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特稿】沈迦藉寻找苏慧廉还原百多年前来华传教士真实模样

“如果你是中国的基督徒，不知道戴德生，那你不配做中国的基督徒；如果你是温州的基督徒，不知道苏慧廉，那你不配做温州的基督徒……因为正是因为他们曾经的服事和牺牲，才有我们今天的信仰。”

3月初春北京的一场神学讲座上，《寻找•苏慧廉——传教士与中国文明》的作者沈迦温润而舒缓的音调中却透出一种让在场听众灵魂产生共振的力量。

这位家乡是浙江温州的基督徒，在过去六年多的时间里，藉着大量的文献与采访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为温州人和所有中国人还原了一位130多年前来华的传教士——苏慧廉的模样。

沈迦介绍说，他在过去六年间走过了苏慧廉曾经生活过的每一个城市，去寻找他的档案，采访过50多位与苏慧廉相关的人的后代。最初温州的历史文献中对苏慧廉这个人的记载只有300字，及一张模糊的图片，但藉着于档案和采访，他写了30万字还原苏慧廉，照片也找到近百张，“ 100年，对温州人来说苏慧廉就是模模糊糊的，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个人变得很清晰。“沈迦说，”我希望尽我之力把这个人勾勒清楚。“

不仅仅苏慧廉，藉着寻找他和他那个时代，沈迦也还原了那个时代来华传教士这个群体的模样。

饮水思源，这样一群人曾经为中国这片土地有过怎样的担负、爱和奉献？但我们的历史和记忆却停留在模糊的状态。不仅我们的教科书、历史书对他们有很多的误解、误读与诽测，即使是可以被称为之他们“服事果实“的中国基督徒也少有几人清楚知道他们的故事。

当翻读沈迦2013年出版的《寻找•苏慧廉》时，过往的故事、陈旧的历史再次真实浮现在我们眼前。特别是讲座当晚，沈迦以苏慧廉的人生经历为轴清晰梳理了他数十年服务中国的经历，同时还以苏慧廉为轴串联起那个时代他周围的传教士一个个真实的小故事，讲述起鲜为人知的百多年前来华传教士这个群体对中国的爱、牺牲与贡献。

《基督时报》同工整理了当晚沈迦演讲中陈述的许多苏慧廉和那个时代传教士真实故事以及他对此的感动，与大家共享，让我们共同注目这一曾经为中国的灵魂浇灌爱、摆上生命的群体。特别是中国教会和基督徒更应该关注他们，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成长以及将来的繁荣是“结出的花朵“，那么是因曾经有他们的爱、牺牲和奉献浇奠在这片神州大地上。

他们值得我们纪念，并向上帝献上感恩。

——那个时代的背景与传教士的特点

他叫做苏慧廉。

从他开始来中国使用这个名字到他去世，他一直都使用这个汉名。当时来华的传教士大多有一个稳定的汉名，可不像现在我们学英文时，今天和昨天起的英文名字都不一样，甚至连自己都记不住。

不少教外人士认为传教士是侵略者，他们毒害人的灵魂，这是对这些人很大的误解。胡适在民国30年代论到传教士时是这样说的：“五六十年前，到中国来传教士……至少须具备两种资格：第一要有非常深挚的宗教信心，第二要有百折不回的牺牲精神。没有很强的宗教信仰，他不肯来；没有很坚决的牺牲精神，他不肯来。所以当年……来到中国传教的人，大都经历了一种天然的淘汰，大都是挑出来的尖子，大都是中人以上的人格。”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愿意做传教士的人都是精英，不论是信仰、知识、毅力等方面都超过常人，也唯此才能胜任这份工作。

晚清时，清政府并不允许全国自由传教，只有一些条约开埠的城市或允许的地区才能传教，也就是说当时外国人到中国来传教在有些地方还是非法的。不仅仅传教士，当时的景况是中国人把房子租给外国人都可能会犯杀头的罪。那时，中国人教外国人中文如果被发现，严重的话都要被判死刑。外国人来中国传教所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可以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但因为爱，他们愿意来到中国。

今天温州的基督教，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新教研究中都占有一席之地。温州被称为是“中国的耶路撒冷“，因基督徒的人口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温州不包括外来人口大约有760万，其中100-120万是基督徒，也就是说1/6至1/7是基督徒，应算是中国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地区了。温州基督教之所以今天有这样的状况，它是有历史渊源的，缘起于100多年前很多传教士的耕耘与奉献。

