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话故事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神和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神灵也有人所具备的性情和缺点,因此神与神之间也像人间一样,演绎着爱恨情仇,也会产生残酷的战争。这一点和古希腊传统文化的理性化有很大关联。理性的目的就是拒绝神秘,把一切未来和过去的发展都纳入明确性中。
与之相反的是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底层人,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将未来和当下的生活,都纳入神秘之中。因此,对未来的神秘预期,更让他们倾向于神秘的宗教。对于无法把握自我命运的底层个体,神秘宗教的教义给他们将自己与神灵结合的许诺,并把个人从罪恶中解救出来。而对于能把握个人命运的上流阶层,他们则不需要。尤其是在社会动荡失序时期,“在3世纪的动乱和4世纪的复苏期间,基督教只是众多神秘教派之一。”①基督教作为神秘宗教之一,并不是说他也是迷信和巫术化的,而是相对于官方传统宗教而言,基督教在早期也和众多民间宗教一样,为民众提供了把握命运的精神力量。
但是当社会的动荡不断持续,乃至于社会从上到下的秩序都无法保障的时候,上流阶层也会向神秘宗教寻求安慰。正是出于此,基督教的救赎和末世盼望,成为贯穿所有阶层的精神依托。
基督教的发展有赖于两个基本的条件,一个是罗马帝国的稳定与和平,一个是罗马帝国建基于希腊化基础上的文化体系。前者让基督教具备了传播的基本交通和社会条件,后者为基督教的教义神学发展提供了资源。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基督教在西方有两个层面的历史,一个是那些建立教义神学的知识阶层,他们大多受到良好的教育,具备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正是他们的思考和文字,使基督教两千年的发展有迹可循。另一个历史则是广大农村地区,这个地区因为自身能力的有限,让他们对基督教的理解,加入了更多的传统神秘主义因素。又因为他们没有掌握书写的技能,因此我们在基督教历史上无法看到他们精彩纷呈的故事,只能在相关的历史书中,看到寥寥几笔的速写。
在BBC的历史记录片中,我们能大致了解中世纪人们的生活,从农民到上流社会,都有各自不同的生活内容和方式。底层的广大农村地区,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神秘崇拜,上帝和耶稣,乃至于使徒们,都活跃于他们的生活中。流行于中世纪的《三生者与三亡灵》的故事,更是将他们对亡灵的神秘,以及他们参与生活的普遍性,记录下来。而后来发展蓬勃的圣徒崇拜,也是始于广大的有着神秘宗教传统的农村地区。“由中世纪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你冒险外出前可能会反复考虑,死尸在树林里游荡,从赫里福德郡游荡到白金汉郡,死尸不得不被二次下葬,他们的心脏要被烧成灰。”②
基督教对底层的吸引是源于他们对来世的救赎教义。正是这一教义,让他们寄希望于来世命运的改造。但是基督教在发展的同时,也有意地将传统宗教的神秘主义留下来。“基督教有意识地将巫术基督教化,未必是因为民众的愚昧无法矫正,也是为了在对古代巫术进行管理的同时,让民众更容易接受耶稣将水变成葡萄酒、在水上行走等《圣经》中的奇迹。人们追求的并不是超越,而是精灵崇拜和自然魔术。”③为了满足这一欲求,他们甚至还会举办傻子节,诸如东正教的愚人崇拜等。
然而,与底层农村地区对基督教的神秘化崇拜不同,在知识阶层则忙着与神秘与迷信巫术斗争。我们可以在基督教早期看到,教父们是怎样为基督教的神学和教义体系,而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的。他们将希腊文化中的哲学遗产,看做是上帝为基督教神学体系所做的预备,从而在希腊文化中汲取资源,建立直到今天我们都在使用的神学大厦。我们今天所延续的基督教信仰神学轨迹和敬拜传统,实际上正是这一层历史的延续。
“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主要特征,”④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欧洲文明的塑造中,基督教起了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而这一文明的塑造必然依靠不断地积累,这种积累只能通过文字的模式,一代代传递,在基因里不断成长。
因此,基督教的历史必然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基层信徒的成长历史,这个历史因为缺乏文字的记录,而很少走进我们的视野;另一个是知识阶层对基督教发展的奉献,他们奉献了自己的知识、理性和思考,并把它们用文字记录下来,传递千年。
回望中国的基督教历史,也只有在清末民初的西方传教士群体,才能看到文字记录的基督教痕迹。而传教士群体在中国采取的传福音路线中,也有以文化为载体的上层路线,和以拯救灵魂为载体的下层路线。正是这两层路线,是那段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自上而下的巨大影响力。
在结束了传教士时代之后,我们的基督教就开始一条腿走路,知识群体通过文字筑起来的基督教轨道,开始缺失。而基层的基督教也和欧洲历史上的基层基督教一样,加入了神秘和迷信的因素,继续默默无闻的淡化在历史的长河中。
这并不是说,基层信徒的信仰不是真道。基督教的信仰必然有丰富多彩的路径,但是此刻我们基督教的历史正在单调地发展。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①、[美]朱迪斯·M·本内特等《欧洲中世纪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4-15页。
②、BBC出品《中世纪的生活》,花城出版社,第12-13页。
③、[日本]竹下节子,《无神论》,中国友谊出版社,第22页。
④、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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