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英国圣公会会有两位大主教？

近几个月来，英国圣公会一直出现在各大新闻之中。在占据很多头条新闻的众多问题之中，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作用和职责为其中之一。贾斯汀·韦尔比在因为教会人员保护问题而选择辞职之前，一直都担任着这个职务。

随着英国圣公会准备选出取代贾斯汀·韦尔比的总领袖时，这支英格兰既有教会的结构和管理方式也随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此一来，放在众人面前就有这么一个令人不禁联想的问题，即二十一世纪英国圣公会的权力结构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中世纪早期历史。

今日英国圣公会的结构

今天，英国圣公会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以及其他106位主教进行领导。这样的结果就是，采用主教制（由主教负责领导）的英国圣公会分为两大教省：坎特伯雷教省和约克教省。

英国圣公会由42个教区（地区）组成，每个教区都由一位教区主教进行领导，这些主教中的大部分都受到其他（名义上或为“辅助”，或为“地区”）主教的支持。每个教区中的领导教会都是主教座堂。在技术层面上来讲，由主教管理的区域名为“see”，这个词源自拉丁语的“sedes”，意为座位或者椅子，最初指的是主教（字面意思）行使权力的地方。这个象征着主教的座椅也被称之为主教之“cathedral”（拉丁语意为“主教座椅”），进而衍生出“cathedral”这个词。

英格兰教会的每个教区都会划分为若干牧区。每个牧区都有一名牧区牧师（通常称作vicar、 rector、或incumbent）负责监督。这些人和他们的主教负责所在牧区官方术语上的“灵牧”，而这样的牧区有约12300处。

所谓君主，这里指的是英王查尔斯三世（部分人按照传统，称其为查理三世）是英国圣公会的最高领袖。国王根据首相的建议，任命大主教、主教和座堂主任牧师。自从英王亨利八世在16世纪同天主教会决裂以来，英国圣公会这一最高领袖的职位一直存在着，当然这样的结果也是欧洲宗教改革英国版的一部分。

宗教改革之后，这间属于英格兰的英国圣公会继续使用这个名称，就像之前中世纪时期经常被习惯性地描述那样，但是，现在的它否认了天主教教宗作为其最高领袖的至高无上地位。于是乎，这间教会成为一个国家教会，而非一个受一位领袖（教宗）领导的国际教会机构（罗马天主教会）之中的国家组成单元。把话说得简单些：亨利八世实际上将英国圣公会国家化。尽管发生了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圣公会还是保留了它古老的主教制（由地区主教负责领导）结构。

根据1534年的《最高权威法令》（1534 Act of Supremacy），亨利八世成为“英国圣公会的最高元首”（Supreme Head）；之后，根据1559年的《最高权威法令》，伊丽莎白一世成为“英国圣公会的最高领袖”（Supreme Governor）。这两个头衔和角色都取代了之前由天主教教宗担任的职位。

英国圣公会在其官方网站上的“领导层和管理”（根据译者访问的结果，该原始栏目并不存在，但在网站“about”---“Governance”有下文相同的结果）一栏对教会主教制度作了如下解释：

“坎特伯雷大主教乃教会最高级主教，负责监督英格兰南部三分之二地区的事工和宣教事宜。他也在全球圣公会教会中充作独一位置的精神领袖。第二最高级主教乃约克大主教，负责监督英格兰北部三分之一地区的事工和宣教事宜。他们共同领导着英国圣公会的愿景和方向。”

值得留意的是，世俗君主并不拥有英国圣公会“最高领袖”的头衔（与历代英王头衔中都带有的所不同）。苏格兰长老会（或作苏格兰教会）的独立性是由1707年《联合法案》确定下来的硬性规定。因此，英国君主宣誓维护苏格兰新教信仰和维护那里的长老会治理；《入盟宣誓》（Accession Oath）反映了苏格兰教会在宪法意义上独立于国家。苏格兰教会完全自治：在地方层级上，由教会议事会进行管理，在地区层级上，由长老会进行管理，而在国家层级上，由教会大会进行管理。