——苏慧廉之前的传教士：李华庆

苏慧廉并不是第一个到温州的传教士。1949年前曾有三个差会向温州派遣传教士，即使只是看苏慧廉所在的循道公会，在他之前，这个差会也曾派遣一个叫做李华庆英国人，他于1877年来过温州。可惜的是，他在华不到三年就因水土不服去世了。
大家现在可能觉得他怎么就会“水土不服“呢？你看，现在我们很多人出国，还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都活得好好的。大家不能用现在的状态及今天习以为常的全球化背景来思考这个问题，要回归到当时的历史。

130年前的英国，除了没有因特网，其物质生活条件，大概与今天的英国差别不大。苏慧廉出发来中国时，英国已经有地铁、并使用抽水马桶。而130年前的中国，与今天比又是怎样的呢？大家想一下就会有概念，几乎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他们从已经开始享受近现代文明的英国来到了既遥远又落后的中国，很自然是适应不了的。

李华庆来温州时，也就二十多岁，他在温州短暂的生命就像流星一样。在生命奄奄一息时，他的未婚妻从遥远的英国坐了三个月的船来到温州。本来她是打算来跟李华庆结婚的，没想到的是到了温州才发现未婚夫病得如此严重。当时温州连一家医院都没有，所以她就护送着未婚夫到宁波，不久李华庆就在宁波去世了，并埋葬在宁波。

李华庆当时就住在城西教堂里，这座教堂就是今天的温州年轻人结婚最想去、觉得很时尚的婚礼地点。安静下来想一想，如果当年李华庆没有病倒，他和未婚妻的婚礼如常举行，那么这位从英国远道而来的年轻女子将是温州历史上第一个穿白色婚纱的新娘。

（上图为今天城西教堂的风景。）

——温州最早的传教士：曹雅直

比李华庆更早来温的是内地会差遣来的一位传教士曹雅直，他于1867年抵达温州，比李华庆还早十年。中国基督徒如果不知道内地会的话，不配做基督徒。正是因为他们当年的服事和牺牲，才有我们今天的信仰。

曹雅直是个腿瘸的人。当年戴德生在英国招募传教士，他报名了。戴德生看到他，很惊讶，就问：“你一个残疾人，怎么能去中国呢？”他的回答是：“我没有看到两条腿的人愿意去。”这一句话打动了戴德生，他同意曹雅直加盟内地会，随后就去了中国。
他1867年到达温州，在这里服事了22年的时间，后来因为疾病回到法国治疗，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太太在法国埋葬了丈夫，半年后就因为放不下温州，又回来了。服事了五六年之后才转道美加。这就是当年传教士的精神。

——苏慧廉温州25年耕耘：教会人数近万
因为李华庆去世了，所以派苏慧廉来接班。他到温州时只有二十多岁，他从很遥远的地方来，在温州时很想念妈妈，于是就经常就给妈妈写信，这批信现在保存在伦敦大学图书馆，其中还夹了一张当时他的照片。这应该是他刚到温州不久的照片，可以看到他当时非常年轻。

苏慧廉来温州时，因为《烟台条约》已经签订，开埠城市中包括温州，所以可以在温州合法地传教了。李华庆去世时，他们这个教会系统内的信徒和慕道友的人数只有10个左右；苏慧廉离开温州时，他所在的教会系统，信徒和慕道友大约有1万人。

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不信教的也至少听说过基督教，知道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宗教是基督教，但即便是这样，我们带领一个人信主都仍旧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是在130年前，并带领1万人信教。对比一下就会知道，这是多大的功绩。

——苏慧廉创办了当地最早、最好的医院和学校

不仅仅传教辉煌，苏慧廉还建了温州最早的正规西医院。这家医院现在还在运行。它是当年浙南地区最早的西式医院，而且一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都还是浙南最好的医院。
查看资料的话，你会发现中国沿海地区，几乎每个城市，好的、历史悠久的医院几乎都是传教士建立的。

苏慧廉还创办了温州艺文学堂，当时也是温州城里最好的西式学校，温州近代很多的名人和重要人物是从这所学堂走出来的。可惜的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因为民族主义的浪潮，中国人把这所学堂关闭了。虽然已关闭了八九十年，但现在仍旧有很多温州人记得这所学堂，可见当时它是多么辉煌。

