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抛弃在夹缝中的外婆的景况 再思教会如何参与养老？

B姐妹的婆家是北方某省农村的，对于她来说是远嫁。结婚之后，每年都要跟随丈夫回到婆家过年，这几乎成为丈夫雷打不动的惯例。疫情三年，为了孩子他们没有回老家过年，对于她来说这不成为问题，但对于老公，这却是一种打破惯例的生活。因此，2023年春节，他们早早地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

也许三年的时间太久，更或者是她相对于婆家的外地人身份，让她今年回家过年的感触，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今年让她对于北方农村的感受更深，更沉重。

丈夫的外婆今年八十多岁了，他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在本地。儿子也就是丈夫的舅舅，在本地镇上生活，经济尚可，女儿也在本地。外婆自己独立生活。身体不是很好，但尚且能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

外婆年纪大了，也许儿子不能细心照顾老人，但是作为女儿的婆婆和姨妈应该照顾生活起居。虽然不能把外婆接到身边，或者每天跑一趟，但是起码晒晒被子，洗洗头，整理一下卫生这样的事可以做。令B姐妹吃惊的是，舅舅和姨妈包括婆婆，即使在即将过春节的时候，也没有人去看望外婆，帮助她打扫一下屋子或者晒晒被子。

春节那一天，舅舅上午来坐了半天，招呼了一下来拜年的家族人员就回去了。整个春节期间，八十多岁的外婆就这样被“放养”在家里。顶着一头一冬天也不洗一次的头发，一冬天也不晒一次的被子，过这样一个子女只来“打卡”一下的春节。

B姐妹好奇的问丈夫，为什么对外婆这么冷淡，在丈夫和婆婆的语气中，她丝毫看不到愧疚，他们平淡的语气中透着这就是常态的轻松自如。

B姐妹丈夫的姑妈，嫁在他们隔壁村子。春节照例是要走亲戚，拿着礼物去看望一下，维持一个关系的。然而，这位姑姑的遭遇可能更加让她无法理解。

姑姑没有生育儿子，由于计划生育的原因，生了两个女儿就被做了节育手术。为了自己将来有个照应以及传宗接代着想，她大女儿就招了一个女婿。在那个地方，招女婿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一方面将来生的孩子要姓女方姓氏，另一方面作为外姓人，总要受到女方家族的欺负。因此那种愿意做上门女婿的男孩，一般都是娶妻困难的人。这样的人，要么家境不好，兄弟多负担重，要么就是不务正业，名声不佳。姑姑的大女婿恰就是这样不务正业的人。

姑姑一身疾病，需要手术，需要住院，但是自己的低保救济和经济大权都掌握在大女儿手里，她的病情也只能这样慢慢拖着。而大女婿因为没有正经工作，也就没什么收入，只能从家里的经济中索取，这样他们的生活也就没有起色。而另一个女儿，也只能像婆婆对待外婆那样，春节礼节性地来探望一下。

B姐妹在介绍这两个老人的情况时，还说了自己的公公。公公是公职人员退休，有着客观的退休工资，婆婆虽然没有退休工资，但是他们生活无忧。一日B姐妹在家里看到了公公的体检报告，身体状况堪忧，很多指标都超标了。她以为丈夫没有看到体检报告，就告诉丈夫这个情况，结果让她出乎意料的是，丈夫平淡地说已经看过了。丈夫的平淡让她吃惊不小。但是考虑到外婆和姑姑的遭遇，他也就理解了。

B姐妹对于春节返乡的感受让笔者感到农村的传统伦理在加速崩溃。那种建立在血缘等级之上的社会架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面前，轰然崩塌。但是，相应的社会自助，还没有形成，社会还有成长成熟，这才产生了B姐妹所看到的外婆和姑姑的故事。

中国社会秩序架构是建立在血缘等级的基础上的。因此，国和家一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从家庭到国家，都是一个秩序架构。农村伦理秩序同样是建立在这一血缘等级之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视春节回家过年，家族团聚的原因。在北方有很多的乡村直到今天都还盛行着春节磕头拜年传统习俗。笔者回到老家，每个春节都要磕头一个上午，不论下雨还是下雪。磕完了本家长辈，还要去隔壁村子的本家长辈。正是通过这一方式，向年轻人不断确认这一伦理等级秩序。确定这一伦理秩序除了有利于国家的统治秩序之外，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养儿防老。

血缘等级的伦理秩序，以父权家长制的形式，将年轻人紧紧控制在家庭团体之中，让每一个人在这个国家统治秩序中，都有一个“单位”，这样就避免了个体青年对皇权的不满，从而消除了皇权被颠覆的危险。同时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家长将权力紧紧握在手中的时候，资源也被家长控制了，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自己在老年之后的问题，这是所谓“养儿防老”。

在我们的文化中和社会结构中，养老这一功能既不是由国家承担，也不是由社会承担，而是由家庭承担。因此，子女尤其是儿子承担了父母的养老重任，这样从另一方面也达到了控制个体的作用。

但是这一基本的社会制度，是需要古代那种以土地为主要财富形式的封闭社会，所有人都被控制在土地之上，除了土地并不能提供多余的工作岗位。一旦这一模式被突破，那么这一传统的伦理秩序也就无以为继了。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始于入世，距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对年来也即是打工潮的兴起。城市为农村青年提供了让他们脱离土地的工作模式，同时也提供了更新的观念。这样原有的封闭社会被突破，那么传统伦理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了。在古代，割股奉亲被视为典范的宣传对象，孝敬父母是官方宣传的重要内容内容之一。但是在今天，孝顺这一主题，早已黯淡，湮没在众多主题之内。

但是，跟随农村传统伦理崩溃的，应该是一个新秩序。比如这些老人的养老问题，应该由新秩序解决。但是事与愿违，新秩序并未建立。年轻人在城市发展，出于成本考虑，大部分老人可能不能随行生活，那么他们的养老应该由谁来解决，这可能是当下的两难问题。城市出于成本考虑，不太会愿意提供养老，但是让年轻人回到农村，一方面城市也不太同意，因为那意味着劳动力的减少，此外年轻人习惯了城市生活，自然不愿回去。

本来应该由政府或者社会承担的养老问题，现在却依然停留在养儿防老的传统之上，在新旧尚没有衔接的背景下，就会产生像B姐妹老公的外婆和姑姑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的还处于个人救济为主，政府救济为辅的时代，社会自主救济的空间不大。那么这是否为教会的发展提供一个机遇呢，这就要看教会自身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