最后，威尔士教会（英语作“Church in Wales”）是在1920年根据一项议会法案从坎特伯雷教省中独立出来并设立的。威尔士大主教并无固定的大主教管辖区，但同时担任着威尔士六个教区的主教之一。

英国圣公会两大教省的早期中世纪之根基

回望英国圣公会既有的现代结构，我们会立即想到两个问题：为什么会有两位大主教？为什么会是坎特伯雷和约克教省？英国古代史上的一大奇观是，英国圣公会存在两大教省，其大主教分别位于坎特伯雷教省和约克教省。

我们现代人对英国基督教会在罗马帝国末期时代的组织机构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罗马帝国在公元4世纪时正式信奉基督教，但在这之前，不列颠岛上就存在基督徒了，他们的教会团体表现出与整个帝国相同的组织特征。他们受主教领导而组织起来，而主教位于罗马的城市中心。我们知道，有三位不列颠主教参加了在314年举行阿尔勒帝国会议（或称314年阿尔勒大公会议），这三人很可能来自今天的伦敦、约克和林肯。

我们可以假设，还有其他主教驻守在一个地区的其他重要城镇当中。现在的赛伦赛斯特可能就拥有一位主教。在罗马帝国末期，基督徒（无论是名义上是实际上的）在罗马不列颠行省人口当中很可能占据很大一块比例。但是，这些基督徒可能集中在城市环境中，也可能集中在很多别墅业主阶层及其庄园、军队和帝国行政机构当中。

在5世纪，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结束，中央政府权威崩溃，政治权力四分五裂，城市中心衰落（这一衰落早在罗马统治结束之前就开始了），现代英格兰东部大片地区被日耳曼异教徒统治者和定居者（通常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但其民族构成要复杂得多）所控制。

我们称呼这些外来者为“早期英人”（Early English），他们为了称霸而彼此争斗，也与敌对的不列颠诸王国开展战事。曾经的罗马不列颠行省分裂为一个个彼此征战不休的小王国。这种情况在英格兰一直持续到10世纪晚期，那时一个统一的英国王国终于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在这群“早期英人”当中，有多少是真正来自北欧的移民？又有多少是通过“文化适应”而在语言、服饰和（最至关重要的）宗教上适应了新的现实情况的不列颠本土人？目前这一情况还无法定论。显而易见的是，作为罗马官方宗教基督教的一部分，不列颠东部已经基本算是异教之地了，但西部地区还继续保留着基督教文化。在日耳曼异教消失的地区，基督教传教活动的舞台已经搭建完成，让人们重新投入基督教信仰。

这场基督教传教活动主要由爱尔兰传教士在北部和西部进行，之后再由一名叫做奥古斯丁（也就是坎特伯里的奥古斯丁，这里的“坎特伯里”就是“坎特伯雷”）的人从罗马发起并领导的传教远征。其他的基督徒也参与到其中，当中包括来自法兰克（今天的法国）的大陆基督徒的活动。英格兰和法兰克教会后来的接触证明了他们的作用。此外，天主教教宗额我略一世（或作格里高利一世）有关奥古斯丁宣教事宜的信件也清楚地表明，这支“罗马”宣教团得益于法兰克教会的帮助。不列颠基督徒几乎是肯定参与到这事情当中的，但我们认为，由于对不列颠人的种族歧视，后来的诺森布里亚作家比德（Bede of Northumbrian）将他们从历史中抹去了。

额我略一世向不列颠岛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差遣了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他们于597年抵达肯特。这支传教活动的领袖奥古斯丁很快就让肯特王国的国王埃塞尔伯特（Ethelbert）皈依基督教。埃塞尔伯特王的王后、法兰克公主贝沙（Bertha）已经是一名基督徒，她很可能对王的皈依起到过帮助，因为她在早些时候曾经由一名基督教牧师陪同前往肯特。奥古斯丁建立了被后世称之为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需要注意的是，这位奥古斯丁（有时也被称之为“英国人的使徒”）并不是同名的那位写过名著《上帝之城》的希波（该地位于北非）的奥古斯丁。