下面这张图是1903年10月20日艺文学堂新校园落成暨开学典礼。开学典礼上，另外一位传教士、也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人物——李提摩太专程到温州参加和祝贺。社会上很熟悉的、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本李提摩太的传记就是苏慧廉所写，他们俩是很好的同工。

——苏慧廉翻译出首本《温州方言圣经》

你在研究当时传教士时，会发现他们特别的聪明。首先他们本身就是出类拔萃的人，当时做传教士不是报名就可以的，要经过考试、选拔。同时，基督教相信的是当上帝呼召你做传教士时，祂会亲自使用你，给你恩赐、智慧和能力。

温州方言多年来都被排位全中国最难的方言前三名，被不少人戏谑为“鸟语”。它是一种很特别的方言，很少有外国人能把温州方言说得很好。

苏慧廉到温州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方言的问题，当时那个时代，不像我们现在大家都讲普通话。那时各地是不同的方言，说官话的不多。而且苏慧廉面对的是温州最底层的人，他们只会温州方言。他努力学方言，半年就能上台用温州话讲道了。这是他的回忆录里的记录，他写自己讲完道后，用温州话问台下的听众“你们听懂了吗？”

1894年，即他来温州11年后，他已经用温州话把四福音书及《使徒行传》全部翻译出来，这也是第一本温州方言版《圣经》。1902年，他把整本圣经新约翻译成温州话，这本书今天还在，剑桥大学图书馆保留一本，我曾专程去剑桥找出来读一读，当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保存了这么长的时间，总算找到一个可以读懂它的人了。“我笑着说：”是我来得太迟了。”

剑桥大学图书馆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一本苏慧廉的《圣经》，是我目前所见的全球唯一一本《新约·圣经》温州话翻译本。

——传教士对中国现代教育和文明的贡献

在温州服事了数十年之后，1907年他离开了温州。

（上图为离开温州时，苏慧廉与家人和同事合影。）

他22岁来到温州，在这里25年，这时也才40多岁，仍旧精力充沛可以继续服事，那为什么离开了？因为山西大学堂缺了校长。他受邀请担任山西大学堂的校长。

我们中国现在的教育模式也是西式的。比如，男女都接送教育。如果不是西方传教士，中国女子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可能今天仍旧裹着小脚，待在家里。中国女人开始不裹小脚就是因为传教士成立天足会，当时他们受到中国社会很大的反抗，中国人自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可是因为传教士的坚持，最后政府也响应了这样的呼吁，规定女人不再裹小脚……用心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所享受的很多都是神的恩典，只是我们都太习以为常了。

从利玛窦开始，传教士陆续把西方的教育模式引入中国。在苏慧廉那个时代，中国仅有三所官办大学，分别是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和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我补充一点，中国今天绝大多数重点大学，其前身或基础是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大学，这个重合率甚至可以达到95%。如果你上过的大学，其校史可追溯到传教士，那恭喜你，你的母校是重点大学。

中国的现代文明就是这样开创的，只是我们今天不知道或者不承认。

——山西大学建立的过程：传教士的牺牲与负担
那么，山西大学堂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为什么苏慧廉放弃温州几十年的服事，要去那里做校长呢？

当时的背景是义和团，现在的教科书提到义和团仍会说他们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但看那时候的历史材料，你会发现义和团的作为其实是很恐怖的。他们在大江南北杀人放火、烧杀抢掠。按今天的话说，就好比是昆明恐怖事件在全国各地一起发生。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民族主义的高潮，我们常常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同起来，其实这样等同是很危险的。民族主义是什么？前几年因为反对日本，中国人还在大街上烧丰田车。

历史上，义和团就是民族主义高涨时的一种表现。中国人开始看到自己的落后，并把这种落后归因于外国的侵略，于是第一个可做的就是把外国人赶走、杀掉，这是最解气的手段。当时，全国都在杀外国人，尤以山西最多。而在外国人当中，哪个群体最不抵抗？传教士，因为他们最顺服、对人最相信。

山西是李提摩太开拓的地方，当时已经有七、八个差会的几十位传教士在那里耕耘，山西当时的巡抚是毓贤。他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潮的人，不仅没有从人道、法制等角度考虑，保护外国人，还对传教士发起了蓄谋的屠杀。当时他下达一则公文，对山西境内的传教士说：“现在各地都不安全，所以想请你们集中起来到我这里，让我来保护你们”。传教士信以为真，于是就坐着驴车、马车从各地来到太原，他们没有想到是等待他们的是一场集体的屠杀。

