

于我而言，“基督教政治家”指的是在个人生活中追随耶稣、从事政治工作或间接参与政治的人，也就是说，一个恰好是政治家的基督徒。

所以，我认为，如“基督教园丁”和“基督教政治家”之间，除了他们的职业外，没有其他任何区别。

这样的政治家从他们最深层的基督教价值观和他们与基督及更大社区的个人关系来反思他们的政治活动（关系型方法）。

我的意见是，参加一个名称中带有“基督教”字样的政党并不能成为“基督教政治家”，好比说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德：CDU）…我认为我们需要把对基督教政治家的看法从“左派”或“右派”中转换过来。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马太福音》7：16），这是耶稣对一个人信仰的评价。一个人之所以要成为基督教政治家，首先应是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个人信仰及与耶稣基督的关系。

2014年欧盟选举对比2019年欧盟选举

与2014年的选举相比，2019年的欧盟议会在政治光谱中变得更为多样性。如不属于某一政治团体的欧盟议会议员多了一倍多。与2014年相比，欧洲两大政党欧洲人民党（European People's Party）和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人士进步联盟（Progressive Alliance of Socialists and Democrats）双双在2019年选举中失去多数席位。

这意味着，纵使人民党和联盟依然在欧盟议会中占据主导位置，但小党派获得更多发言权。因此，无党派的基督教议员们也有了更多空间，也产生出较小的立场明确的基督教政党，如欧洲基督教政治运动（European Christian Political Movement）。

大流行和乌克兰战争如何影响基督教政治？

在过去两年半之中，新冠大流行一直都是世界和欧洲政治讨论的中心。现在，乌克兰战争取而代之，成为了新闻的头条。

我的观点为，新冠大流行将政治讨论置于性别和家庭定义问题上的焦点转移开来，削弱了主流左翼自由派的无所不在，让人们普遍对其他观点更持开放态度。

乌克兰战争表明，可怕的事情依然可以在欧洲“邻国”中发生，至少可以说人性是相当之邪恶，这与主流自由派认为的人类基本是性本善的观念相悖。

仅仅是听到这么多苦难和很多死亡，就让我们想到生命的意义、希望、关系的重要性、家庭、正直，以及所有对基督教政治而言至关重要的话题。

对于基督教政治家而言，这意味着人们现在对基督教政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开放。作为一名基督徒，我相信人们可不是仅仅对政治中的基督教理想更为开放。

基督教政治家的大难题

现在，我注意到，作为一名基督教政治家，通常是与右翼、传统和基本上“反左翼”联系起来的：反堕胎、反LGBT运动，反环保政策。

虽然我是绝对同意一名基督徒应该反堕胎和支持家庭，但似乎这些主要是社会伦理问题的立场业已成为“基督教政治家”的定义。

为了将来想从政的基督徒能有更好未来，这种观念需要改变。

这个问题可以透过具有良好声誉的基督教政治家对其他问题也给与更多关注来解决，比如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明确表示他们是根据基督教的圣经原则来行事。

结论：欧洲的基督教政治有希望吗？

是的，我认为有希望。我的意见为，2019年欧盟选举、大流行和乌克兰战争实际上让社会对于主流观点更为怀疑，给基督教政治家打开了一道门。

这条要走的路是通过从基督教的世界观出发，摧毁“右翼”框架，包括照顾环境，同时也要尊重对手，拥有无以伦比的正直。

我认为更多的基督教政治家当考虑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或成为可以在根据自身信仰进行表达和工作的政党的成员。

原作者爱德华·安德列夫（Eduard Andreev），为欧洲基督教政治青年（European Christian Political Youth）的成员，也是德国纽伦堡福音教会“各各他”的活跃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