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做一个调查,在我们的文化中什么形象让大家最喜欢,“侠客”无遗名列前茅。
尽管有很多人觉得应该是那些农业学家或者医学家,但是他们与我们的生活关系不大,当我们深陷困境、不公正的待遇时,希望侠客出来替天行道,除危济困,是我们心里最真切的期待。尤其是当我们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者看到社会中不公正的现象发生时,如果这个时候有个人士路见不平一声吼,以武力的方式干预,我们内心的侠客精神就会爆棚,什么法律,什么公义都抛之脑后,无不为他喝彩。可以说侠客是我们对公正最朴素的认识和期待。
“侠”起源于春秋时代的士阶层。士处于春秋时代的贵族等级末端。因此他们要依附于上一层级的贵族。此外他们在贵族社会中也是军队和武力的来源,他们充当贵族的打手。在孔子参与的鲁国堕三都过程中,三桓的武力也就是士这个阶层,平民和奴隶是没有太多机会也没有资格打仗。当然春秋时代,大多是诸侯之间的小争执,大规模的战争要到战国时代才有,这类似于西欧骑士集团。随着春秋时代的瓦解,战国时代开始了诸侯兼并的过程,同时因为私学兴起,这样原来依附于特定贵族的士阶层,因为有了专业知识,他们就能从原来的贵族势力范围游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我们看到帮助秦国强大的李斯、商鞅等都不是秦国人他们实际上是拥有专业知识的士阶层。
这样,士阶层就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雇主,择良木而栖。随着战国的结束,秦国的统一,这一群体开始没落。他们流落人间。一方面他们是曾经的贵族,身上还保留着浓浓的身份意识,贵族风范,让他们关心人间的不平,又加上他们的独立于统治阶层的特殊心态,让他们成为为民主张、以武力为手段的“义”化身。他们大多有文化,受到很好的教育,在儒家的义利之辨中,坚守义的伦理规则,因此他们成为民间对不平待遇的正义期待。
正是因为他们独立于统治阶层,才被皇权忌惮。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曾写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可见侠客和皇权并不会站在一个层面,这也是民众对侠客期待的根源所在。
侠客精神一直是文学的策源地,是文学表达的一个重要内容。曹植在《白马篇》中写道“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把游侠的形象写的正面而魁梧,而东汉末年的董卓就是游侠出身。李白更是在《侠客行》中写道“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的浪漫主义形象跃然纸上。而将侠客精神进一步升华和普及的则是《水浒传》。《水浒传》提升了侠客的替天行道概念,杀富济贫,行侠仗义,成为民众心中的理想形象。
先知产生于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他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先知与侠客有些类似之处,但是在层面上却超越侠客。先知不属于祭司阶层,也不属于王的集团。他是传递上帝话语给民众的人,因此他是上帝拣选的人。在旧约时代有很多先知,有宫廷先知,他们只说让王喜欢听的话,传递虚假的上帝旨意。而真正的先知,必然是上帝自己亲自拣选,能公正传递自己的话语的人,比如先知以赛亚。他传递上帝的旨意,告诫民众所犯的罪行,以及将来的光景。劝诫民众认罪悔改,重新回归上帝的诫命。耶稣之前的约翰也是先知,他传播耶稣要来的福音“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而耶稣也身兼先知的只能,传播天国的信息。
先知是以色列人期待的对象,以至于耶稣行了诸多神迹之后,马上有人议论,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先知与侠客的区分还是很明显的。
首先在独立性方面,他们有着天壤之别。侠客尽管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意识,但是这种独立也是在皇权之下的相对独立,确切点说他们独立于官僚,而不是独立于皇权。因为他们的忠义精神,最终归宿点则是替天行道的皇权那里。这一点从《西游记》和《水浒传》最终的被招安结局可以看到。毕竟,考察水浒传的“替天行道”起源,我们就必须追溯到明代的皇帝,正是皇帝为自己皇权合法性而祭出替天行道的大旗,这一观念才得以普及,从而在《西游记》和《水浒传》成为主体。
先知则不同,他是独立于现行秩序之外的存在,他直接来自于上帝,他的合法性以及活动空间完全不受制于祭司和王权。这样让先知扮演的角色不是牛虻,而是上帝本身的角色,因此先知往往对现行秩序批判起来肆无忌惮,能够带来彻底变革。比如耶稣,他既不属于法利赛人,也不属于祭司和王室,他是独立的,他的国不在地上。
第二点,侠客精神在于义。除暴安良,铲奸除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些都是侠义精神,这里的义不仅是“义气”也有“公义”。但是这种义还是一种依附在暴力之上的义。侠客的侠离不开武力,离不开暴力,“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一个文弱书生也可以有侠义精神,但是却无法拔刀相助。因此我们有句古语叫“百无一用是书生”。以此侠客群体中,鲜有文人,都是武林高手。所以侠义往往离不开暴力。在水泊梁山上,哪个成员不是沾满献血,李逵杀人不眨眼,这些侠往往有快意恩仇的情绪发泄,而不是真正的正义。这也就是我们今天遇到事情不寻求法律途径解决,而是寻找关系解决的路径。我们遇到不公的待遇时,如果有人帮我们解决问题,符合我们期待的时候,他是侠客,公义的象征,如果不符合我们期待,他就是强盗一伙的。
先知不同,他不寻求暴力解决,而是传递上帝的启示,企图唤醒整个民族的觉醒。先知不煽动人们用暴力解决什么,而是让人们追求上帝的公义,这公义则从人心对公义的意识觉醒开始。先知更是唤醒人们的道德责任。因此,耶稣的到来是带来天国的期盼,带来以爱与饶恕为核心的人际新关系。
第三点,侠客解决的都是个体事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只是针对个体。杀富济贫,也是个体。尽管人人期待侠客,但是侠客并不能改变王朝末期的普遍腐败,从而不能改变一个王朝的命运。乔峰虽然会降龙十八掌,但是也无法改变大宋被征服的结局。
先知不同,他努力唤醒的是一个民族的悔改,一个民族的精神改变。他所传递的来自上帝的启示,不仅针对当下的腐败现状,也是人们期待的理想国度。因此,先知能带来一个整体和国度的描述,如耶稣的到来,是天国的信息。
侠客的精神虽然畅快人心,但是最终会消失在皇权的叙事里,而先知虽然一个人单枪匹马,却足以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这也许就是先知与侠客的不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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