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男人结婚成家，媳妇就成为这个家庭的外来人口，在新组成的核心家庭和大家庭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张力，这种张力随着外在环境的改变也表现着不同的形式。笔者有幸通过母亲的口述和童年的经历，将这一段时间的婆媳关系史整理出来。当然这仅限于我们那个村庄的案例，至于是不是普遍现象，留给读者去评判。

我奶奶的邻居嫁过来的时候还是旧社会，那时候媳妇没有什么地位，当然媳妇的地位取决于娘家人的势力，娘家有财有势的，媳妇在婆家也被高看一眼，因为娘家不仅物质上可以接济婆家，在政治势力上也可以将婆家人击垮，但是对于那些双方势力均等的人家，媳妇就没有什么优势。奶奶的邻居，我们暂称李老太吧，娘家是个农民，没什么土地，家境和婆家一样贫穷，所以在婆媳中处于服从地位。母亲讲过一件事情，这是李老太亲口所说众多事情中的一件。结婚后不久，李老太回娘家，当然那是农闲时期，对于纯粹种粮食的生产模式来说，一年忙碌的时候只有两个时候，就是种和收，这两个时期加起来也不过四个月，其他时间都是农闲。面对回娘家的媳妇，婆婆给的政治任务就是纺纱，在起身的当天给媳妇称好棉花，交代几天回来，回来的时候这些棉花要纺出纱来。等到媳妇从娘家回来的时候，婆婆把纺好的纱过秤，发现少了一两，婆婆很生气，认为媳妇娘家人克扣了棉花，大闹一顿，结果媳妇娘家人不得已只能把纱再补回来，这件事才算了结。在那个时候，婆婆一般有很大的权力，媳妇是不能反抗的，哪怕和婆婆顶嘴也不允许，除此之外只有一条解脱的途径就是自杀，但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十年的媳妇熬成婆，这些都反映当时真实的情况，这两句话也成为媳妇痛苦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力量，所以那个时代虽然媳妇受到很大压制，当他们做了婆婆的时候也要这么做，在那个环境中，婆婆已经形成一个固有的身份。配合婆婆权势的是村庄舆论，一旦这个媳妇被打上不孝顺的标签，她就会成为村里茶余饭后消遣的主题，即使与邻居因为小事吵架，也被骂“没老没少”，将来有了儿子也不好找媳妇，对于那个婚姻半径只有10公里的时代来说，这的确是个巨大的潜在危机。所以那个时代李老太选择的是忍耐。只是到她娶儿媳妇的时候，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我的伯母是远近闻名的精明人，与人吵架没有输过的。因为她家的势力强大，在我奶奶那边没受什么委屈。伯母娘家是大马子，大马子就是响马，当地的土匪，结伙成队去抢劫的帮派，在赛珍珠的《大地》里主人公王龙的叔叔就是大马子，所以王龙始终害怕他，无偿供他吃穿。堂哥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他结婚的时候是70年前后，堂嫂娘家家境一般，加上堂嫂性格懦弱，所以堂哥和伯母从来没有分家，可能是因为只有一个儿子的缘故，所以堂哥一辈子就和伯母家生活在一起。伯母在我记事起虽然强悍，但只要不涉及家庭主权的问题伯母就不会难为大嫂，只要经济大权在握，对待堂嫂还是不错的，不像李老太的婆婆。虽然如此，堂嫂性格的懦弱在经过长期的抑郁之后，终于在四十岁上下脑溢血，最后半身瘫痪。这个时候物质生活已经慢慢好转，不再像以前那么贫乏，人和人之间那种紧张的争夺关系也有所缓和。村里通了广播，加上每个月一次的露天电影，婆媳关系不再是村民议论的核心话题。

