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锋: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书稿连载十五）

 续：王文锋: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十四）

2、乡村教会和城市教会的发展情况

 纵观几十年来世界的发展和进程，中国乡镇迅速城市化的情况无疑是最令人吃惊的事。据联合国2010年3月25日发布的报告《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修正版》显示，过去30年来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世界第一，报告显示中国的城市比例已从1980年的19％跃升至2010年的47％，到2025年将接近60％。报告还指出目前全球超过50万人的城市，中国占有四分之一。而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所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城镇人口为49.68％，乡村人口为50.32％，两者已基本持平，相对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来说，城镇人口已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

    毫无疑问，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已成为当今中国最重大的事件，他所引发的问题不仅关乎城乡的经济结构、社会的稳定局面、人心的精神状态，甚至会牵涉整个中国的国家战略政策。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 1943--）更坦言：“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的两大关键性因素。”

    同当下中国迅速城市化的情景一样，中国教会的事工重心也正在迅速从乡村向城市推进。许多规模庞大之乡村教会体系也在事工策略中把如何向城市宣教作为自己的重大使命之一，一些在乡镇起家的家庭教会大团队甚至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事工战略，他们正有意识地向城市差派自己的牧者，并纷纷在大中城市建立分会和分点，尽管这期间因城乡背景和牧会理念的差异带来的张力不少，但因着时代使命所需，他们仍然在勇往直前地向前推进。而作为以知识分子群体和白领阶层为主体的城市教会则更是本能地朝着以城市群体为主的事工策略方向发展。伴随着城市教会从个体现象向群体现象的转变，城市教会体制和牧会理念也在相对地转型，即从原有各自零散的牧会体制在逐渐转向城市特有的牧会体制。

    当然，无论中国城市进程化之进展如何之快，目前中国信徒的的多数仍然在乡村却是不争的事实，如基督教两会官方网站所显示的，当下中国基督徒的70％仍然来自中国乡村，尽管这比十年前梁家麟博士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里所说的中国基督徒八成来自农村少了10个百分点，但来自乡村基督徒仍占绝大多数则是不争的事实。这跟建国前中国教堂大多分布在城市是有天壤之别的，也就是说建国前中国的基督教之重心在城市，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基督教的重心则在乡村。

    那么随着中国城市进程化的快速发展，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随着中国网络化步伐的加快，当下农村教会之发展情况究竟如何，以及它与城市教会的发展有何异同，还有它正面临何种挑战等，这一系列问题无疑是普世教会所热烈关切的。以下笔者将根据对农村教会和城市教会的介绍和分析来展示当今中国农村教会和城市教会的各自情况。

               乡村教会

1）、信仰传承

        有关中国农村教会的信仰特征，如果我们暂且用一些神学术语去概括的话，那便是多数为基要派信仰群体。当然其中还可以细化，比如有倾向灵恩运动的基要派，有倾向于小群教会背景的基要派，有倾向于阿米念传统的基要派。其实用神学术语去概括中国农村教会的信仰特征是非常不妥当的，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后，中国教会已完全与普世基督教传统割裂了，这种割裂不仅表现在教义和体制方面，更表现在神学思想方面。换句话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乡村教会事实上是一个与二千年教会史基本割裂的教会。

        不过，如果一定要追溯当下中国乡村教会的信仰传承来说， 其源头大体来自两方面，其一为解放前以内地会为主的西方基要派宣教士群体；其二为解放前以宋尚节、贾玉铭、倪柝声等老一代的本土牧者群体。

        在这里首先得说明一下，无论是解放前的西国宣教士群体，还是老一批的教会领袖，他们对信仰的理解和传承是有所差异的，换句话说，他们之信仰解读在具体事工中的体现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拿西国宣教士的两位代表人物来说，英国浸礼会李提摩太所代表的是一种强调信仰应影响社会和实际生活的宣教士群体，中国内地会创办人英国宣教士戴德生所代表的则是一种强调信仰主要应该关注个人灵魂得救的宣教士群体。前者由于强调信仰对文化、社会的影响，因此他们便在中国积极开办报章杂志、兴办学校、创办医院等。而后者基于对群体个人灵魂和生命的关怀和关注，因此他们的 宣教事工更多是体现在个人生命救赎和教会事工之中。从整个20世纪中国教会的信仰传承来讲，中国乡村教会从西方传教士那里更多继承的是以戴德生为主的信仰精神。而就中国老一代的教会领袖来说，以吴耀宗、赵紫宸、吴雷川、谢扶雅所代表的是社会福音派（有人称自由派）的信仰传承体系，而以倪柝声、宋尚节、王明道、贾玉铭为代表的则是保守派（有人称基要派）的信仰传承体系。这两大信仰阵营在信仰解读和教义理解方面是有天壤之别的，前者强调的是“中国的基督教”，后者强调的是“基督教在中国”。具体来讲，前者主要强调基督教如何与中国文化、社会、政治相融合，因此他们关注的是基督教如何处境化，具体的做法便是大力投入公益事业以让教会在社会里发光做盐；而后者由于强调的是信仰如何在中国保持纯洁，因此关注的是如何让基督信仰改变个人的生命以及如何来长进人的属灵生命。毫无疑问，中国农村教会从老一代教会领袖那里所传承的是基要派的信仰体系，即强调个人性的生命救赎和灵命更新。

