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代的变化反思：当下基督教发展进入瓶颈的原因和出路

我的姑妈是个老信徒了。她信基督教的原因是因为生病。大概在80年代初期，她牙痛了很久，试了很多消炎药，还是不见好。镇上的医院没有牙医，只有赤脚医生给她拿药。牙痛折磨得她夜里都睡不着觉。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信了耶稣，进入教会。那时候没有自行车，她每周日要走四公里的路程，去一个村子的教会聚会。姑妈说，信耶稣之后，过一段时间，那颗牙就掉了，后来就不疼了。姑妈说这是上帝的恩典。她常常把这个事情当作见证分享给大家听。

我大姐信耶稣，是因为身体老出现毛病。用我们农村传统的话说，她是个软骨人，容易被不干净的东西招惹。在信耶稣之前，她是邻村巫婆家的常客。后来她的邻居信了耶稣，告诉我大姐耶稣的力量很大，可以给她平安，保护她免于邪灵的侵扰。大姐信了耶稣之后，加入教会的秧歌队，身体也就好了。

我认识一个安徽皖北的基督徒，和他聊起信耶稣的经历。他本不信耶稣，也认为耶稣那些东西都是故事，没什么是真的。后来90年代，他随着村里的人去打工，到了一个工厂。因为第一次远离家乡，所以他特别想家。这时候，老乡邀请他加入教会。这个教会的带领人老家离他的村子不远，口音和生活饮食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个教会的人都是他村子附近的人，他一下子就找到了家的感觉。就这样他加入教会，慢慢地对基督教的排斥情绪也消失了，后来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但是，我认识的另一个朋友就不一样了。他是个地道的90后，出生在九零年代的尾巴上。从小生活在物质优渥的环境中，电子产品更是不稀缺。从小学习优异，顺利地考上南方一所重点大学，学习热门的电子工程专业。但是，因为从小父母对他的要求很严，尤其是他的学习，让他只读教科书，而没有其他爱好。这让他成为一个矛盾体，他学习很好，但是却不知道学习和人生的意义，他大学和专业都很好，但是却不是他喜欢的。因此，他毕业之后，便没有按照父母的要求，回到北方那个城市，而是留在了远离父母的南方某城。他的专业就业较好，收入颇丰，就是电子工程这个职业，加班是常事，有时候客户需要，他深夜也得起来加班解决问题。

尽管他有了自己的生活空间，有了自己可以独立支配的经济，但是他依然有着自己的焦虑，那就是生活的意义在哪里。他感觉自己的人生没有乐趣，没有值得让他快乐和为之奋斗的事情，虚无感常常在半夜爬上心头。他想到宗教，在走进了佛教、道教的灵修团体之后，他来到了基督教教会。但是参加了一段时间之后，他选择退出。

他退出教会的原因，按照他的话说，宗教团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一套规章制度，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在他读中学的时候，给他制定的严格生活纪律，这一点让他很难认同。另外，他是在生活中感觉到虚无和孤独而进入教会寻求意义的，但是在这里却没有寻找到。在工作中，他要应付客户，要应付老板，在教会里他还要应付领袖，他不能讨论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也很少能听到契合自己问题的讨论，他常常遇到的是，自己的所有问题都是自己的原因，但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却没有答案。

比如人生没有意义的虚无感，是因为自己没有认识上帝，没有信耶稣。但上帝是什么，耶稣是什么，这些只能信了之后才知道。他感觉在宗教里自己陷入循环的怪圈。自己没病，没有精神问题，但是教会却始终把自己当作病人来治疗。

从以上例子中，说明一个问题，不是基督教变了，而是人变了。复兴于八90年代的基督教，是回应苦难的范式。这个范式起作用的环境是贫穷，物质贫乏，人们无法应对苦难，因此强调神迹、医治的内容对民众有较大吸引力。此外，脆弱的个人，在强大的苦难面前，只能回归团体才能有效保护自己，因此顺服教会也就成为必然，教会大于个人这是传统范式的特点。这样的范式，造就了基督教的医治为导向的家长制治理模式。回应信众的现实需求，这些需求也许是物质的，也许是身体的，也许是苦难造成的精神焦虑，在回应中为信徒提供现成的生活模式，并通过加强团体来消解个人的脆弱感，从而为信徒带来安慰，带来安全感。

但是今天这种传统范式所适应的那一代人，已经逐渐老去，基督教的发展进入瓶颈的原因就在于，传统范式无法应对新时代之下的需求。

成长于九零年代以来的那一代人，他们生活的环境是城市化，这意味着疾病、贫穷等生存危机，在他们的成长中不再是常态。城市化的自由空间，让他们不同于父辈的传统熟人伦理格局，必须进入一个团体才能获得更多资源。今天，他们一个人，在一个城市，也能生活得很好。

在没有了外在环境的危机之后，他们这一代所需要的，传统基督教范式已经无法提供。他们需要的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生命所值得奔赴的目标，传统教会范式根本没有。

在过去二十年中，有两件值得关注的事情，它们说明了时代的转变。兴起于新世纪之交的超女海选，以及兴起于今天的“苏超”足球。它们的特点都是平民自己的狂欢，这说明宏大叙事的退场。如果说超女时代，宏大叙事还在屹立，那么苏超时代，宏大叙事已经主动让位。这是一个个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也是“我怎样才能成为更好的我”的时代。当宏大叙事退场，不再成为个体自我定义的背景墙时，那个人怎样才能更好地成为个人，这不仅是20世纪存在主义遇到的问题，也是我们当下遇到的问题。不过存在主义提出了这个问题，却没有给出答案，这个答案教会能否回答，可能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新型的教会。

耶稣的“九十九只羊和一只羊”的问题，在过去一直强调一只羊的危险和脆弱，因此它需要牧人寻找到它，让它回归羊群，才能获得安全。但是今天，那一只羊在水草肥美、暂没有豺狼虎豹的环境里，它的问题不是怎样尽快回到羊群，而是怎样才能做一只羊，因为外在危机的消除，也就意味着内在危机的呈现。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需要团体（绝对的个人主义，永远都是一个无法走通的死胡同），而是说，我们今天个人的定义和意义已经不需要团体来主导，团体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以一种家长的方式给予个人价值。而是，今天团体成为暗淡的背景，个人成为聚焦的舞台。

这场范式的转变，今天的教会还没有准备好，因为这场范式的转变不会发生在传统教会中，它必然会另起炉灶，在年轻一代兴起。因为任何一个年代，任何一个处境，人都需要意义。这个意义只能来自生活之外，来自世界之外。这是基督教的挑战，也是基督教的危机，我们只能求上帝带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