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好的教育，基础在哪里？

（本文发表于2017年7月，于2024年5月略作调整）

陶行知先生说，生活即教育。1917年年底，陶先生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教育权利，推教育改进，至今，整整一百年了。

我们清除了帝国主义的文化，收回了教育的权利，但教育改进了多少呢？

我们怎样善用我们的教育权利？怎样借鉴“好的教育” ？

只有真正改进了教育，才能让我们接受“好的教育”。

怎样鉴别“好的教育”

“生活即教育”，这是好的教育吗？陶行知师从杜威，学习发现了“好的教育”，把它移植到中国。杜威说，“教育即生活”，这是美国的。为结合国情，陶先生有创意地提出了适合中国的教育方针，普及到百姓，落实到生活，讲究科学，联系实际。这么好的教育，一百年过去了，现在看看还是没有落实。

现在的教育，基本看不到“生活即教育”的影子，随处可见的是“课本即教育”、“补课即教育”、“考试即教育”。是陶先生的教育不好吗？是陶先生不看国情、不识时务吗？当时他也确实不看蒋总统的脸色，但最终他的“晓庄”教育实验还是被取缔了。

似乎，我们一直以来都喜欢科举，对满清倒台后废除科举总耿耿于怀，当民国举国都决定“会考”时，大家才觉得松了一口气。是蒋总统体恤民心懂得教育，还是陶先生看透国情想真的办教育？

直到今日，“考试公平”论还是理所当然地横扫着民众的脑空间。似乎，让所有的百姓都受到同样精良的教育，反而被人感觉是不公平的。

“好的教育”就是最公平的教育。弱者优先，照顾贫困，是起码的事。这谁都懂，但做起来为什么那么难呢？陶先生当时让平民都学知识，踩到谁的尾巴啦？

原来，国人最喜欢一句话，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们习惯了治来治去，我们喜欢“治”的游戏。治与被治必须有一条所谓“公平原则”。这种“公平”就看你学得怎样，用“成绩”来鉴定你是劳心者，还是劳力者。

难怪，当大家水平相当，分不出“等级”，那谁治谁呢？特别是陶先生，在当时把那些“下人”都变成了“劳心者”，那还了得？

教育的权利是什么

教育的权利是谁给的？是皇上给的还是上天定的？现代文明确定地告诉人类，受教育是人的基本权利，谁也不可以剥夺。

对于一个群族、部落，或民族、国家，他们内部人的关系，取决于他们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用互相的制约建立关系，也可用互相的责任建立关系。换句话说，一种是彼此管束着，互相“治”着，另一种则是彼此付出着，互相“爱”着”。到底是治来治去，还是爱来爱去，这是基本的社会构成的前提。这就决定了权力的走向：控制还是服务。

权力，是用来分配受教育权利，还是用来满足受教育权利？这是权力在教育的文化价值选择上的分水岭，它将促成不同内容的教育权利。

一个民族到底喜欢治来治去，还是爱来爱去，是文化土壤问题。

喜欢“治来治去”的文化，就按“谁治谁”来定教育公平的标准，什么方式能选出“治人者”，这个方式就是公平的。在我们骨子里，可能都想着去治别人。所以，温文尔雅地走向“治人高位”，最体面的方法，就是“会考”，就是“科举”。

喜欢“爱来爱去”的文化，就按“谁爱谁”来定教育公平的标准，什么方式能选出“爱人者”，这个方式就是公平的。然而，在我们骨子里，可能认为爱别人是亏的。因此，一旦提出教育的核心是造就“仆人”时，都没人搭理了。

互治是什么？我把你压在我下面；互爱是什么？我把你抱在我怀里。

到底是互治好还是互爱好？要用“未来学”来推论。

如果急功近利，“互治”一定比“互爱”见效快，至于由此带来的“互疑”、“互防”、“互毁”、“互害”，可以置之度外，只要维持一个“治”的关系就是了。

如果高瞻远瞩，“互爱”一定比“互治”更加稳健，由此可以带来“互让”、“互助”、“互利”、“互信”，不断付诸努力，我们可以享受高效能的福利。

为什么会那么不同？因为，互治文化形成的是“金字塔”，互爱文化形成的是“青海湖”。一个是，你踩着人的肩膀，你的肩膀也有人踩；另一个是，你我都在高处，汇成不干涸的源流。