2）、信众构成

     乡村教会，无疑其信众构成多为“平民百姓”，这一点是无异议的。不过，就信众的性别和年龄构成来说，则是有一些特点的，按梁家麟博士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里之描述，中国农村教会信众的男女比例为一比五，也就是说女性的比例是大大高过男性的。笔者认为这跟多方面的因素有关，其中之一便是注重情感的女性相对男性来说更容易接受以“彼此相爱”、“和睦相处”的信仰群体。其二，也跟农村妇女长期所受到的压力有关，比如长期以来妇女在家庭和社会都是受压抑的群体，即在家庭里要“尊敬公婆”、“尊夫育子”，在社会上要“通情达理”、“温柔宁静”。而在教会的群体里，大家更多提倡的是彼此相爱和爱人如己，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释放了女性的心灵。再者，信仰对家庭人员和睦相处的积极影响也促使众多农村妇女把改善丈夫、孩子之道德品行的希望寄托在信仰上和教会里。

    而有关信众群体的年龄构成上，乡村教会比起城市教会来说也有一些不一样的特点，具体来讲就是年龄的分布相对来说更为均衡，也就是说，如果城市教会之信众年龄有点偏高的话，那么乡村教会信众之年龄相对就比较均衡，即年长的和年轻的都各占一些。这种情况也有多种原因，其一是年轻人面对信仰在城市比乡村有更多的“顾忌”和“面子问题”；其二，年轻人在乡村相对在城市来说，少了更多娱乐的空间，因此也促使他们能有更多时间参与教会的活动。其三，乡村的年轻人比起城市里的年轻人更加尊重父母的意愿，一般来讲，如果父母信了主就意味着全家都会信主。

3）、牧者情况

    中国教会近几十年所经历的复兴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能给中国教会的复兴找寻几个关键原因的话，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平信徒运动”。这场“平信徒运动”不仅反映在信徒对事工的投入，同时也体现在牧者源自平信徒的事工状况。可以这么讲，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教会的牧者治理模式就是一场典型的“平信徒治理模式”，即由讲道恩赐和领袖气质的信徒兴起牧养信徒、带领教会的模式。从近几十年的观察来看，中国农村教会的这种“平信徒领袖运动”其实是把马丁路德曾经所提倡的“信徒皆祭司”的呼吁发挥到极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显然是跟教会经历数十年动乱后缺乏牧者的现象有关。因为那些在解放前受过神学训练的老传道人在经历文革后已所剩无几了，他们或被捕或去世或老化。即或还有剩余他们也无法承担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教会百废待兴的事工局面。再加上文革期间中国根本就没有培育牧者的神学院校，因而那些文革期间或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新一代牧者领袖就只能是由平信徒中出来了。如果给予这种牧者栽培方式一个称号的话，那便是“师傅带门徒”的方式，即牧者的兴起和成长是基于前辈的言传身教。 

    笔者认为“平信徒运动”是近几十年中国教会发展状况中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即中国教会复兴的关键和混乱的原因都来自“平信徒运动”，这真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说是混乱的原因，这是因为平信徒领袖由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神学训练和专门的教牧指导，因此在事工推动中就会容易出现“力不从心”、“勉为其难”的局面，甚至“乱解经”、“瞎指挥”的现象也群出不穷。而说是复兴的关键，因为“平信徒运动”大大释放了信徒的事奉潜能，信徒充当义工和传道人比起海外由牧者和长老来治理教会能节约时间和体制上的复杂过程，而且也会减去众多宗派和教义上的繁琐规条。总的来说，当下中国乡村教会“平信徒特质”的牧者和领袖是神特别所使用的仆人，尽管他们相比较城市和海外的牧者来说，在神学基础和知识素养上要逊色不少，但他们所拥有的热忱和事奉的经验却永远是事工的动力。