就在1900年7月9日，农历六月十三日，毓贤亲自动手，就在他的衙门外杀死了这些传教士。他们当着母亲的面把孩子杀了，当着丈夫的面把妻子杀了，有的一家五口全部死亡。共有59名外国人被害，其中新教33人，天主教26人，还包括时任山西的主教艾士奇。

（上图中是曾经在山西传教的传教士们，他们后来在太原教案中丧生。）

这一天发生的血案很多国人不知道，山西地方志对此的记录也是模糊的，但是世界历史是以“人类历史上的惨案”来记录的。蓄谋杀害数十人让世界舆论哗然，为了使事态平息，李提摩太被当时的清政府请来做调停的工作，因为李提摩太在中国服事数十年，他的人格和怜悯赢得当地民众的肯定，有人称其是“活菩萨”。

面对如此的悲剧，解决方案，最根本的不外两点：处置凶手、赔偿损失。几个差会一起开会，第一个表态不要赔偿的是内地会。33个被害的新教传教士及家属中约1/4是内地会的，他们损失最大。但内地会说：“ 我们不要一分钱赔偿，这些人是为上帝殉道的，万事都有上帝的美意。”接下来差会一个个表态，有的希望赔偿，有的也放弃赔偿。关于处置匪首，最后确定的结论是他们只要处置一个人，那就是元凶毓贤，但在他们这样提之前，慈禧已将毓贤赐死，并把一切过错推到他身上。也就是说，差会们提的要求中其实没要一个人偿命。关于赔偿，最终确定的金额是五十万两白银，怎么赔偿呢？李提摩太说出他们的要求：一是这个钱分十年给，每年给五万，二是这笔钱没有一个传教士家庭和差会会领取，而是完全拿出来为山西创办一所大学。

李提摩太说：“山西为什么杀人呢，不就是因为不知道文明吗，不明白上帝的爱和恩典吗？那么用教育来改变野蛮吧。让我拿这十年年的分期赔偿办一所大学，让我管理十年，十年之后交还给山西，届时我们一张课桌都不会带走。”

山西大学堂就这样在1901年创办了，第一任校长叫敦崇礼，英国人，曾在陕西传教，很能干，但在任期第七年时不幸英年早逝了。需要有人接替剩下的三年办学期，于是李提摩太找到了苏慧廉。苏慧廉本来放不下温州的服事，但是他认为办大学是“大写的传教工作”，于是他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全家北上来到太原做校长。

1911年，山西大学堂在苏慧廉手上交给了山西政府，在他交还时，这个大学已经成为亚洲数一数二的大学。而且他在做山西大学堂校长期间，还把中国的《论语》翻译成了英文。今天我们中国人自己读《论语》似乎还有难度，他不仅读还翻译成英文，而且翻译得非常好，这本书后来收录在牛津的“世界经典丛书”里。

（上图为目前所保留的曾经山西大学堂的仅存的建筑）

（上图为文献资料中，曾经的山西大学堂的校门。）

——苏慧廉和传教士们“华中大学梦“的被迫中止

交还山西大学堂后，时间正好是1911年，不料几月后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来到了新的时代。苏慧廉此前已收到“华中联合大学”校长的聘书，他们知道他1911年将从山西大学堂卸任。创办华中联合大学是一个很大的计划，是当时许多差会和传教士的梦想。

那个时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大学基本是单个宗派创建的，现在他们希望联合各个宗派的力量，为中国办一所最好的大学，这就是华中联合大学的缘起。当时他们还组建了牛津剑桥联合计划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包括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最高水平的大学，如哈佛、牛津、多伦多大学等。

苏慧廉接下了校长的聘书，校长的首要任务是筹款，在接下的几年，他呕心沥血，四处奔走，为大学筹集到了30万英镑。可惜的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等强国都卷入其中，华中大学的梦想也被迫中止了。

如果当年华中联合大学建成的话，我们中国高校的局面会完全不一样，而苏慧廉这个人也会被记入中国史册，成为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当然也就轮不到我在100年后给他写传记了。