我的邻居叫老黑，姓邱，因为曾经和我父亲一起用平板车贩卖石头时，我父亲救过他的命，所以我们关系颇好，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是老大，结婚的时候我五岁，那是八十年代中期，也是田地承包到户的第五年，全村已经没有饥饿的迹象，饥饿已经进入大家的回忆中。老黑的儿媳妇是拖拉机拉过来的，拖拉机后面拖个大车厢，用席子搭个帐篷，新娘子坐在里面，外面是伴娘围着。这比李老太被老公牵个毛驴就嫁过来风光多了。新媳妇过门不仅带来嫁妆，还带来土地，她的责任田也随着户口迁过来，这又是与李老太的不同之处。婚后不久，过了蜜月期，他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分家，因为老黑还有一个女儿要嫁，媳妇觉得过日子再辛苦不能给小姑子作嫁妆，并且现在自己也有了土地，脱离大家庭，营造自己的核心小家庭才是必须的事情。他们结婚是农闲的腊月，到了开春就要吵着分家，在李老太和我伯母那个时代，独生儿子是不能分家的，分家即为不孝顺，四世同堂还是普遍的理想状态。到了老黑媳妇，哪怕独生子也要分家已经形成一种趋势，这其中媳妇起主导作用。面对媳妇提出分家的要求，婆婆们显得极不适应，“不孝顺”这个时候成为婆婆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大家聚到一起就是诉说媳妇的不好。老黑媳妇春节一过，就闹着分家，大吵大闹，叫来了妇女主任，村长，生产队长等官方人士，最后不得已婆婆同意分家，把责任田、粮食人均分配，债务也一样分配，另外再给新家庭启动资金，分好家之后，婆媳并没有消停过，婆婆总是看媳妇不顺眼，横挑眉毛竖挑刺，但是媳妇并没有屈服。虽然分家但是还在一个院子里过日子，再怎么不顺眼也要过下去。八十年代中期村里年轻人开始做生意，当然也就是贩卖大米。老黑儿子和媳妇也在农闲时期做起生意，老黑女儿也去做了生意，未出嫁的女儿抛头露面，和男人们一起起早摸黑用自行车载大米卖，被村里老人们诟病，只要她从家出来，凡看到的没有不指指点点的。婆婆开始是和人讲媳妇的不是，后来干脆不论遇到谁就开始哇哇哭泣，觉得自己命不好摊上这样的媳妇。当婆婆由诉说到哭泣的时候，村子里做生意的未婚女孩开始增加，几乎一半的女孩都去做生意了，她们成为反面教材，后来八十年代后期因为堂哥女儿与生意伙伴谈恋爱，堂哥喝农药自杀未遂。过年的时候村里男丁都要给老年人拜年，不论是否同一姓氏，老黑媳妇面对每一个给自己拜年的人都要哭诉一番，拿出碗来说过年只给自己盛一碗饺子，吃不饱，等等。其实他们住一个院子，媳妇家的厨房并没有锁门，甚至连门都没装，婆婆吃完自己去装一碗完全没人反对，田里种的蔬菜也没装铁丝网，婆婆自己出去挖一篮子蔬菜也没有问题，只是媳妇不会把饭烧好端到床前罢了，婆婆年纪轻轻，这些动手就可以做的，所以婆婆的反应完全是面对媳妇崛起的不适应。这个时候村里的舆论开始分裂，年轻人，那些刚成家不久的媳妇，那些没有做婆婆的妇女完全没有把老黑媳妇的遭遇当作多大的事情，他们最多也就说一句，婆媳矛盾双方都有不好。倒是那些做了婆婆的老年人比较热心，倾听，议论，哀叹，完全引起共鸣。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十年间，村里最经常发生的吵架就是分家和婆媳矛盾。我的一个堂嫂也是那个时候喝农药自杀的，前面说到的堂嫂也是同一年脑溢血去世的。这个十年是婆媳冲突最大的时期，好不容易熬成婆的媳妇发现自己到头来还要受媳妇的气，这十年真是白熬了。媳妇因为经济地位的独立，也就敢于争取自己的家庭主权。这时的婆媳冲突完全是家庭支配权的冲突。