4）、行政特点

    从家庭教会系统来讲，乡村教会行政体制与城市教会最大的不同表现为：片区统一管理、事工联合开展。所谓片区统一管理，其意是指乡村教会的权利管辖范围基本上是以区域为单位，因此教会行政和牧养形式就自然形成以区域为主的统一管理模式。简单的说就是，每一个行政区如县、镇、乡都会形成一个区域的教会总会，一般来讲该区域教会会在牧者差派、行政策划、培训教育、财务管理等事工运作上自然形成统一的安排。可以说地理位置在这种模式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乡镇的流动人员不大，信众群体和教会牧者都为固定人员，因此一旦形成统一的教会管理体系，就很难再有本区域第二个教会体系出现（除非是教会分裂）。笔者听闻浙江一些福音较复兴的地区屡屡出现教会老前辈与年青牧者在堂会试点上的张力和冲突。纵观这种张力之情形，排除一些特殊的原因，其结果大多是年青牧者在总会或母会的压力下而放弃立场，最终要么是堂会试点不了了之，要么是年青牧者“远走高飞”。从表面上看，这种张力是双方在牧会体制上的冲突，其实从根本上看乃是乡村教会行政治理特点中延伸出的一种必然张力，即乡村教会传统垄断性教牧领袖与持新兴教牧体制之年青牧者群体在权利分配上的张力。随着近些年一些乡村教会年轻牧者在就读神学或培训中领受了海外的牧会理念，因此这种张力将会在中国乡村教会越演越烈。

    总的来讲，笔者认为乡村教会的这种行政模式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根源在于乡村区域和人群之非流动性形成的垄断性行政模式，根本上无关乎神学观点和牧会理念。从垄断性的教牧权威所凸显的张力则可总结为两点：其一，教会老前辈不同意本区域总会的权威受到持独立牧会之年青牧者的挑战。其二，是青年牧者基于厌倦传统教会治理模式而试图打破垄断性之乡村教会体制。鉴于这种缘由，于是“分裂教会”、“可拉党”、“教皇”、“独裁”等贬义词汇便频频出现在双方的争辩中。

    相对来说，一些流动人口多的城市教会就不会出现这种张力，因为城市人口本身乃是来自多方，因此自然就有不同地区人群构成的教会。比如说河南省某县城形成一个教会总会系统非常自然，但我们不可能会把浙江省义务市整个市形成一个教会总会系统，因为义务市乃是一个多元人群构成的流动型城市。

5）、前景展望

    坦率地讲，就中国乡村教会的前景而言，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如果给予形象地描述，那便是：压力大于活力，危机大于时机。

    谈压力大于活力，并不是说就没有活力。事实上，乡村教会还是有很多的独特优势的，比如乡村教会相对还存在“面对面”、“户对户”、“村对村”的近距离福音辐射影响，因为乡村村民之间的交流和相处是开放的，大家可以“走村串户”、“走亲访友”，因此这就为“个人布道”创造了众多的条件和环境，而城市可能就不同了，随着多元社群的形成和商品房居住形态的普及，户与户之间，楼与楼之间的邻居关系就完全失去了乡村生活的特色。“个体空间”、“个人隐私”等独有观念便逐渐代替了乡村生活的“走村串户”、“走亲访友”。

    就宣教角度来讲，我们绝不可忽视乡村教会的这种生活形态之特点，其实就中国之前几十年的乡村教会大复兴来讲，无疑乡村的这种生活形态起到了重要的福音推动作用，这显然是城市教会之教牧环境所无法具备的。

    就危机大于时机而言，乡村教会还是有一定时机的，比如目前中国乡村社会正在转型之中，其所带来的家庭危机和道德危机也给乡村教会的福音工作创造条件。很多乡村家庭之子女常年外出打工后，其在家年迈、孤寂的父母便成为传福音的潜在对象。同时丈夫因为外出打工而使夫妇分居异地其所带来的婚姻危机也成为教会辅导的极好时机。

    不过，就中国乡村教会的整体前景来讲，显然“压力大”、“危机大”更为明显。首当其冲的便是教牧人员的流失。由于城市生活条件优越和事工平台广阔，一些经过良好神学训练的年轻牧者便纷纷离开乡村而走向城市，这给本来就“缺兵少将”的乡村教牧团队造成人才流失的困境。因为留不住高素质的牧者队伍，因此乡村教会的整体发展就会受到严重限制。其次，随着乡村健壮之年轻人纷纷赴城打工和创业，乡村教会的信众群体越来越趋向高龄化。这不仅带来乡村教会流失信众的局面，同时也造成教会青年人逐渐短缺的现象。毫无疑问，青年人的短缺是乡村教会所面临最大的危机和压力，一言以蔽之，教会缺少青年人的参与就会缺乏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再者，乡村教会由于在信息和资源上的自然劣势，使得教会在更新和发展上就会难跟得上时代的节奏。比如在城市基督徒有条件享受的网络福音资源和交流平台，在乡村就比较缺乏，很多好的网络神学资源也无法及时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