人类一直在为一个理想国而寻找、探求，甚至付出生命。我们愿意人人平等，我们愿意互爱互利，从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我们不就在寻找这个理想吗？

帝国主义是什么？强欺弱；封建主义是什么？高欺矮；官僚资本主义是什么？富欺穷。

我们打倒了这三样夺回了教育权，会不会无形中被精神的帝国主义、精神的封建主义、精神的官僚资本主义奴役了呢？我们会不会把教育大权，拱手又让给了这眼睛看不见的精神的“三座大山”呢？

纵观现实，“起跑线”理论之所以有市场，因为人人都想爬，也都在“金字塔”上拼命爬，都想去“治人”。“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等这些口号之所以可以成为学习、考试的动员令，原因就在于，我们浸润在“互治文化”中，每个人都想着“治人”。

教育的权利与生俱来，每一个人受教育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然而，我们是选择“金字塔”，还是选择“青海湖”，却是接受怎样的教育的基本前提。

如何接受好的教育

人与人，到底是治来治去，还是爱来爱去，这是文化土壤的问题。

好的教育，好比一颗种子，只有落入好土，才能生根发芽，成长结果。

好的教育层出不穷，就从陶行知先生算起，不乏其人，举不胜举。但到头来，还是在反复咀嚼着“福禄贝尔”、“蒙台梭利”、“杜威”、“维果茨基”。我们讲起“苏霍姆林斯基”而激动不已，我们会谈论“福泽谕吉”而慷慨抨击；我们谈“夸美纽斯”梦缕千丝，我们论“埃里克森”有条有理。但笔者发现，大凡学者之道理仅用于“论坛”，对自己的孩子，也难逃“金字塔”游戏。

深究后发现，好的种子太多太多，但一落在我们的土壤，就会出问题。我们的“土壤”被“三座大山”污染着，教育权还在精神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手中。

不是吗？在教育上，强者欺负弱者，高分钳制低分；高位凌辱低位，城市制导乡村；富户压榨穷家，钱财决定资源。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金字塔”游戏，在当下看，似乎得到了什么“繁荣”，但从终极看，却一无所有。我们把未来的资源作了当下的赌注，我们用损害孩子的天性来换取一张吊牌。这场游戏，让我们可能踩上别人的肩膀，但同时又会被别人踩在脚下。“互治文化”让我们每一个沉浸在游戏中的人，精神被辖制，状态处焦虑，体力尽透支，全家耗心思。我们似乎都附着在金字塔壁上，人踩着人，离不开，动不得，没办法。

难怪好的教育不能落地生根，连我们“有知识”的人都喜欢“治人”。这样的土壤，好的种子怎能萌芽？

好的教育不仅是一套恰当的“教学方法”，更重要的是，好的教育将是人性的启蒙，是引导全人的培育系统。这种启蒙，一定会彻底批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治人金字塔”弊端，这种启蒙将要告诉我们，必须离开无谓的游戏。

因此，好的教育，一旦遇上“互治文化”的土壤，就会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不是把种子变异，就是对种子排异。因此，引进了一种“好的教育”，只是引进了形式，实质上，不过是利用一些“教育品牌”在玩“金字塔游戏”罢了。这种“引进”，“种子”可能刚出芽几天，未见绿叶就夭折了。不顾土壤的“引进”，除了“画饼”也只能算“作秀”了。

陶先生给了我们最深刻的启发是：撒种先要耕地，耕地先要肥土，肥土先要养地。没有养地的耐心，急着让种子下地，失望是肯定的，无果是自然的。

接受好的教育，基础在土壤。
唯独静心养地，才可收成遍地。

如何养？
必须让“互治”转化为互爱：
要让人们在愿意付出中受教育，要让人们在社会情怀中办教育，要让人们在未来责任中引领教育。

从顶层设计到平民规划：
要在互爱中互助，要在互助中互利，要在互利中互信。
有了文化的良性开端与循环，好的教育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有了文化的良性开端，教育，将不再是抢夺资源的“治人”利剑；
有了文化的良性开端，教材，将成为“利群爱人”的养料；
有了良性的文化开端，学校，将是良好种子落地的“伊甸园”。

图片来源（Image Credit）：MD Duran via unsplas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