到了打工潮兴起的2000年，婆媳关系就发生质变了。我的堂弟结婚之前就出去打工，后来介绍隔壁村的女孩，结婚的时候是2010年前后了，结婚之后夫妻双方出去打工，第二年有了孩子，孩子就留给婆婆照顾，自己依然出去，后来生了二胎，加上堂哥脑血栓，媳妇就留在家里。他们谈不上分家，媳妇嫁来的时候除了作为嫁妆的家具之外，再无它物。大概2000年开始女儿出嫁已经不带责任田了，因为可以出去打工，田地已经没人关注。他们结婚后也不关心分家，因为自己的经济自己完全做主，与田地没有多少关系，所以婆媳矛盾也就无法产生。婆婆已经不能再要求媳妇把打工的钱上交了，整个村子舆论已经不关注不孝顺这个话题。因为可关注的事情太多。生了二胎，媳妇回家之后，妹妹已经出嫁，公公需要人照顾，但是婆婆尚且年轻，身体也不错，照顾公公没有问题。所以媳妇回家后，先把田地分开，在别的地方给公婆建造了房子，让他们分出去住，需要看病去看病，没有粮食给粮食，就是不要住在一个院子里。用村里老年人的话说，把老爹老娘赶到南地去了。但是村子里已经没人再去关注他们，也没人议论他们是不是不孝顺，对于婆婆来说这只能接受，不能提异议。因为在物质上不缺乏。虽然在精神上不会像以前一样享受凡事请示汇报的婆婆权柄。

到了今天，媳妇已经在核心家庭中占有主权地位，也很少有因为分家吵架的，或者结婚之后不分家的。如果有不分家的情况，也是媳妇掌握经济大权，但是不分家的不多。往往是婆婆年老多病，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媳妇把她接到家里照顾。所以当我另一个堂哥在父母提出分家，他哭哭啼啼不愿意分的时候，受到左邻右舍的嘲笑，认为他是假惺惺的孝顺。

社会在不断变迁，城市化加快了这个变迁的速度，虽然我们村婆媳之间愈来愈独立，按照传统文化是越来越不孝顺，但是这个过程依然无法阻止。在笔者看来这恰是进步，因为核心家庭取代主干家庭已经无法逆转。婆媳关系唯有在这个时候也才是健康的。

城市，颠覆了农村的社会结构。

   当一个男人结婚成家，媳妇就成为这个家庭的外来人口，在新组成的核心家庭和大家庭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张力，这种张力随着外在环境的改变也表现着不同的形式。笔者有幸通过母亲的口述和童年的经历，将这一段时间的婆媳关系史整理出来。当然这仅限于我们那个村庄的案例，至于是不是普遍现象，留给读者去评判。