约30年后，“罗马”传教运动的另一位成员保努斯（Paulinus）在约克为诺森布里亚的埃德温（Edwin）王施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到今天还与我们同在的组织机构的雏形来。

为什么会是坎特伯雷和约克呢？

罗马帝国晚期的不列颠省由多个区域中心进行管理，但其中最重要的中心位于今天的伦敦（时称Londinium)）和约克（时称Eboracum）。它们中位于北部的中心是军事化程度较高地区的重中之重，位于南部的则是大陆帝国的主要入境口岸。

罗马不列颠行省在5世纪四分五裂之后，早期英国诸王国为了争夺统治权而互相征伐不断。虽然他们渴望统一后来称之为英格兰的整个地区，但这些霸主往往更容易统治亨伯河口以北或以南的土地。所谓的“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n）和“索森布里亚”（Southumbrian）霸主权反映出古老的罗马政治结构。

明显一点是，教宗额我略一世在597年差派的宣教团正是基于这种罗马晚期的行政机构，在伦敦和约克分别设立一位总主教（大主教），其下再设立地区主教。但是，伦敦的计划没能成功，因为7世纪时的伦敦还是新皈依的埃塞克斯王国的一部分，而当时王国陷入了暂时的异教状态。这就导致了回迁到位于肯特王国的坎特伯雷，也就是皈依过程的起点。也正是因此，坎特伯雷成为英格兰南半部的大主教所在地。

保努斯原本希望在630年代出任首位约克大主教，可惜诺森布里亚王国的动荡致使他离开约克，转而成为罗切斯特主教。这么一来，约克大主教一职一直由教区而不是某位大主教作用，这种现象直到约克的埃克伯特（Ecgbert of York）在735年从天主教教宗额我略三世那里接受了大主教的正式徽章（pallium），在北部建立了所谓的都主教教权为止。

所以，关键地点变为坎特伯雷和约克，而不是伦敦和约克。7世纪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决定了英国圣公会两位大主教的所在地方。在一个短暂期间（787年至803年），英国圣公会有过设于斯塔福德的利奇菲尔德的第三位大主教的时候，但这个职务并没有保持下去。

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首要地位

在今天，坎特伯雷的地位高于约克并非事出偶然。1071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朗克（Lanfranc）和约克大主教巴约的托马斯（Thomas of Bayeux）向天主教教宗亚历山大二世提出了这个问题，教宗本人决定坎特伯雷有优先权，之后的约克大主教必须得到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祝圣和向后者宣誓效忠。1119年，这一优先权遭到推翻，但教宗英诺森六世在14世纪作了最终处理，坎特伯雷再度获得优先权。于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被公认为“全英格兰之首席主教”，而约克大主教被称之为“英格兰之首席主教”。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前，坎特伯雷大主教开始在全英格兰行使教宗使节的权力，进而加强了坎特伯雷相较于约克的最高地位。

不久后，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将被任命坐在位于肯特郡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圣奥古斯丁之椅”（拉丁语作 Cathedra Augustini）上。到时候，这一程序可以追溯到那次于597年发生的最初一次传教活动。

源自Christian Today。原作者马丁·惠托克（Martyn Whittock）是一位福音派人士，也是英国圣公会的认证平信徒牧师。他撰写或与他人合著过五十六本书，涉及广泛的历史和神学主题。此外，作为一名评论员和专栏作家，他也为一些出版物和在线新闻平台撰稿，并在电视和广播新闻及讨论节目中接受采访，探讨信仰与政治的互动。

他最近的著作包括： 《特朗普和清教徒》（2020）、《夏娃的女儿们》（2021）、《耶稣：非官方生平》、《末世又来了？》（2021）、《十字架的故事》（2021）、《末世政治学》（2022）、《美国维京人：北欧人如何驶入美洲土地及想象》（2023）。他目前正在撰写《东方维京人：从弗拉基米尔一世到弗拉基米尔·普京：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争议遗产之起源》（2025预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