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毕业于牛津，她也热心中国的教育事业，希望追随父亲的脚步。晚清时，她在中国筹建了一所贵族女校——培华女校，林徽因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苏慧廉一战中对英法前线无数华工的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未派一兵一卒，未费一枪一炮，结果成了战胜国。凭什么？中国没有派出军队，但有数十万的底层劳工被送到英法前线做苦力。准确的数字有多少？没有统计。看法国的材料，这个数字大约为20多万人。因为他们都是来自中国，所以被称为是“华工“。华工当时的生活处境极为艰苦，大批人客死异国。现在去法国还能看到大批华工的墓碑。

这些人来自于中国最底层，现代文明不懂，甚至还随地大小便。他们多是文盲，写信也不会。怎么办？谁给他们提供帮助？当时北洋政府无暇顾及，也鞭长莫及，是谁帮助了他们？

英国的YMCA（基督教青年会）承担了这个工作。他们给这些华工扫盲、治病、提供后勤服务，比如帮助他们给家人写信，还提供了丰富的文体生活。

为什么英国的YMCA对这些华工有这么大的负担？因为英国YMCA宗教事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是苏慧廉，因为他对中国人很有负担，所以推动YMCA在英法前线服事这些可怜的华工。服事需要大量的义工，于是感召退下来的、曾经去过中国的传教士来做义工，人数还不够，于是招募正在海外留学的中国人，到英法前线帮助自己的同胞。这些人中就有后来成名、现在大家很熟悉的晏阳初、蒋廷黻、林语堂等。其中不少人就是因为这段经历改变了一生的轨迹，比如晏阳初从此立志做一个平民教育家。

——苏慧廉花甲到去世对中国的无名贡献

1920年，花甲之年苏慧廉来到牛津。他一生服务中国人，对中国十分了解，再加上极深的汉学造诣，获聘担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他是牛津史上第三位汉学教授，第一位是他的老师、也是著名的传教士理雅各。在这个位置上，苏慧廉一直做到1935年去世。

在做汉学教授的期间，他还进行了佛学研究，编撰了一本《中英佛学术语辞典》，到今天，研究佛学的人还离不开他编撰的这本辞典。

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是终身制的，苏慧廉1935年离世带来此位置的空缺，也使得陈寅格走上这个职位，成为历史上首个担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的中国人。

在牛津期间，他还做了一件对中国人很有益的事情。1901年签定的《辛丑条约》，我们只是看到教科书上说中国被迫赔偿4亿两白银，一人一两，压得中国人喘不过气来。其实，这笔赔款分39年偿还，并且美国后来带头，陆续退回部分赔款。美国退回的庚款用作中国人赴美留学的费用，当时还创办了留美预备学堂，就是现在的清华。中国从中获益的人不少，其中就包括胡适。

英国1926年前后也决定退回部分庚子赔款，当时英方和中国各出三人，组成委员会，具体商办此事。英方三人，具体办事的就是苏慧廉，中方对应的则是胡适。有一本香港商务出版的书，图片来自胡适的私人相册，在这本相册里，我看到他和当时处理庚子赔款的其他五人的合影，虽然合影中没写出各人的名字，但我一看照片知道，右边第一人是苏慧廉。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正面的苏慧廉形象。

1935年，74岁的苏慧廉在英国牛津去世。

（上图为苏慧廉的墓位于牛津的玫瑰山墓园。）

——苏慧廉妻子路熙的故事：那个时代传教士的爱情

苏慧廉的妻子路熙（Lucy）的故事也值得关注。根据Lucy晚年的回忆录，1884年，她准备远赴温州与苏慧廉结婚，正与苏慧廉家人告别准备启程时，突然收到苏慧廉从中国来的电报。电报上说，温州刚刚发生了“甲申教案”，本来已经预备好的新房及教堂，都被当地的人烧了，自己也正避难上海，他对未婚妻说，不要来了。

但是路熙在回忆录里面这样记着，如果我不去的话，这个年轻人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于是她毅然前往，1884年底两人在上海结婚，次年元旦即抵达温州。他们后来一起在温州生活了25年，两个孩子也都出生在中国。这就是那个时代传教士的爱情。

1911，辛亥革命，1912，“北京政变”。此后时局动荡，路熙也离开了中国。回忆录中她这样总结：“我在中国的经历，以暴乱始，以革命终。中国的生活很有价值吗？的确很有价值。“ 这是她晚年的回答。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传教士，为中国奉献的青春、担当和对中国的爱。

（本文由基督时报根据沈迦现场讲座口述整理而成，并经本人审定。独家稿件，欢迎个人分享并注明来源与链接，其他媒体与平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