我奶奶的邻居嫁过来的时候还是旧社会，那时候媳妇没有什么地位，当然媳妇的地位取决于娘家人的势力，娘家有财有势的，媳妇在婆家也被高看一眼，因为娘家不仅物质上可以接济婆家，在政治势力上也可以将婆家人击垮，但是对于那些双方势力均等的人家，媳妇就没有什么优势。奶奶的邻居，我们暂称李老太吧，娘家是个农民，没什么土地，家境和婆家一样贫穷，所以在婆媳中处于服从地位。母亲讲过一件事情，这是李老太亲口所说众多事情中的一件。结婚后不久，李老太回娘家，当然那是农闲时期，对于纯粹种粮食的生产模式来说，一年忙碌的时候只有两个时候，就是种和收，这两个时期加起来也不过四个月，其他时间都是农闲。面对回娘家的媳妇，婆婆给的政治任务就是纺纱，在起身的当天给媳妇称好棉花，交代几天回来，回来的时候这些棉花要纺出纱来。等到媳妇从娘家回来的时候，婆婆把纺好的纱过秤，发现少了一两，婆婆很生气，认为媳妇娘家人克扣了棉花，大闹一顿，结果媳妇娘家人不得已只能把纱再补回来，这件事才算了结。在那个时候，婆婆一般有很大的权力，媳妇是不能反抗的，哪怕和婆婆顶嘴也不允许，除此之外只有一条解脱的途径就是自杀，但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十年的媳妇熬成婆，这些都反映当时真实的情况，这两句话也成为媳妇痛苦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力量，所以那个时代虽然媳妇受到很大压制，当他们做了婆婆的时候也要这么做，在那个环境中，婆婆已经形成一个固有的身份。配合婆婆权势的是村庄舆论，一旦这个媳妇被打上不孝顺的标签，她就会成为村里茶余饭后消遣的主题，即使与邻居因为小事吵架，也被骂“没老没少”，将来有了儿子也不好找媳妇，对于那个婚姻半径只有10公里的时代来说，这的确是个巨大的潜在危机。所以那个时代李老太选择的是忍耐。只是到她娶儿媳妇的时候，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我的伯母是远近闻名的精明人，与人吵架没有输过的。因为她家的势力强大，在我奶奶那边没受什么委屈。伯母娘家是大马子，大马子就是响马，当地的土匪，结伙成队去抢劫的帮派，在赛珍珠的《大地》里主人公王龙的叔叔就是大马子，所以王龙始终害怕他，无偿供他吃穿。堂哥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他结婚的时候是70年前后，堂嫂娘家家境一般，加上堂嫂性格懦弱，所以堂哥和伯母从来没有分家，可能是因为只有一个儿子的缘故，所以堂哥一辈子就和伯母家生活在一起。伯母在我记事起虽然强悍，但只要不涉及家庭主权的问题伯母就不会难为大嫂，只要经济大权在握，对待堂嫂还是不错的，不像李老太的婆婆。虽然如此，堂嫂性格的懦弱在经过长期的抑郁之后，终于在四十岁上下脑溢血，最后半身瘫痪。这个时候物质生活已经慢慢好转，不再像以前那么贫乏，人和人之间那种紧张的争夺关系也有所缓和。村里通了广播，加上每个月一次的露天电影，婆媳关系不再是村民议论的核心话题。

我的邻居叫老黑，姓邱，因为曾经和我父亲一起用平板车贩卖石头时，我父亲救过他的命，所以我们关系颇好，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是老大，结婚的时候我五岁，那是八十年代中期，也是田地承包到户的第五年，全村已经没有饥饿的迹象，饥饿已经进入大家的回忆中。老黑的儿媳妇是拖拉机拉过来的，拖拉机后面拖个大车厢，用席子搭个帐篷，新娘子坐在里面，外面是伴娘围着。这比李老太被老公牵个毛驴就嫁过来风光多了。新媳妇过门不仅带来嫁妆，还带来土地，她的责任田也随着户口迁过来，这又是与李老太的不同之处。婚后不久，过了蜜月期，他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分家，因为老黑还有一个女儿要嫁，媳妇觉得过日子再辛苦不能给小姑子作嫁妆，并且现在自己也有了土地，脱离大家庭，营造自己的核心小家庭才是必须的事情。他们结婚是农闲的腊月，到了开春就要吵着分家，在李老太和我伯母那个时代，独生儿子是不能分家的，分家即为不孝顺，四世同堂还是普遍的理想状态。到了老黑媳妇，哪怕独生子也要分家已经形成一种趋势，这其中媳妇起主导作用。面对媳妇提出分家的要求，婆婆们显得极不适应，“不孝顺”这个时候成为婆婆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大家聚到一起就是诉说媳妇的不好。老黑媳妇春节一过，就闹着分家，大吵大闹，叫来了妇女主任，村长，生产队长等官方人士，最后不得已婆婆同意分家，把责任田、粮食人均分配，债务也一样分配，另外再给新家庭启动资金，分好家之后，婆媳并没有消停过，婆婆总是看媳妇不顺眼，横挑眉毛竖挑刺，但是媳妇并没有屈服。虽然分家但是还在一个院子里过日子，再怎么不顺眼也要过下去。八十年代中期村里年轻人开始做生意，当然也就是贩卖大米。老黑儿子和媳妇也在农闲时期做起生意，老黑女儿也去做了生意，未出嫁的女儿抛头露面，和男人们一起起早摸黑用自行车载大米卖，被村里老人们诟病，只要她从家出来，凡看到的没有不指指点点的。婆婆开始是和人讲媳妇的不是，后来干脆不论遇到谁就开始哇哇哭泣，觉得自己命不好摊上这样的媳妇。当婆婆由诉说到哭泣的时候，村子里做生意的未婚女孩开始增加，几乎一半的女孩都去做生意了，她们成为反面教材，后来八十年代后期因为堂哥女儿与生意伙伴谈恋爱，堂哥喝农药自杀未遂。过年的时候村里男丁都要给老年人拜年，不论是否同一姓氏，老黑媳妇面对每一个给自己拜年的人都要哭诉一番，拿出碗来说过年只给自己盛一碗饺子，吃不饱，等等。其实他们住一个院子，媳妇家的厨房并没有锁门，甚至连门都没装，婆婆吃完自己去装一碗完全没人反对，田里种的蔬菜也没装铁丝网，婆婆自己出去挖一篮子蔬菜也没有问题，只是媳妇不会把饭烧好端到床前罢了，婆婆年纪轻轻，这些动手就可以做的，所以婆婆的反应完全是面对媳妇崛起的不适应。这个时候村里的舆论开始分裂，年轻人，那些刚成家不久的媳妇，那些没有做婆婆的妇女完全没有把老黑媳妇的遭遇当作多大的事情，他们最多也就说一句，婆媳矛盾双方都有不好。倒是那些做了婆婆的老年人比较热心，倾听，议论，哀叹，完全引起共鸣。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十年间，村里最经常发生的吵架就是分家和婆媳矛盾。我的一个堂嫂也是那个时候喝农药自杀的，前面说到的堂嫂也是同一年脑溢血去世的。这个十年是婆媳冲突最大的时期，好不容易熬成婆的媳妇发现自己到头来还要受媳妇的气，这十年真是白熬了。媳妇因为经济地位的独立，也就敢于争取自己的家庭主权。这时的婆媳冲突完全是家庭支配权的冲突。

到了打工潮兴起的2000年，婆媳关系就发生质变了。我的堂弟结婚之前就出去打工，后来介绍隔壁村的女孩，结婚的时候是2010年前后了，结婚之后夫妻双方出去打工，第二年有了孩子，孩子就留给婆婆照顾，自己依然出去，后来生了二胎，加上堂哥脑血栓，媳妇就留在家里。他们谈不上分家，媳妇嫁来的时候除了作为嫁妆的家具之外，再无它物。大概2000年开始女儿出嫁已经不带责任田了，因为可以出去打工，田地已经没人关注。他们结婚后也不关心分家，因为自己的经济自己完全做主，与田地没有多少关系，所以婆媳矛盾也就无法产生。婆婆已经不能再要求媳妇把打工的钱上交了，整个村子舆论已经不关注不孝顺这个话题。因为可关注的事情太多。生了二胎，媳妇回家之后，妹妹已经出嫁，公公需要人照顾，但是婆婆尚且年轻，身体也不错，照顾公公没有问题。所以媳妇回家后，先把田地分开，在别的地方给公婆建造了房子，让他们分出去住，需要看病去看病，没有粮食给粮食，就是不要住在一个院子里。用村里老年人的话说，把老爹老娘赶到南地去了。但是村子里已经没人再去关注他们，也没人议论他们是不是不孝顺，对于婆婆来说这只能接受，不能提异议。因为在物质上不缺乏。虽然在精神上不会像以前一样享受凡事请示汇报的婆婆权柄。

到了今天，媳妇已经在核心家庭中占有主权地位，也很少有因为分家吵架的，或者结婚之后不分家的。如果有不分家的情况，也是媳妇掌握经济大权，但是不分家的不多。往往是婆婆年老多病，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媳妇把她接到家里照顾。所以当我另一个堂哥在父母提出分家，他哭哭啼啼不愿意分的时候，受到左邻右舍的嘲笑，认为他是假惺惺的孝顺。

社会在不断变迁，城市化加快了这个变迁的速度，虽然我们村婆媳之间愈来愈独立，按照传统文化是越来越不孝顺，但是这个过程依然无法阻止。在笔者看来这恰是进步，因为核心家庭取代主干家庭已经无法逆转。婆媳关系唯有在这个时候也才是健康的。

城市，颠覆了农村的社会结构。